两首词的下片一开始并无不同。从“和云流出空山”，到“洗尽花香不了”都是在写“春水”，以及由春水而发的感慨。到“新绿乍生时”“犹忆那回曾到”，则已进入叙事，即诗人对耿耿心头的那件往事的回忆。在这里“余情渺渺，茂林觞咏如今悄”，与“伤觞事杳，茂林应是依然好”，粗看意思相同，都是在用王羲之兰亭流觞的典故。但是如果结合“荒桥断浦”、结合诗人经历，以及当时曾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事件细加分析，就不难发现，它实际上是在向人叙述一段悲怆的历史。原来，入元之后，绍兴的宋陵曾被元僧盗发，帝、后的骨殖竟与猪狗的骨头混杂，情况惨不忍睹。有一批遗民，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进行重新安葬。后来，他们又以结诗社、同题分咏的形式，以咏物为掩护，悲歌哀悼，寄托他们的哀思，并结集编成《乐府补题》。作为南宋名门的后代，张炎也参与了这种题咏，恰恰正是这一活动，才是“觞咏”真正含意所在，明白了这一点，那么“茂陵”的含义也清楚了，它是喻指那批遗民所偷偷建成的“帝陵”。一旦明白了此中的奥妙，那么，“别本”中那段“伤觞事杳，茂林应是依然好”的意思也清楚了，它显然是曲折地表达了诗人对那段刻骨铭心往事的追怀，以及对帝陵的关心和祈祷。作品也因此在“余情渺渺”的追怀之外，更多了一份沉甸甸的失落与悲痛，它所表现的内涵，也因此要比“别本”更加深沉。

　　由于所表现的情怀、感慨不尽相同，所以，词的结句也显示出了两者间的差异。“别本”在“试问清流在否”的发问中，更多地是表现了诗人对当年的那批志同道合的关切。“心碎浮萍”更多地抒发了由此而触发的故国之思、亡国之痛。这里还涉及到了另一个典故问题：“刘郎”、“碧桃”，最容易令人联想起的是刘禹锡的诗句：“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6]。而将“春水”词视为是张炎早期作品，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此。其实，这里所谓的那个“归去”的“刘郎”，是喻指业已倾覆了的南宋小朝庭。从历史上看，南北朝时的刘裕曾于江南一隅建立过一个小朝庭，史称刘宋。而从文学修辞中的借代角度看，将刘裕所建立的刘宋王朝称之为“刘郎”，也未尝不可。至于中国历史上的刘宋、赵宋两个王朝，虽然姓氏不同，但国号却相同。舍其不同，取其相同地将“刘郎”比作南宋小王朝，正反映了作为遗民的张炎用心之良苦。值得指出的是，张炎不止一处将亡宋喻作是“玄都”观里的“刘郎”，在另一首《还京乐·送陈行之归吴》曲子中，诗人便以“休忘了玄都前度”，劝人不要忘记前朝。至于“溪上碧桃”，这里显然倒是用了刘禹锡诗意，借以讽刺那些降元的小人（对这种冷嘲热讽，在张炎词中更为常见）。所以，对于“通行本”来说，在“刘郎”“碧桃”的别出心裁的典故运用中，诗人在对先朝的缅怀、对遗民友人的怀念的同时，更流露出对降元小人的不屑与讥刺。这种含意，显然也是“别本”所缺乏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和前面的“翻笑东风”相呼应，无疑使“通行本”无论在作品的结构技巧，还是在主题的提炼上都要高出“别本”一筹。

　　从“春水”一词两种版本之间艺术表现手法差异的分析，借助对其中典故含义的发掘，我们发现，“通行本”无论是在艺术手法上，还是思想深度上，都有要比“别本”显得更成熟、凝炼。所以，在这两种版本之间，它们的问世先后，与传统说法恰恰相反。正确地说，应当是“别本”写成于前，“通行本”改定于后，而两者又全是作者在入元之后所作。关于这一看法，我们还可以从其它遗民词人的同题作品中找到旁证。比如，王沂孙就也有一首题为《南浦·春水》的词，而这首“故国之思甚深”[7]的曲子词，与张炎的“春水”词，在意境与思想感情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很可能是“同题觞咏”中同时所作。

注释：

[1]杨海明《张炎词研究》，齐鲁书社本，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