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今人程千帆先生在《程氏汉语文学通史》一书中提出《文心雕龙》是“刘勰的子书”的观点。[4]（P97）笔者认为这一说法与全书的主体内容不符，更与刘勰的初衷有出入。仔细通读全书，可以看出刘勰倾向于将《文心雕龙》归为“论”体，同时他又赋予它以独特的“论”体特征，即它是“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的。这一定义既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论”，也有别于战国、两汉时期的子书。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序志》、《论说》和《诸子》中找到明确的答案，先来说诸子散文与《文心雕龙》的异同。
1．《文心雕龙》与诸子散文
首先，论作为“述经”的文体，它在源头上就与子书不同，刘勰认为春秋时期的老子和孔子二人即是“经子异流”（《诸子》）的分水岭，他甚至抬出《论语》，把它作为以“论”命名的“论体”的开端。实际上《论语》的“论”字是“论纂”的意思，与议论文根本不相关联，而且《论语》早在东汉时期就被确立为“经”。《文心雕龙》硬是要把它归属到“述经”的传注体（相对经书而言）中，一方面的原因是刘勰沿袭了传统的观念，认为孔子是“素王”，如章学诚所说“大抵为典为经皆是有德有位……夫子有德无位……故《论语》、《孝经》皆为传而非经”，[5]（P139）更主要的恐怕在于刘勰认为孔子的功绩就在“述训”、“述经”，这是孔子能够集大成的基础。刘勰以述经为己任，他的内心深处是以孔子为人生理想的榜样的，所以他很自然地把孔子门人辑录的《论语》作为同属“论体”的《文心雕龙》的渊源，这是在“溯源流”的方面为《文心雕龙》的集大成思想找依据。可以说尽管有些地方与事实不符，他还是有意为之，可见刘勰寄予《文心雕龙》以很大的期望。
其次，《文心雕龙》与子书在内涵上不同。尽管一个主张“博明万事”，一个追求“弥纶群言”，两者在内容的包容性和广延性上具有相似性，都贵博尚通。但诸子往往以“万事”为宗，“蔓延杂说”（《诸子》），内容驳杂却又大而无当，缺少焦点关注和理论的针对性。有鉴于诸子散文的这一不足，刘勰加强了论述的理论和现实针对性，《文心雕龙》“弥纶群言”的目的就在于“适辨一理”，它将“博见”和“贯一”合而为一，“博见”是“馈贫之粮”，它有助于拓宽学术视野，补救见识的贫乏；“贯一”是“拯乱之药”（《神思》），能够“救济时病”、“裨补时缺”，刘勰针对六朝文学弊病开出的药方就是宗经体要。“博见”的目的在“能一”，“博而能一”这既体现了刘勰一贯的集大成思想，又彰显了他浓厚的现实主义人文关怀。刘勰始终心系当代文坛，《文心雕龙》讨论的一系列问题都以解救文坛弊病为旨归，突出了理论的现实针对性。基于上面的理解，我们也就不会认同清代学者李安民以“弥纶群言”为刘勰的“自命”这一偏颇的认识了。[6]（P164）
2．《文心雕龙》与“近代论文”
“近代文论”中不论是李充《翰林论》的“论贵于允理”（《太平御览》卷五百九十五）、曹丕《典论·论文》的“书论宜理”，还是《文赋》的“论精微而朗畅”（李善注：论以当为宗）[7]（P462）、萧统《文选序》的“论则析理精微”，与《文心雕龙》相同的地方在于它们关注的焦点都是“研精一理”，把研究“为文之用心”作为自己的立脚点。但同中有异，尽管大家都“以当为宗”，刘勰认为“近代文论”的“研精一理”没有结合文学现状，这样的文论往往成了“无益后生之虑”的“泛议文意”，缺乏理论生成的现实针对性。刘勰祭出的“体于要”这一撒手锏成为它与“近代文论”最大的一个差别。《文心雕龙》有别于传统文论的另一个因素在于它是“折中”原则基础上的“研精一理”，刘勰摒弃比较容易撰写的“铨序一文”，力主“弥纶群言”，努力搜求各种意见，综合各家观点，始终强调论的包容性。《文心雕龙》的包容性极强，各种文体尽纳其中，史、论、评、注熔于一炉，《神思》、《风骨》、《声律》诸创作方法交相辉映。不论是论述内容还是论述方法、篇章体例，《文心雕龙》都大量继承了前代文论、文学、学术的精华。我们知道刘勰的“文体论”大致有四个组成部分：（1）“释名以彰义”、（2）“原始以表末”、（3）“选文以定篇”、（4）“敷理以举统”。郭绍虞认为其中的“ 1、4项同陆机，而疏解稍详”，“2项同挚虞而论述较备”，“3项又略同《典论》、李充《翰林论》而评断较充分”。[8]（P65）可见《文心雕龙》是建立在前人基础上的集大成之作，它的“论”体既“精”又“博”，做到了理论的针对性和包容性的统一。
3．《文心雕龙》与今古文经学
刘勰在《序志》篇提到“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要阐明圣人的思想，最好的途径是给经书做注解，但是东汉的马融、郑玄等大儒已经作了精深的阐述，刘勰感到自己未必能超过他们，成就一家之言。其实这只是谦辞，不能做实理解。我们知道尽管汉代的今古文之争在南朝余响犹存，但它已不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士大夫文人已经能够超然地对待这一论争了。我们无法把刘勰定位为其中的某一派，通观《文心雕龙》，我们只能说刘勰在这场论争中稍微倾向于古文经学。首先，他肯定了古文经学家毛公、孔安国、郑玄、马融的注经事业，认为“毛公之训《诗》，安国之传《书》，郑君之释《礼》……要约朗畅，可为式矣”（《论说》）。与今文经学支离蔓衍、琐碎繁杂，一部经书章句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的情况相比，古文经学治学严谨，注解相对简洁明晰，比较能够被人接受和理解。但是今古文经学在专事注经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这种专注经书的“章句之学”自东汉后期就渐渐为文人学者所抛弃，即便是郑玄也被批评为“通人颇讥其繁”（《后汉书·张曹郑列传》）。“通人”成为塑造知识分子的样板，为时流所追捧，南朝刘宋时期的范晔在《后汉书》中罗列了许多“通人”学者：王充“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卢植“能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守章句”，桓谭“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9]（P702）这种潮流在齐梁时期依然十分流行，《颜氏家训·勉学》称“空守章句，但诵师言，施之世务，殆无一可。故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为贵，不肯专儒”，裴子野《雕虫论》则称“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受此学风影响，刘勰虽然没有否定马郑诸儒的注经，他在《书记》等篇中甚至花费很大精力进行文字训释工作，但他“反对繁琐的‘章句之学'…连专事注解也不赞成”。[10]（P218）郑玄他们的“章句之学”已不合时宜，不为时用，再也不能承担起在六朝“敷赞圣旨”的重任了。而要继承孔子的集大成精神，做到“述经叙理”、“述圣通经”，行“门人追记”（《论说》）之功，在刘勰看来主要途径就是“论文”，做到“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铨文则与叙引共纪”（《论说》），这才是“论家之正体”（《论说》）。可以说所处时代的不同，所面临的文学现实的差异以及个人理想追求的异趣决定了他不能因循马融、郑玄的注经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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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3] 裘锡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 [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 ．
[4] 程千帆、程章灿．程氏汉语文学通史 [M]// 程千帆全集：第 12 册．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5] 章学诚．文史通义 [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6] 黄霖．文心雕龙汇评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7] 萧统．昭明文选（上册） [M]．李善注．北京：京华出版社，2000．
[8]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9] 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下册）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0] 蒋祖怡．《序志篇》疏证（文心雕龙论丛） [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