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点需要补充，吴应箕除了从面上论述社会政治与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外，还具体到科举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典文之司惟资序是及，而妙选之令无闻得隽之文，以浮华见荣，即淹通之士罕遇，上下相化，法日苟简，文益卑靡。”（《楼山堂遗文》卷四《崇祯癸酉科牍序》）所以士人揣摩时习蕲以动悦有司，操不然之说以冀幸，世风与文风相系，促成了文风的变化发展。
其次，吴应箕在论述文学发展的外因时，他不仅注意到宏观的社会政治文化对文学的影响，还注意到了中观的地域文化风气和微观的个人因素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天下之文不过数方，方不过数人。方则有井邑之异，人则有后先之殊。要有其人焉而方以重，有其方焉而天下以传。然所谓方与人者，盖合疆域、时代而统言之也，非其一邑一家之谓也。而亦有一邑一家者，则河南之有商丘，商丘之有侯氏，非乎商丘特一方中之方耳。而其人兴于一时，且起于同产者，吾所知有吴焉，有徐焉，有张焉，有刘焉，有常焉，之数家者，非高籍，咸之声即著机云之誉，斯已异矣，而莫盛于侯氏。（《楼山堂遗文》卷五《侯叔岱序》）
天下之文有盛于吴哉？夫文者不以地者也。虽僻壤小邑，有作者起，尝能以其言为世则焉，然有几乎？即所称文章之区矣，一唱群和，本无有绝类出者，而自标置曰：是吾国之风也。如此者天下亦有数方矣。有识者至弃之，以为此名其乡语耳。世岂有不相错而成文者哉？予尝以两者相提而论，然后乃知天下之文莫盛于吴者也。吴，故大都，天下由以视风会焉。其文尝使他方一人为之足为其地重，而吴则称十数家而未尽其隽少，相望者向使学一先生之言，亦岂不斐然乎？（《楼山堂遗文》卷三《吴文咸集序》）
传统文论中在谈到地域时，多以此来论文学风格的地域差异。在明代文社林立，流派蜂起，地域文学特色日益明显，造就了一个又一个文学旗手，这无疑引起了诗论家的关注与思考。吴应箕在此除了揭示文学发展地域的不平衡外，还从地域与个人的角度思考了它们对文学发展的影响，这无疑比传统文论更进了一步。
第一、虽然他说“文者不以地者也”，但他认为吴为文章之区，又为故大都，文人会集，一唱群和，相错成文，“天下由以视风会焉”，显然他也意识到良好的地域文学传统影响到创作主体的规模，“一唱群和”的规模效应有利于文学技巧的切磋和提高，进而有利于形成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学风貌，这无疑对推动整个文学的发展繁荣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吴应箕说“虽僻壤小邑，有作者起，尝能以其言为世则焉”，又说“亦有一邑一家者”，“要有其人焉而方以重，有其方焉而天下以传”。可见，在吴应箕的眼里，个人不仅在地方文坛上有榜样和凝聚的作用，促成地域文学传统的形成和发展，还有助于地域文学融入当时的文学潮流中，推动当时整个文学的发展。这种个人的作用，具体来说表现在创作中以其言为世则和选文明道立说。后者如他所说：“忆居虎丘与足下论定国表时，其一段挽回苦心可泣鬼神，使同人不以名相高相忌，相与共明其说而底于成，则古雅之风可以渐见其盛，奈何今之乱天下者皆选文之徒，良可浩叹。……盖选文而明道立说，此中固自足乐，士之不得志而有功于国家者，此其一端也。”（《楼山堂遗文》卷四《与钱吉士论时文书》）
第三、吴应箕更看到了前两者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对文学发展的巨大作用。正如他所说：“予尝以两者相提而论，然后乃知天下之文莫盛于吴者也。”
再次，从文学内部来解释文学发展的原因。虽然吴应箕在这方面有论述不是很多，但他的论述却是非常深刻。他在《历朝科牍序》中开篇就说：“文之始兴也，初无定体。自建之为制，然后有规矩准绳之不可易。从来取士之法，如诗、赋、策论，无弗然者，何但今科举之文乎？本朝科举之文，前代未有。行之既久，其法加严。”一种文体形成之后，在作家的创作实践中，逐渐确立自己的文体规范，促成此种文体的兴盛，在后来文人创作中，文法不断累积、不断加严，又使该文体的创作受到限制，从而使其衰落。又说：“有六朝之靡丽而昌黎兴；有五代之浮冗而庐陵出。国朝承宋元余风，然后献吉起而矫枉过正”，揭示出了文学形式的辩证自生的过程，反映出文学形式作为自足的完整系统，有着自己发展的内在规律，即文学形式自身可以自我调节和自我转化。
三
到了晚明，复古派与性灵派由于各自的流弊而愈益使文学发展之路越走越窄。为挽救文学的衰落，文人们对明代文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两派的理论成果进行了整合，于是两派逐渐合流。吴应箕顺应了这股潮流，他说：“是故诗不必专尚风格也。由吾性灵之不敢过用者，然后风格亦有所持而不坠”（《楼山堂遗文》卷六《道归堂诗集序》），以自己的方式来对复古派与性灵派进行反思，并从文学发展史中探求出一些规律，找寻挽救当时的文风的一些具体方法、途径和措施，换句话说就是如何在继承中革新。对于这一问题，他主要从为何要复古、复什么样的“古”、如何复古三个方面展开论述的。
（一）为何要复古
从明初开始，就重视复古，前后七子和唐宋派将复古推向高潮。之后复古思潮虽退，但却依旧影响着以后的文坛，到了明末，复社又倡导“兴复古学”、“务为实用”，再一次掀起了复古的思潮。作为复社的领袖，吴应箕在“兴复古学”的大旗下，展开了自己的在继承中革新的思想。
他在《与刘舆父论古文诗赋书》中说：“故韩柳欧苏之文求之本朝，实无其匹也。世之无古文也久矣，今天下不独能作，知之者实少。小有才致者便趣入六朝流丽华赡，将不终日而靡矣；高者亦言史汉韩欧，然不过抄袭其字句而已，见道之文，则百未见一，代兴之责，未知何归？……仆诗尚未至，然自来不受人习气。世相率以历下、公安、竟陵为聚讼，仆则皆弃之而求于古。……如近日某某自谓其诗有性情，自予观之，直不成语而已。天下岂有未读一寸之书，胸无十古人名姓，但用几虚字作一二聪明语，便曰此见性灵之诗也，有是理哉？”针对晚明文坛的现状，吴应箕认为一要挽救古文的衰落，推动古文的复兴；二要通过学古来纠正学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挽救当时的模拟文风，使诗文回到“文以明道”和“诗以言志”的传统；三要通过学古以养其“厚”，纠正性灵派师心带来的俗浅，使诗歌创作回归雅道。
在《陈百史古文序》中，他说：“夫文章一道，盖难言哉！自当时言之则举曰时文耳，乃韩欧当其时皆薄时文为不足道，而抗言学古，何也？岂非声病比偶之习以取世资，则不得不从俗转移？从俗则不能独行其志。未几，时过而文亦弃，而不自惜。若碑序论记之文，所谓立言以传世者，故师法贵远，而持议无嫌于高，若是者，非古无取焉，于是别其所作曰古文亦宜也。”（《楼山堂集》卷十六）他从两个方面论述了为何要学古：一是时文讲究声病比偶，束缚了创作，使作者“不能独行其志”，而古文为散体，与时文相比，有更大的创作空间，作者更能“穷极才学”，所以要学古。二是他认为从俗转移的时文时过则文亦弃而古文有着长久的生命力的原因是古文师法远、持议高，所以要立志传世就要学古，“上下圣贤以研理，出入古今以行法”（《梅惠连稿序》），可见他学古是求与古人的精神相通，以求“千秋万代书可传”。
（二）复什么样的“古”
对于复什么样的“古”，七子派与唐宋派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形成壁垒森严的两大流派，而吴应箕则打破了七子派尊宗汉唐与唐宋派崇尚唐宋的门户壁垒，既反对“为文不识黄初前”，也不以唐宋为卑。他的集中有不少诗文表达了这一看法：“本朝著作卑唐宋，颇怪文人习气殊。细简流传诸集在，不知曾否驾韩苏。”（《楼山堂集》卷二十六《偶作两绝句（其二）》）“弟亦尝肆力经史而出入八家矣。”（《与沈眉生论诗文书》）“弟观昌黎之文抵排异端，攘斥佛老，不为流俗所恐喜，真所谓起八代之衰者。……欧阳子所谓力正文体，敢于抹一世之才士者也。”（《楼山堂遗文》卷一《与艾千子书》）“八家文选，深畅鄙怀。”（《楼山堂集》卷十五《答陈定生书》）在复社诸子与艾南英的论争中，他摒弃了门户之见，写下了《与艾千子书》、《与张尔公书》、《与万茂先陈士业书》（《楼山堂遗文》卷一）进行了劝止，对复社诸子对王李的宗尚与艾南英对唐宋的宗尚进行公允的评判。在他的诗歌创作中，除了学习曹植、陶渊明、杜甫以外，他还学习欧阳修、苏轼，在《楼山堂集》中，仅“雪”诗，就有《大雪五日矣，旅中即事，偶忆欧阳公会客诗，用其原韵》、《欧阳诗体又次东坡韵》、《欧阳体又用东坡次子由韵》、《雪诗用东坡韵》（二首）、《雪诗再用前韵》（二首）、《雪中鲍曼殊胡胡之饮于邸舍，刘比部程广文及陶氏诸友并移具，召姬度曲用前韵》（二首）、《汝宁咏雪（用苏长公韵）》（二首）等（注：“前韵”均指“东坡韵”），注明用欧体、用苏韵，这对于自来不受人习气的吴应箕来说，对欧阳修、苏轼特别的喜爱，也就不言自明了。这样我们就可以说，他对典范的选择已突破了“作诗断自元和后”的藩篱，这无疑是一个进步。
与此同时，他出于世风与文风相系的原因，希望通过对盛世文学的学习来挽救当时衰颓的文风，进而改造当时的世风，针对当时“然同一学古矣，今之人又取韩欧所扫除六朝五代之古以为古，而反以唐宋为卑”（《陈百史古文序》）的现状，提出反对以六朝五代“衰朝之骈词”为典范的主张，所以他虽说“古文者，左史以来诸书也”（《楼山堂遗文》卷五《庚辰房牍序》）但实际上他所说的“古”主要指两汉八家，是复社“比隆三代”的政治理想在文学领域的必然反映，但复社文人中普遍绍绪七子，“文必秦汉”，吴应箕遵从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将“文必秦汉”的取法范围扩大到唐宋，这无疑要公允些。
（三）如何复古
不管是七子派，还是唐宋派，在如何复古的问题上，有着一致的地方，就是都注重学习古人的“法”，这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妥，关键是他们偏面地强调“法”，将文学引入了歧途，而遭到吴应箕的批评。
在《与刘舆父论古文诗赋书》中，他说：“仆观本朝以文名者，莫盛于弘嘉之际，尝妄论之。如王李所訾毗陵、晋江者，其文未尝不畅，然终不能免俗讥之，未为过也；王李亦未尝不整齐其言，于经术甚浅，千篇一律而生气索然空同，才高气劲，然少优柔之致，自矜于法而溪径不除；王维桢娴于体矣，亦未能畅所能言。故韩柳欧苏之文求之本朝，实无其匹也。世之无古文也久矣，今天下不独能作，知之者实少。小有才致便趣入六朝流丽华赡，将不终日而靡矣；高者亦言史汉韩欧，然不过抄袭其字句而已。见道之文则百未见一，代兴之责，未知何归？”（《楼山堂集》卷十五）将七子派、唐宋派放置于历史的长河中，既看到其在弘嘉之盛中的作用，又以历史比较的方法批评其偏重“法”所带来的弊病：一是偏重“法”而不注意文章内容的开拓，导致其文“于经术甚浅”，甚至文不见道，或滑入“流丽华赡”一途；二是偏重“法”，模拟抄袭而不去“根心为文”，致使“千篇一律而生气索然空同”，缺少个性。
在《答陈定生书》中称：“茅鹿门之评古文，最能埋没古人精神。而世反效慕恐后，可叹也。彼其一字一句皆有释评，逐段逐节皆有圈点，自谓得古人之精髓，开后人之法程，不知所以冤古人、误后生者正在此”。茅坤的这种形式主义评点方法，把注意力放在了字句段节上。吴应箕认为并不是说这些方法不能讲，而是应该首先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从而探索他的意匠经营，再看他怎样表达。离开了这些探索，光讲表达方法，这就成为死方法，容易误后生了。正如他在《八大家文选序》中所说：“古文之法至八家而备，八家之文以法求之者辄亡。夫文不得其神明之所寄，徒以法泥之，未尝无法也，舍其所以寄神明者而惟便己之为求，天下岂有文哉！况以论八家乎？”（《楼山堂集》卷十七）“神明”者，情志也，即作者的思想感情。
针对上述的复古的弊端，吴应箕吸收了七子派、唐宋派、性灵派的合理成分，主张在“根心为文”的基础上“上下圣贤以研理，出入古今以行法”，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其为文抒导性灵而无不根极于理要，骤驰古文而未尝逾越于法矩”（《陈殿赞序》），“深宿于圣贤而优游典重，有古作者气象”（《又与源常书》）。就这一理论主张他还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一从动机上论，反对一味功利的学古动机。他说唐宋八大家“以其文有法度之可求，于场屋之取用甚便，而袭其词者但蕲以动悦有司之一日，非必真有得于古人不传之妙而师之也，于是文之精神以亡”（《八大家文选序》），认为“古之学道为文者，非有所利而为之也，况为此矣又不废彼。丈夫屈首受经，上之可为圣贤，下亦不失卿相，曾何疑惮而顾，不专志一趋，心摇摇如悬旌耶？”（《李源常稿序》）
二从原则上论，他强调学古要知变通，否则“以古制今者不达事之变”（《楼山堂集》卷十六《古方略序》）。他说：“至学先正者不知变通而惟袭其成格，所谓木土偶人，具衣冠笑貌，俨然人也，而全无人气矣，此辈人又乌足与言古哉？足下《东山》诸作方是真古真先正，何也？以其法度严整而气韵生动，其长短变化殆有不可测者，故为不可易也。”（《与钱吉士论时文书》）学法而求其变，显然有吕本中“活法”的影子。
三从主体上论，他强调“才”、“识”、“力”等作者的个性。他认为“不博学深思而求文之见道者，亦否也”（《李源常稿序》），他还说“尝阅今人之文，其援引铺衍似古人，才学所不及，不知所以不及古即在此”（《与沈眉生论诗文书》），博学以养其才，深思以练其识。他还说：“济天下事，唯识与力。识为指南之车，力为行舟之舵”（《楼山堂遗文》卷三《答陈定生书》），“新作甚妙，理、体、识、法都备”（《楼山堂遗文》卷六《又与源常书》），“今天下之文耻言唐宋，实不能不六朝五代，未尝不曰：吾读汉以前书而不能为北地者，病在趋舍乱而志不立，倖其苟可以成而力不逮”（《陈百史古文序》）。
四从风格上论，他认为“秦汉及唐宋大家文，其可传者，由本生华，去其繁芜而已”（《与刘舆父论古文诗赋书》），强调“肆力经史而出入八家矣，又不欲袭取一语，核其体制以归于清洁”（《与沈眉生论诗文书》），追求质朴、清洁的文风。
由此我认为吴应箕正是在对文学发展的思考中构建了自己尊经学古而厝之为用的实用体系，即以情、理、体（或法）为作品三要素，以“才”、“识”、“力”为作者之三要素，将创作主体之要素与作品之要素相结合，张之以“气”（《楼山堂集》卷十七《崇祯丁丑房牍序》），学古而变通，古之死法成为今之“活法”，并从学古致用中引出自己的质朴、清洁的美学追求。就理论体系而言，后来的叶燮精心构筑的诗学理论体系与其有相似之处，方苞的“义法”说与其更有学理上的一致，所以我们说，他对文学史的思索所得出的文学思想，为复古通变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惠及后人，在文学思想史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地位。
参考文献：
[1]吴应箕：《楼山堂集》、《楼山堂遗文》，《续修四库全书》第1388-138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2]蒋寅：《叶燮的文学史观》，《文学遗产》2001年第6期
[3]吴承学：《历史的观念——中国古代文学史观初探》，《文学评论》1992年第6期
[4]郭英德：《元明文学史观散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