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吴应箕既是文学家，也是史学家，对诗文的源流本末有着很强的自信。在立足晚明现实的基础上，在对文学发展规律的深入地思考之后，他提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学发展观与继承观，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和诗学理论价值。
关 键 词：吴应箕；文学史观；发展观；继承观
一
文学史观，简单地说就是对以往的文学活动的根本看法和理性认识，是文学观与历史观的有机整合。可见，一个诗论家的文学史观，既要受其文学观的影响，也要受其历史观的影响。然而对于史学家的诗论家来说，受其历史观的影响就格外明显。吴应箕不仅是文学家、诗论家，也是史学家。所以我们在讨论吴应箕的文学史观之前，有必要对吴应箕的历史观作一简单的介绍。
作为史学家，吴应箕（1594—1645）不仅以自己的笔记录了明末至南明时期的历史，现传有《熹朝忠节传》二卷、《两朝剥复录》十卷、《东林始末》六卷等，还有具有史料价值的残本杂记《留都见闻录》二卷，并私修了《宋史》五十卷（已佚），更能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他还写了《廿一史史论》（已佚）、五十九篇史论和五篇史辩（两者见《楼山堂集》）。这些史学著作可以说是他的历史观演绎展开的结果，那么他的历史观的具体内涵到底是什么呢？在下面的两篇序中，他比较集中地阐述了自己的历史观：
史者，其人与事之得失为已然者也。夫第以为其人与事之得失已乎？前之不忘，后之师也。是故有国家者不可无史，乃论者又取其人与事之得失而是非系焉，此又何欤？盖是非不定，彼所为得失者乌在？其果得果失？而治乱倚伏之几，心迹晦明之数方，甲乙彼此之淆混，使后人但据其迹而师之，岂不贸其所趋而即？已然者为世患岂少哉？夫然史不可无论……使其所为倚伏晦明者，自吾论之不独其人与事为不爽，而举异事同计与异人同行者合千载上下而觏若观火，则文之力也。是故其人不好学深思与无天下大计而又好为畸识偏见者，皆不可与论史。（《楼山堂遗文》卷一《梅惠连萍庐史论序》）
予观其书，不名一体，裁缩已成之事以为文，缀附独见之义以立断，词不病于好微，而意不苦于难属，其言约，其义该，其包络辽邈，使居今者巡复其意而可以厝之为用，非具良史才，又积岁覃精者，乌有是哉？”（《楼山堂集》卷十六《姚伯子史书序》）
在吴应箕的眼中，“裁缩已成之事”，是要“缀附独见之义”以断是非曲直，以天下之大计去除其畸识偏见，使人读其著述能够觏若观火，据其迹而师之，“厝之为用”，持正以行。这种“迹”与“师”、“史”与“论”、“已成之事”与“厝之为用”的历史观立足于现实，从历史的发展中探寻历史的规律，以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具有极强的客观性、思辨性和现实性。
作为一个文学家，他的创作有着较为明显的史的意识，“予观次尾诸诗，其屈氏遗意，与次尾之论说，与策记之为史也，犹夫《春秋》与《书》之为史，其史易见。次尾诗之犹夫骚之为史也，其隐深未易明矣。”（《楼山堂集》卷首《周镳序》）作为一个诗论家，他曾自信地说“能见古文源流”，于诗也能“颇深见本末”，并特别强调史对文的作用，说：“世有治二十一史之人而不能治文乎？有治经史以为文之人而其文一如六朝五代之为韩欧所呕弃者乎？”（《楼山堂遗文》卷一《黄韫生制义序》）作为一个史学家，他总是把考察的对象放置于历史之中来思考，所以在考察文学发展时也必然以其熟悉的史家眼光和方法来观察与思考，而且不仅如此，还以历史观来统领文学观，反对以文学的眼光和方法来考察历史，因而他说：“弟近时读史甚深，每怪李卓吾以评水浒传手眼评史，钟伯敬以评诗归手眼评史，俱可发一笑。吾兄读书当从此入，由史入经，是因流溯源”（《楼山堂遗文》卷六《又与源常书》）。基于上述明得失之迹而厝之为用的历史观，他在考察文学发展时说：“欲成弘之文再睹，于今又当先从其源流本末备论之，以明其盛者，使可复，而其敝也未尝不可反，此吾所以论次程墨由国初而迄今之意也。”（《楼山堂集》卷十七《历朝科牍序》）显然，他立足于当时衰颓的晚明文风，对文学发展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找寻敝者可反的途径和方法。同时他还以史学家的客观冷静的态度，摒弃了门户之见，对七子派、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的是非利弊进行了较为公允的批评，对当时的文学发展进行纠偏校正，为后学指引明路。下面我们就从发展观与继承观两个方面来论述他的文学史观，揭示其形而上的理论意义和形而下的实践意义。
二
明代文体意识增强，对文体兴衰嬗变的规律已有较深刻的认识，较普遍地认为文学的历史就是各种体裁兴衰嬗变的历史。吴应箕也从文学形式与表现方法的角度提出“体变理不变”（《楼山堂遗文》卷四《与周仲驭书》）的发展观。所谓“理不变”，我认为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从文学作品的内容和价值取向上说的，他认为文要宗经明道，“裨益治教”，“资于劝惩”，这一点是不能变的，也是不可变的；二是从体的演变的规律上说的，他认为体的变化有自己的规律和趋势，是不随人的意志改变的。第二层意思说明了吴应箕对文学史现象背后发展规律的思考，围绕“变”探求“变”中之“理”，那么他是如何探求“变”中之“理”的呢？他主要从如何变和因何变两个方面来进行自己的阐释的。
（一）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
对于这一问题，吴应箕主要从勾勒文学发展的轨迹和揭示文学发展的规律两个方面来展开的。他认为文体的发展，从一个时间段看，经历始—详—盛—敝，有着自身的周期，但从更长的时间段看，盛者可复，敝者可反，又是不断向前发展的。
首先，吴应箕比较早而且也比较准确地勾勒了明代时文兴衰演变过程。他认为“文章之法肇始于洪、永，详于成、弘之间，莫盛于庆、历初年，即莫敝于万历末季。”（《楼山堂集》卷十七《历朝科牍序》）因他从久困科场，又是当时科牍选文名家，复社著名的《国表四集》就为其所选，在他的集中有关科牍时文的“序”有20多篇，对时文这一文体形式有深入的思考，对科牍的源流本末有深刻的认识，所以他对明代时文的分期是非常准确的，对《明史》和方苞对八股文体的分期也有着导夫先路的作用。《明史·选举志》以唐诗分期相比拟，谓“国初比初唐，成、弘、正、嘉比盛唐，隆、万比中唐，启、祯比晚唐。”方苞在《钦定四书文》的《凡例》中说：“明人制义，体凡屡变。自洪、永至化、治，百余年中，皆恪守传注，体会语气，谨守绳墨，尺寸不逾。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为时文，融液经史，使题之义隐显曲畅，为明文之极盛。隆、万间兼讲机法，务为灵变，虽巧密有加，而气体然矣。至启、祯诸家，则穷思毕精，务为奇特，包络载籍，雕刻物情，凡胸中所欲言者，皆借题以发之。”虽然清初大儒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试文格式》中有“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之说，但《明史》与方苞还是采用了吴氏之说，虽然方苞的论述更详细，但在发展过程的分期上，不管是《明史》，还是方苞，与吴氏之说还是相差无几，吴氏的开拓之功显而易见。
其次，吴应箕在《历朝科牍序》中论述时文演变时，开篇说“文之始兴也，初无定体”，是想借论述时文之变来涵盖所有文体的发展过程，揭示所有文体发展变化都具有周期性特征。他接着又说：“其流也自场屋之程墨始，故欲科举之文不亡，当先从场屋之程墨论之。欲成弘之文再睹，于今又当先从其源流本末备论之，以明其盛者，使可复，而其敝也未尝不可反，此吾所以论次程墨由国初而迄今之意也。”说明了这种周期不是一个封闭的圆。在论述古文发展规律的时候，他吸收了袁宏道的“法因于弊而成于过”的文学发展的辩证思想，认为“敝”在某种程度上蕴藏“兴”的契机，“有六朝之靡丽而昌黎兴；有五代之浮冗而庐陵出。国朝承宋元余风，然后献吉起而矫枉过正。”（《楼山堂集》卷十六《陈百史古文序》）文学总是在矫正前代之敝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然而新的文风也不可避免地产生新的流弊，就这一方面说有着不可避免的周期性。就当世来说，吴应箕也承认“今世古学日荒，文体愈降”（《楼山堂遗文》卷五《易会序》），但从更长的历史过程看，他还是认为文学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不是一代不如一代，后代也不一定比前代差，正如他所说的“二李何王号代兴，再传楚士欲凭陵。”（《楼山堂集》卷二十六《偶作两绝句》）不同的时代也有着不同的特色，有着较为明显的阶段性。在《与周仲驭》中在对前代诗文评论的同时，对复社同辈的诗文进行了充分肯定，认为能远接古人，流传后世。“本朝空同死百年，文章寂寂生寒烟。后有王李争气象，名成亦与日月悬。迩来文士好轻薄，区区那必过前贤。公安竟陵亦已矣，耳食至今犹沸然。作诗断自元和后，为文不识黄初前。我友起家未三十，红颜抗疏早归田。一朝手摊千万卷，茅峰掩关绝市廛。心悲大圣微言绝，要与理义费穷研。又嘉贾谊通国体，努力一扫风云篇。新诗慷慨生哀叹，有时静好亦娟娟。同时太仓张太史，下笔顷刻布虫连卷。华亭陈子工作赋，宣城沈生书翩翩。吾邑公干有逸气，吴门杨雄独草玄。吾曹兄弟尚六七，眼前穷达相后先。今者著作吾推尔，老成波浪见大编。君不见功名富贵吾自有，丈夫要令千秋万世书可传。”（《楼山堂集》卷二十三）由此看出，吴应箕超越了文学发展的循环论和退化论，认为：在一定时期内，文学发展有一定的周期，但是从更长的历史时期看，又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向前发展，环环相扣，节节相生。
（二）文学发展的动因
吴应箕对文学发展的探索没有仅仅停留在对文学演变的表层，对史的演变作一叙说，而是以此作基点深入到文学活动之中探索文学演变的外因和内因，从现象的描述而进入形而上的哲学的思索。
首先，古人总习惯于把文学活动、文学现象置于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去探寻文学发展的规律，认为文学不能脱离社会，“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化。吴应箕在《庚辰房牍序》中说：“向使先辈居今之日，岂不知文章与时变易？”又引用了江盈科之论表达出对这一传统的认同：“古诗所命题……皆就其时事构词，因以命篇，自然妙绝。而我朝词人乃取其题，各拟一首名曰复古。夫彼有其时有其事，然后有其情有其词。”（《楼山堂集》卷十六《杨学博诗序》）然而他没有停留在江盈科的观点上，而是沿着这条路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在《庚辰房牍序》中说：“往在天启乙丑间，海内鼎沸，读当时之文，亦蒙昧杂乱，令人惶惑，作者或不知其然，然不可谓非作者过也。自皇上（崇祯）躬涤日月，由戊辰至于今日，经术之言间有兴者，则世道昌明，此其验矣。呜呼！文章风会之相系，讵不信哉？”（《楼山堂遗文》卷五）又说“人心之邪正，世道之治乱，不尽见于此，而往往验于此。今天下困于二患：师无纪律，勇于掠而怯于战，名为兵，实为贼也；官无气节，奔北不恤，降屈不耻，而仗节死义者，百无一二，名为士，亦实贼也。呜呼！此待今日知之乎？予盖读数年来之文而伤矣。割裂经史之义，引六朝五代靡杂之词，名为文，亦实贼也。故无纪律者皆无法度者，渐积之余，而无气节者，即无理义者，卤莽之效也。以是而言今日之文，岂小变哉？”（《楼山堂遗文》卷五《陈殿赞序》）虽然吴应箕所论也是传统观念，但在下面的几点上却论述得非常深刻，超越了前人。
第一、指出了“世道之治乱”影响到“人心之邪正”，进而影响到文学的风貌的变化。由于世道之不治，直接导致了“师无纪律，勇于掠而怯于战”和“官无气节，奔北不恤，降屈不耻”社会风气的形成，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因此而改变。吴应箕由此而类推，“故无纪律者皆无法度者，渐积之余，而无气节者，即无理义者，卤莽之效也。以是而言今日之文，岂小变哉？”结合其“文者，生乎心者也。……由所见三十年之文以推测其用心，其害亦从可睹矣”（《楼山堂遗文》卷二《梅惠连稿序》）的论述，我认为他已意识到社会对文学的影响是通过中间环节而起作用，虽然他没有明确地表述社会心理在文学发展中的作用，但他已经意识到在文学与社会之间，直接对文学发展变化起作用的是社会心理这一中介，这一认识是比较深刻的。
第二、“人心之邪正，世道之治乱，不尽见于此，而往往验于此”，文学对社会政治文化的反映不是一一对应的机械的反映。这是因为他认为“文者，生乎心者也”，“诗者，性情之物也”（《楼山堂遗文》卷三《存朴斋诗序》），当时的社会心理须经作者之心而进入作品，是要经过信息的转换的，但“有并业弟子，传著或异矣；亦有同产季昆，师受则殊。本所自授也，见偶异焉”（《楼山堂集》卷十七《崇祯甲戌房牍序》），当时的社会心理内化为作家的个性心理的程度有较大的差异，所以“不尽见于此”，但尽管如此，文学作品还是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打上时代的烙印，往往能验证“人心之邪正，世道之治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