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汉赋作家作品研究

　　古人对于汉赋作家作品的研究，往往是点评式的，三言两语，简明扼要，如散金碎玉，虽然珍贵，但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如司马迁、扬雄在评相如赋时，用一个“丽”字来总括其基本特色，为后人研究汉赋定下了基调。《史记》、《汉书》、《后汉书》、《西京杂记》等书较早也较完整地记录了汉赋作家的生平事迹，保存了不少赋作，偶作简要评述，是研究汉赋的最早资料。梁刘勰《文心雕龙》、元祝尧《古赋辨体》、明王世贞《艺苑卮言》、清刘熙载《艺概·赋概》等书均有较多笔墨评论汉赋。直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史家才开始全面研究汉代赋家赋作，比如金秬香《汉代词赋之发达》一书把80篇汉代辞赋合成三大类，逐篇进行评介[41]；陶秋英《汉赋之史的研究》则以时代为序，讨论了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等几位汉赋大家，每个作家分事略、作品列目、作品示例和作品略论四个部分[42]。虽然二书极为简单，但其框架结构与研究方法都属于新世纪的范畴。至八、九十年代，马积高《赋史》（讨论汉赋作家30多位），高光复《汉魏六朝四十家赋论》（讨论16位），曹道衡《汉魏六朝辞赋》（讨论14位），郭维森、许结《中国辞赋发展史》（讨论十余位）相继出版，这项研究一时呈兴盛之势。但迄今为止，研究汉赋作家作品最为全面、系统的专著，仍是龚克昌师的《汉赋研究》。本书对汉赋主要作家贾谊、枚乘、庄忌、刘安、司马相如、孔臧、刘彻、东方朔、扬雄、班固、张衡、赵壹、蔡邕等13位赋家分别进行研究，分开看是一篇篇深入研究单个作家的论文，联系起来则构成一部系统的汉赋发展史。书中包括作家生平事迹及作品真伪的考辨、作家思想性格分析，作品的基本内容、思想价值、艺术特色以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等，解决了不少汉赋研究中悬而未决的难题[43]。简宗梧先生的博士论文《司马相如扬雄及其赋之研究》对马、扬之赋逐篇进行细致分析，征引富赡，考证精审，但大陆学者很难见到[44]；美国著名汉学家康达维教授撰有《扬雄赋研究》一书，这是国内外第一部专门研究扬雄赋的专著，可惜至今尚无汉译本问世[45]。

　　现当代尤其是近二十余年间，学术界不仅出版了不少汉赋研究专著，还发表了不少讨论汉代赋家赋作的专文，概括一下，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作家生平事迹考辨

　　讨论较多的是司马相如的游梁年代与生平。刘开扬在《司马相如及其作品》中考证游梁在景帝前元二年，并上推其生年为汉文帝三年[46]；束景南撰文反对，认为相如于景帝七年下半年入梁，生于文帝九年[47]，这一问题迄今尚无定论。考司马相如生平事迹最详尽者是龚克昌、苏瑞隆《司马相如》[48]和尚永亮、王承丹《司马相如传》[49]。前书分七个专题考证相如的一生行事，交代作赋原委，最后肯定其“汉赋奠基者”的地位，并附有《司马相如生平大事年表》。龚先生认为相如约生于汉文帝前元八年（前172），卒于元狩五年（前118），享年约五十五岁。《史记》《汉书》司马相如本传皆称相如为蜀郡成都人，近有房锐、邓郁章《关于司马相如故里问题的再探讨》一文，认为“司马相如的故里当在今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成都为相如的最后落籍之地。”[50]持论新颖，观点也较为稳妥。

　　贾谊是辞赋家兼政治家，扬雄、班固、张衡也分别兼有哲学家、历史家及科学家的身份，所以对他们的事迹，人们较为熟知。而对于枚乘，历来讨论者甚少。赵逵夫《〈七发〉与枚乘生平新探》以为，《七发》中的“楚太子”、“吴客”均为实写，并由此出发，考索其生平事迹，推出其生年大致在秦始皇末年或秦二世时（前210年左右），卒于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51]。

　　（二）作品真伪及分合的考辨

　　最突出的是关于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的讨论。前人一惯把《天子游猎赋》与《子虚》《上林》赋等同起来。龚克昌师《“天子游猎赋”辨》[52]力辟旧说，以为司马相如的代表作是《天子游猎赋》，后来被《文选》误分为《子虚》、《上林》两篇，一直沿袭至今。《史记》所提及的《子虚赋》及《西京杂记》所提及的《上林赋》是另外两篇，今已失传。龚先生从《史记》的记载、文学创作的规律、赋本身的内容及写作时代背景四个方面论证了上述观点，证据充分，令人信服。尽管徐宗文、黄晓令、谌东飙等仍有不同看法，但很难推翻龚说。最近刘跃进先生也说：“《文选》根据司马相如游梁时曾作《子虚赋》，入京后再赋上林，故将此赋一分为二，误读史传。事实上，游梁时所赋《子虚》乃本篇之初稿。在此基础上，乃成一完整的作品，中间不应该分开。”[53]所论较为通达。至于司马相如《长门赋》，前人多疑为伪托。今人费振刚先生《〈长门赋〉出现的意义》（《光明日报》1982年11月2日）、赵坚先生《长门宫和〈长门赋〉》（《上海师大学报》1985年第3期）均以为其著作权应归属相如。简宗梧先生《汉赋史论》还将有争议的《美人》、《长门》与没有争议的《子虚》、《上林》、《封禅文》等相如作品，在用韵上加以比较，参之王褒、扬雄等西汉蜀郡人的用韵情况作为旁证，断定《美人赋》与《长门赋》都应是西汉前期蜀地作家的作品，当然也非司马相如莫属了[54]。

　　（三）作品的思想内容及文化内涵

　　自司马迁以来，历代学者对贾谊《吊屈原赋》、《鵩鸟赋》、枚乘《七发》、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长门赋》、扬雄《甘泉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等著名赋家赋作的主旨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例如对于枚乘《七发》的主旨，历来有以下几说：1.“戒膏粱之子”不要纵欲自戕（《文心雕龙·杂文》）；2.警告梁孝王不要谋反汉朝（《文选》李善注）；3.谏止吴王谋反（清梁章钜《文选旁证》引朱绶说）。今人有不同看法：1.王国荣以为《七发》宣扬“要言妙道”，“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55]。2.徐宗文先生称《七发》的宗旨在于宣传黄老思想[56]。3.龚克昌师《散赋作家枚乘》指出：《七发》的思想非常丰富，“既是对楚太子疾病的诊治”，“也是对诸侯王精神上、思想上、政治上疾病的治疗”，同时也可视为对吴王叛逆，梁王谋国的含蓄忠告[57]。

　　近年讨论最热烈的就是无名氏的《神乌傅（赋）》。该赋于1993年3月出土于江苏省东海县尹湾汉墓，因字迹汗漫而释读繁难。滕昭宗《尹湾汉墓简牍释文选》（《文物》1996年第8期）以为该赋讲筑巢的雄乌因与盗乌（当为鸟）搏斗而受伤，雌乌以为不能同日而死遂离雄乌而去。裘锡圭《神乌赋初探》、万光治《尹湾汉简神乌赋研究》则一反其说，以为因与盗鸟搏斗而受伤濒死者为雌乌，她拒绝了雄乌同死的要求，嘱其另索贤妇，自己投地而死。万先生以为该赋叙述了一个“恃强凌弱的悲剧”，赞美了“夫妻生死与共的感情”，同时也隐含着作者对政治败坏与道德沦丧的无奈，流露出“无所适从的悲哀”[58]。裘、万之说甚确，已被学术界广泛接受。近年的《神乌赋》研究有两个趋势：1.继裘锡圭《〈神乌赋〉初探》（《文物》1997年第1期）、虞万里《尹湾汉简〈神乌赋〉笺释》（《学术集林》第十二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之后，学者们对某些语词又进行深入研讨，提出新见，如刘乐贤《尹湾汉简〈神乌赋〉“勒靳”试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年第5期）、王继如《〈神乌赋〉“随起击耳”试释》（《古汉语研究》2004年第3期）等；2.将该赋置于汉代社会背景中或文学史发展链条中，分析其文化内涵和文学史地位，如谭家健《〈神乌赋〉源流漫论》（《中国文学研究》1998年第2期）、王志平《〈神乌傅〉与两汉经学》（《尹湾汉墓简牍综论》，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宗明华《论赋之俗与俗赋——兼论尹湾汉简〈神乌赋〉在文体上的承传与性质》（烟台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踪凡《两汉故事赋的表现题材与文学成就》（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第1期）等。

　　也有学者通过比较研究来体察相似赋作的同中之异。如周健先生《〈两都〉与〈二京〉》认为：在写作动机上，班赋旨在歌颂，张赋意在讽谏；在思想内容上，班赋鼓吹儒家礼法和谶纬神学，张赋则抨击时政，希望统治者励精图治[59]。

　　（四）作品的艺术成就及影响

　　对于贾谊赋的艺术形式与写作技巧，有人认为“基本上均未越出《楚辞》的藩蓠”，所用比喻也“不免失之浅露”（曹道衡先生），但贾赋确实“已注意对客观事物作比较细致、生动、形象的描绘”（龚克昌师），句法散文化，铺陈名物，多用四言，因而几乎所有研究者都认为它们显示出辞赋正由楚辞向汉大赋过渡的一些迹象。枚乘《七发》较之贾赋有很大发展，沛清以为赋至枚乘而体裁“大见转变”，《七发》“曲折敷陈，辞极靡丽，实为司马相如的先声”[60]。陶秋英认为枚乘“以雄健欢愉变革了骚赋的悲怨”，是“第一个在赋里尽量写事写物的人”，“第一个追踪荀卿用主客问答的人”，是“确立七体的人”，对司马相如、对汉代赋体的影响非常巨大[61]。龚克昌师从“韵散结合”、“篇幅渐长”、“虚构夸张的笔墨”、“精细的叙事和描绘”四个方面论证《七发》是具有“由骚赋向大赋发展的过渡性质”（《汉赋研究》）。更有学者认为《七发》“首开汉大赋的格局”，“象征着辞赋结束了肇始期而进入了鼎盛时代”[62]。

　　自汉代起，人们就对司马相如赋评价较高，但或云屈原为辞赋之祖，或曰贾谊为辞赋之冠，这是因为古人将辞赋二体相混所致。宋人林艾轩曾指出“相如，赋之圣者”[63]，但缺乏具体论证。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二进一步称誉《子虚》《上林》“材极富，辞极丽，而运笔极古雅，精神极流动，意极高，所以不可及也。”又说“屈氏之骚，骚之圣也；长卿之赋，赋之圣也”，把司马相如抬到了赋圣的崇高地位。今人陶秋英《汉赋之史的研究》认为，司马相如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大家”，“使汉赋完成，而在赋史上成为光荣的一页，成为光荣的一人”。姜书阁《汉赋通义》也认为司马相如是“第一个创立并完成大赋体制的人物”。龚克昌师《汉赋研究》则说司马相如是“汉赋的奠基者”，他“在赋史上最大的功绩是完成了汉赋这种文学体裁”，其夸张、虚构的浪漫主义倾向与对客观事物精细、生动的描写对后世有很大影响。还有学者认为司马相如在中国审美意识发展史上起了明显推动作用[64]，在拓宽辞赋题材、丰富创作手法、奠定创作理论等诸方面都做出了很大贡献[65]。

　　扬雄赋首开模拟之风，因而历来受人非议。王以宪却认为扬赋“既能形似，又能神合，兼有创新和变革”[66]。龚克昌师也认为扬赋在描绘事物细致传神、表现手法委婉含蓄、篇幅短小精悍、题材多种多样等方面“有其独特与创新之处”（《扬雄赋论》，见《汉赋研究》）。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都是汉赋中的长篇巨制，后者长达7700多字，被称为“长篇之极轨”。陶秋英认为，《两都》“体最绵密，态最堂丽”，是“扬马的调和”，又说张赋与班赋“无太差殊”，只是班氏在修辞上“更煮炼琢磨”，还指出张衡《归田赋》是“短赋初创的第一篇”，后世的抒情赋、小品文、小品四六文、闲情游记文莫不以它“为万世不祧的大宗”[67]。马积高先生《赋史》则认为，张衡《归田》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比较成熟的骈赋”，是“现存东汉第一篇完整的抒情小赋”，对以后赋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68]。多数学者认为，张衡既是汉大赋的殿军，又是抒情小赋的先锋，其《归田赋》的出现，标志着大赋时代的结束和辞赋抒情化及小品化时代的到来。

　　随着汉赋研究的深入，不少学者开始注意那些长期被学术界忽略的赋家与赋作，如赵逵夫、韩晖、踪凡、龙文玲等对枚乘《梁王菟园赋》、孔臧诸赋、刘胜《文木赋》、汉武帝《李夫人赋》的作者、文本内容及文学史意义的探讨，令人耳目一新。[69]而伏俊琏《〈汉书·艺文志〉杂赋臆说》[70]等论文，则对于亡佚汉赋进行了细致考索，颇有利于我们认识汉赋兴盛的原始状况。

七、汉赋的价值及文学史地位

　　古人对于汉赋的评价颇不一致。汉代扬雄斥之为“雕虫小技”，唐人柳冕批评汉赋“置其盛明之代，而习亡国之音，所失岂不大哉？”与此相反，汉班固赞汉赋是“雅颂之亚”，“炳焉与三代同风”，清人焦循、近人王国维更把它奉为一代之文学。现当代仍有不同看法。有人说汉赋歌功颂德，是宫廷娱乐之资，是反现实主义文学，是“我国文学发展长河中的一段不光彩的历史”（《文艺研究。1981年第2期），“并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光辉成就，不应该占多么重要的地位”[71]。但更多的学者从汉赋的文本内容出发，对汉赋进行了重新评价和认同。龚克昌师率先撰文，认为汉赋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文学，她反映了大汉帝国的声威与气象，是时代精神的象征；她努力摆脱经学束缚，顽强地显示出文学艺术的特征；汉代提出了系统的辞赋理论，使文艺创作改变了自发被动的局面而进入自觉的有意识的崭新阶段。因此，汉赋是“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72]。这一观点立即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先后有郭芳《文学从这里走向自觉》（《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3期）、侯慧章《试论汉赋的自觉意识》（《中国文学研究》1988年第3期）康金声《论汉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山西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侯丽杰《文学自觉的第一声号角》（《沈阳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杨波《西汉大赋与〈史记〉》（《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7期）、胡华钢、金明生《司马相如——文的自觉追求者》（《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等纷纷响应此说，著名学者张少康、詹福瑞、李炳海、赵敏俐等先生也参与了这场讨论[73]，从而使汉赋的历史地位与文学价值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

　　陶秋英《汉赋之史的研究》云：汉赋的发展与完成“是骚赋的一大进展，是散文韵文调和的成功，是南北文学接触后的新果，是文学体裁确定的时期，是魏晋六朝以后赋的根荄”，“汉赋是自骚赋至滋生各文体的关键”[74]。八九十年代的学者则从概括的判断走向细致的分析，如韦凤娟、张惠岳、张子敬、徐扶明等分别撰文探讨汉赋对建安文学、对山水文学、对古典戏曲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胡士莹先生早就指出：唐代传奇小说委曲婉丽的风格，宋代话本小说和元明以来章回小说中人物的服饰、体态、行为或环境的描写，乃至像清代弹词那样的长篇叙事诗，都是从赋里汲取养料的[75]。邹树德从铺陈手法、描写技巧、高度的夸张和丰富的想象三个方面来分析汉赋对曹植的影响[76]。马亚平《张衡抒情小赋对陶渊明辞赋的影响》则通过作品的比较、分析，认为张氏《归田赋》、《定情赋》与晋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和《闲情赋》从内容题材到艺术形式上都有直接传承关系[77]。而曲德来《汉赋综论》一书，则从汉赋的结构形式和表现方法两大方面，全面细致地阐述了汉赋对后世的多方面的影响[78]。

八、汉赋的结集、注释、评点与鉴赏

　　据文献记载，最早大规模整理、编辑汉赋的是刘向、刘歆父子。从《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可以看出，刘氏父子将楚辞与西汉辞赋编辑在一起并分为四类：屈原赋之属20家，361篇；陆贾赋之属21家，275篇（原书作274篇，误），孙卿赋之属25家，136篇；杂赋12家，233篇：共78家，1005篇。除去战国及秦时辞赋近百篇，实际上著录汉赋900余篇。可惜这些赋作大多已经散佚，现在完整的汉赋大都是借梁萧统所编的《文选》得以保存下来。《文选》“赋”类收汉赋23篇，“七”、“檄”、“吊文”类各收1篇，“设论”类收3篇，凡29篇。晋葛洪《西京杂记》、唐虞世南《北堂书钞》、欧阳询《艺文类聚》、佚名《古文苑》、宋李昉《太平御览》等典籍也保存了一些汉赋。在整个古代，辑录汉赋最为完备的是清陈元龙的《历代赋汇》和严可均的《全汉文》、《全后汉文》。前者共辑得汉人赋作（包括残篇）190篇，分别填入32类之中；后者更多达75家，258篇，而且体例明确，校勘精审，极有参考价值。1993年4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先生辑校的《全汉赋》，这是自古以来第一部汉赋文学总集，受到学术界的普遍欢迎。据1997年重印本统计，该书共收录汉赋89家，307篇（包括存目与残篇）。尽管有学者对其选赋标准及校勘失误有些微词，但即使有这些缺点，也掩盖不了该书的开创之功。此外，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等也辑录了一些严可均失收的汉赋作品。[79]

　　最早的汉赋注释是东汉班昭《幽通赋注》。此后的赋注不少，但均已失传，只有零言片语保存在《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和《文选》李善注中。李善《文选注》是古代汉赋注释的最珍贵资料，他在校勘、考证、训释、品赏等各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近人高步瀛撰《文选李注义疏》，汇集前人成果而颇多创见。解放后较早注汉赋者，是余冠英、肖平《七发》（中华书局1959）和瞿蜕园《汉魏六朝赋选》（中华书局1959）。经过二十年的沉寂之后，八、九十年代出版了裴晋南等《汉魏六朝赋选注》、李晖等《历代赋评释》、黄瑞云《历代抒情小赋选》等选注本，陈宏天等《昭明文选译注》（一、二）（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1988）、毕万忱等《中国历代赋选》（先秦两汉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张启成等《文选今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等译注本，为汉赋的读者与研究者提供了较大方便。另有王洲明、徐超《贾谊集校注》、金国永《司马相如集校注》、朱一清、韦以昭《司马相如集校注》、王洪林《王褒集考异》、张震泽《扬雄集校注》、《张衡诗文集校注》等已出版，将几位汉赋大家的赋作全部注及，可资参考。汉赋选注本有贺新辉《汉赋精萃》（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龚克昌师《汉赋新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章沧授、芮宁生《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汉赋》（珠海出版社2004）等。而龚克昌师《全汉赋评注》（2003）是有史以来注释、评析汉赋最全、最精的一个本子。该书共101万字，是作者研究汉赋30余年的心血的结晶，不仅将前人未曾注及或不屑一顾的小赋、残赋、残句全部纳入注释的范围，而且还常常洞幽发微，独抒己见，实际上是一部具有很强的资料性、学术性和开创性的著作[80]。最近，费振刚先生又出版了新著《全汉赋校注》（2005），该书多达169万字，所录汉赋已经增至319篇，每篇作品有作者简介、校勘、注释、历代赋评等内容，资料丰富，观点稳妥，可与龚著互补相参[81]。此外，在汉赋语言研究方面，费振刚等《汉赋辞典》、郭珑《〈文选·赋〉联绵词研究》二书以及唐子恒的博士论文《汉大赋多音词研究》都作出了突出成绩。[82]

　　古人对汉赋颇多品赏，元祝尧《古赋辨体》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但仍嫌简单零碎。明人孙鑛、瞿式耜、郭正域、邹思明，清人洪若皋、何焯、于光华、张皋文、方望溪、刘海峰、姚鼐、梅伯言、张廉卿、吴启昌等对《文选》、《古文辞类纂》中的汉赋作品进行的圈点与评论，观点精湛，语言凝练，有极高的参考价值，目前尚缺乏系统研究。上世纪八十年代掀起赏析热，汉赋也理所当然地被纳入其中，有殷海国《抒情小赋赏析》、方伯荣《历代名赋赏析》、刘树德《汉魏六朝小赋赏析》、霍旭东主编《历代辞赋鉴赏辞典》等相继问世。仇仲谦《汉赋赏析》（广西教育出版社1989）是一本专门赏析汉赋的著作，该书语言通俗，浅显易懂，适合一般文学爱好者阅读。章沧授、芮宁生《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汉赋》的“评点”部分，分析细腻，引人入胜，颇有精彩之笔[83]；而龚克昌师《全汉赋评注》的“辨析”部分，则探赜索隐、考论精详，学术价值甚高。

九、跨学科、跨文化研究

　　世纪之交，汉赋的跨文化、跨学科研究的态势日益凸显。比如刘元亮《汉乐器赋显示的汉代器乐文化》（《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6期）从乐器赋中关于乐器材料的选用和制作要求、乐器演奏中兼备和协调的审美观、乐器的社会效用等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发现汉代器乐文化植根于儒学思想文化的沃土之中。余江《七发——音乐赋的滥觞》（《青海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费秉勋《写舞的汉代辞赋》（《古典文学知识》2002年第1期）、龚克昌师《论两汉辞赋与书法》（《文史哲》2002年第5期）分别讨论汉赋与音乐、舞蹈、书法艺术的关系，很有见地。他如李倩《楚辞、汉赋中所见之巫风》（《东南文化》1993年第3期）、冯良方《汉赋的宇宙意识》（《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沈有珠《从汉赋看汉人的人体审美意识》（《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汉语言文学专辑）等也从不同角度挖掘汉赋的文化内涵。而李炳海《朝政与民俗事象的消长——古代京都赋文化指向蠡测》（《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4期）、章沧授《汉赋与民俗文化》（《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4期）二文，则是研究汉赋与民俗文化之关系的力作。至于黄丽峰《汉赋中的河南轨迹》（《周口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邢东升《由张衡〈南都赋〉所见之东汉南阳风貌》（《古典文学知识》2004年第2期）、万光治《蜀中汉赋三大家》（巴蜀书社2004年版）、王启涛《司马相如赋与四川方言》（《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与李凯《司马相如与巴蜀文学范式》（《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等则对汉赋与地域文化之关系进行了探讨。许结《赋体文学的文化阐释》、曹胜高《汉赋与汉代制度》、蔡辉龙《两汉名家畋猎赋研究》诸书深入挖掘了汉赋与汉代政治、学术、宗教、外交，尤其是都城制度、校猎制度、礼仪制度之关系，文史互证，见解颇新。[84]

　　对于汉赋与其他学术思想或学科门类之间关系的研究，近年来也有较大突破。比如毕庶春《论“侈丽闳衍”——试论大赋与邹衍及稷下学派》（《文学遗产》1993年第2期）、王宗昱《评汉人辞赋中的神仙思想》（《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郑明璋《论汉代道家的政治观在汉赋中的表现》（《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5期）、魏以远《从汉赋看两汉的道家思想》（《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孙晶《阴阳五行说与与汉代骚体赋的空间结构》（《齐鲁学刊》2004年第3期）等讨论汉赋与道家、阴阳家的关系；刘周堂《汉大赋与儒学》（《江西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苏瑞隆《儒家思想与汉代辞赋》（《文史哲》2000年第5期）、刘培《经学的演进与汉大赋的嬗变》（《南开学报》2001年第1期）、张涛《汉赋与易学》（《周易研究》2001年第3期）、许结《汉赋与礼学》（《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王涣然《谶纬的流行及其对汉赋的影响》（《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等文深入研究了汉赋与儒家思想以及汉代经学、易学、礼学、谶纬学说之间的关系，并且还出现了胡学常《文学话语与权利话语：汉赋与两汉政治》（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冯良方《汉赋与经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颇有分量的专著。这些论著视野开阔，论述精到，标志着汉赋研究正向纵深处拓展。挖掘汉赋升降与士人身份遭际、性格心理之关系，是汉赋研究的又一趋势。唐子奕《试论两汉士人的社会性格与诗赋之关系》（《甘肃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詹福瑞《汉大赋的内在矛盾与文士的尴尬》（《文艺研究》2001年第6期）、刘向斌《西汉赋家的个体生命焦虑》（《延边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等论文，于迎春《汉代文人与文学观念的演进》（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张峰屹《西汉文学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蓝旭《东汉士风与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王涣然《汉代士风与赋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专著都从不同的角度讨论过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