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司马迁在《史记》中简述孟子的时代遭遇，最后言其“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所如者不合”，意思是说孟子走到哪里都无法与哪里的统治者合作。确实，若用“义在外”的眼光来看孟子，孟子在当时并不得志。在此背景下，孟子的思想再次蜕化。在“舍我其谁[70]”与“绰绰然有余裕[71]”的进退中，选择了从“王天下”的政治抱负中走向“达天下”的现实教化中。这就是“君子三乐[72]”：
（1）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
这讲的是孝道。孝，指的是事亲与守身[73]。事亲方面，孟子举舜与曾子的例子。曾子不但从物质上关心父亲，而且从内在的恭敬心侍奉父亲，是为“养志”。舜的家庭特别，双亲及弟弟屡屡加害于他，但舜五十而慕父母，爱护弟弟终身不变[74]。两人纯善如此，乃性之所至，可以证明“性善”之说。但“义在外”的现实同时存在着，所以在生命的旅程中，更多的人需要在相信“性善”的同时加以日常生活的培养，这就是“守身”，也可以说是“修身”。修身将使人领悟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心胸坦荡。
（2）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
“身”处在一个现实世界中，但“心”往往是思接千载，同时也对现实世界形成了各自的看法。反过来也可以说，现实世界的种种存在无不是“心”之所变，包括千载之思也在里面。心的作用如此之大，但有没有可能超越身的限制呢？这是面临的一个问题。毕竟，有“心”无“身”不能“思”，“心”的存在如果不通过“身”的生命来运“思”的话我们随时都将远离那颗“心”。而血肉之躯的身如何能超越呢？身的本性确实如同告子所说的“生之谓性”，但孟子所言“心之官则思”的作用恰恰是从这里开始。孟子企图通过“思”来恢复生命深处的良知、良能，使人人具备了一颗善良之心。
生活中有这样的事实，当初生婴儿送给别人来养的时候，婴儿长大之后，他当然会认他的养父养母做爸爸妈妈，而忘了亲生父母。我们关心这个问题，主要是从认知的角度来看。婴儿的认知能力最强，这种认知的能力，我们称它为“能知”。随着婴儿日渐长大，婴儿认识外界的事物也越来越多，我们称它为“所知”。如果这位婴儿日后长成一位上知天文，下明地理，中修人和的人的时候，我们会赞叹他博学。然而，真正博学的人毕竟不多，更多的人则被困在了认知的过程中。同时我们还发现，六岁之前的孩子天真活泼，惹人喜爱，六岁之后的孩子渐趋蛮横，令人头疼。当然，这是一般的说法，可是同样值得我们来关注。这个时候，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让更多的人受困于认知中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回到刚才的生活事实中。我想，我们应该先满了一个愿，也就是先解决一下婴儿遇到的困境。圆满的办法是尊重婴儿与养父养母生活在一起，同时提醒他不可忘了自己的生身父母，这会是一个两全齐美的办法。现在，我们将这方法同刚才所说的认知联系在一起。我们要说，不要因为“所知”而忘记了“能知”。“能知”的这个东西，孟子称之为“良知”、“良能”。许多现象表明，生活是由许许多多的“所知”构成的，以至于我们看到婴儿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被引向一个“所知”的现实世界，乃至于像我们长大成人以后，也在有意无意中将“所知”误以为“能知”。“所知”没有不好，不好的在于我们远离了“能知”，离得太远的话，严重一点的就是人心变坏了。而事实摆在面前，我们怎么能够在称呼养生父母为爸爸妈妈的时候而不认亲生父母呢？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因为“所知”而丢掉了“能知”。“能”、“所”相互相成，不能隔断；不能隔断，就应该打通；如何打通，要学会思想。于是，在孟子的思想世界中，我们已然触到了善良的人性。
如此，我们的心灵之光将通过我们的身体照见现实世界的形形色色。身体的欲望，社会的黑暗自有其存在的事实，但欲望与黑暗无论如何也挡不住人人的那颗能知之心。终于，心灵之光通过人的良知、良能来烛照这个身体，来完善这个社会。所以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75]。”
（3）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
天下英才，何其多也！在我看来，不能以孟子之时的天下为天下。这个天下，已经突破了时空限制，并与孟子所言“尚友古人[76]”之意暗合。因此，天下英才可以说是“性善”的追求者，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
综合来看，孟子所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在实际的功夫上除了从“不忍人之心”的觉醒，再到“人不可以无耻”的耻感以外，还表现在面对时代症候时自觉走向公共空间的生活创造。现实的世界，孟子说要实行王道仁政；身体的局限，孟子说要修身。修身，不是说要远离社会，逃避现实，而是在面对当下的问题时，在事亲的孝道中恢复人性，同时也使诗思的心灵之光与人类的性善之光融为一体。在这里，我们要说“义在外”固然是血肉之躯的局限所在，但他已经在人性之光的世界中感受到生命同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77]。
四、士的精神
在时代对话中，孟子与当时的诸侯及“处士”的辩论使我们感受到了大人的形象与大丈夫的气格。但孟子选择离开齐国，似乎表明了此道行不通。尽管齐王欲留孟子于国中，还要专门建个学宫，给予重金，把老先生的学生们也养起来，同时使齐国的大夫、百姓有个学习仿效之处[78]。此一事件，引起社会人士的关注，同时也不乏质疑的眼光。譬如淳于髡就此质疑孟子当今无贤。最后孟子不得不告诉他“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适也[79]。”因此，我们有必要再考察一下“士”在孟子心目中的地位。
首先要明白的是士的社会地位。起码在周代的时候，士的社会地位就处于社会的边缘，它在君、卿、大夫之后再分为三等，即上士、中士、下士。下士的收入与在公家当差的平民差不多[80]。到了孟子的时代，士已演变为一群无恒产的群体。但在孟子看来，士虽无恒产，却有恒心[81]。士的收入，恰恰是通过社会分工中的劳心来获取。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82]。”这说明士的作用在于国策及具体管理上。换一句说，士是文化的传承者。而士的作用，也就在于如何在文化上继往开来，以开天下之太平。士的作用虽然如此之大，但能够成为一名士并不容易，他起码要经历如下过程：
（1）动心忍性
前面说过，血肉之躯处在现实世界中，身体的局限在不知道运思的情况下，将在缺乏高尚情操的人间生活中走向“食色”深渊。因此，在瞧见生命本真之前的艰苦劳动必不可少。生活艰险使人身体劳苦；处处碰壁使人得知冷暖；社会不公使人明白黑暗；牢狱之灾使人渴望自由；各种灾难使人看到生死。那么，在经历过了一番形神憔悴的磨练之后，我们是在原地踏步呢或者任由心志的沉沦？有的人被困在此，有的人成长在此。被困在此，凡民也；成长在此，豪杰之士也。在我看来，只有经历过一番形践神聚的历炼之后，人的心智也才可能在发现生命同体的时候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进则将个人的生命与天下苍生联系在一起[83]。
（2）反求诸己
许多时候，我们更多的是以个人的立场来看问题，而忽略了周围环境的情况，其中不乏对他人不明事理的要求。孟子以为，纵然遭遇到外界的种种不测，我们的心也仅仅是反躬自问，看看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内在的人性。内在的人性使我们爱惜自己的精力，不愿将心思花在欺负人的人那里。因为敢于不断侮辱他人的人本身与禽兽差不多，对于禽兽没有什么好责备的。相反地，我们的心应安放在仁的起点上，并使自己的行为符合规矩，想想古人的成就，想想自己的现况，怎能不发奋学习呢？所以说“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84]”。
（3）求其放心
“放心[85]”是指我们的行动随顺了身体的血气与习气，自己做不得主了。求其放心说的是将以上的认识落到实处，做修养的工夫。要言之，主要有两点：
①保养夜气
孟子以牛山之木为例，说“牛山上面曾经林木葱茏，绿意解人，但由于它位处国都之郊，刀斧砍伐它，还可以为美吗？如此之故，虽然牛山上的树木不断有雨露滋润，还在不断生长，但紧接着牛羊来觅食了，终于，牛山成为秃山。人见是座秃山，遂以为山上不曾有过参天大树、栋梁之材，这难道是牛山的本来面目吗？”孟子以山比人，以牛山之木比仁义之心，形象地将仁义之心丢失的原因揭示出来。可见不可一日无“夜气”。“夜气”的涵泳，静俭重要。诸葛亮谓：“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淡泊宁静之中，身体得以修养生息，且与平旦之气相呼吸，感受身心舒泰[86]。
②深造自得
保养夜气不可一蹴而就，它需要一个长期涵泳的过程，这就是深造自得。其中，深造自得又与诚心相关，就笔者个人的经验，常思三点：第一、提醒自己生命有限，珍惜美好时光；第二、观看念头起处，是否干净；第三、默想良师益友，赶紧学习。在深度的学习中，逐渐明白发现自己的脾气性格，于是，调和脾气成为一件极其重要的事。脾气一来，仁义之心早已吓跑，自己倒是沦为脾气的俘虏，如何得定？如何能静？因此，只有在确实的改过迁善，善用其心，我们也才有可能在自得之、居之安、资之深[87]的大定与大静中探得人性的源头活水，才可能证得那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的君子之德。
正由于士有如此这般的持守，所以当士面对现实世界中利益场的角逐时经常被挤向边缘。在古代，如果士在三个月里面没被任用的，将获得他人物资上的接济[88]。就孟子而言，还据实情接受或拒绝了国君的周济。士的持守不等于封闭，士终究是要出来服务社会的。但许多士人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却因政治化与世俗化的双重变奏，逐渐忘记了“仁”这一核心问题，出仕成了朋党之争，成了高官厚禄，成了“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89]”的人性遗失，所以出仕在某种程度上又成了消解士的精神的现实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孟子选择离开齐国，其中的意义值得留意。
那么，士到底呈现出一种怎样的精神状态呢？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90]。”清，干净也；任，担当也；和，宽厚也；时，自如也。干净、担当、宽厚、自如乃士的精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