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以地域命名的词学派别，云间词派明显打上地域色彩。它的作者群，以松江人或者是生活在松江，在松江进行创作者为主。云间派的代表人物有陈子龙、李雯、宋征舆，柳如是理所当然也是其中的一个。另外，夏完淳、蒋平阶虽然是晚一辈，但作为云间词派的后劲，功不可没。而纵观云间词派的发生、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从《三子诗余》之类的唱和，是第一阶段；北京沦陷前后，到南明灭亡，直至陈子龙、夏完淳的就义，则是云间词派发展的第二阶段；至于进入清代以后，直到自然消亡，则是这个词派的第三时期。
早期云间词派，主要产生于崇祯年的前期。以陈子龙为首，包括李雯、宋征舆在内的“云间三子”、“云间六子”等一批酒朋诗侣，他们在功名进取之余，切磋酬唱，所以此间的词，更多流露的是才子佳人的风流蕴藉。虽然社会政治的重重阴影，曾使他们感到抑郁不平，可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加上狭小的生活圈，和受其“风骚之旨，皆本言情；言情之作，必托于闺襜之际”的词观制约，他此间的词风师承唐五代的《花间词》，大抵以委婉细腻的小令，抒写闺情、闺怨之类的缠绵情思。这一时期的作品在感情上极其注重一个真字。
比如《少年游·春情》：
满庭清露侵花明，携手月中行。玉枕寒深，冰消香浅，无计与多情。
奈他先滴离时泪，禁得梦难成。半晌欢娱，几分憔悴，重叠到三更。
作品摘取生活中的一个片断，真实细腻地再现一位有感于“玉枕寒深”、有“梦难成”的孤思独眠者，对“清露侵花”之夜携手言别往事的回忆。今日玉枕三更的辗转反侧、当年携手挥泪时的缱绻缠绵，一切写得异常生动。据陈寅恪先生考证，这首词作于崇祯十年。它所描写的是两年之前，诗人与柳如是之间依依惜别时的往事。显然，表现生活、真实地再现诗人一己之真情，是这首词的基调。
也就是在那一阶段，与陈子龙同居松江南园的柳如是，也写下大量的诗词，这些作品后来收入陈子龙为之写序的《戊寅草》（又名《鸳鸯楼词》），其中的词达三十一首之多，词风同样是“从瑶台金屋中阅历得来”，情真意切，充分体现了云间派的精髓。
作为明代诗坛的殿军，陈子龙高尚的品格和精深的文学造诣，崇拜他的“追星一族”遍及江南，所以当他与李雯及宋氏兄弟开创云间词派以后，不仅松江府各县群起响应，形成“近人诗余，云间独盛”（彭孙遹《金粟词话》）的词坛景观，这种“言情之作，必托于闺襜之际”的风格，还广泛地波及并影响到江苏、浙江词坛，乃至更行更远……
五
北京沦陷前后，经历了南明灭亡，直至陈子龙、夏完淳的就义，是云间词派的第二阶段
其实，就陈子龙而言，崇祯十年出仕之后，诗人曾眼睁睁地看到这个业已被蛀空的王朝的即将倾塌。现实生活的血雨腥风更把诗人从诗酒唱和的小圈子中拉了出来，尤其是当陈子龙、徐孚远、宋徵璧，为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明王朝，主持编纂了一部举世瞩目的文稿——《明经世文编》经世，他们希望通过文编的形式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为当局提供“救时之用”的经世之道，以达到挽救时局的目的。政治上的入世，旁敲侧击，却也因此把云间派词人的词观从狭隘中解放了出来，此间的云间词，创作中少了些许脂气粉香，多了几分寄兴与悲凉。
尤其到了江山易代，当鲜血淋漓的现实让他痛苦欲绝，云间词风为之一变。从此，“以当奕博”式的遣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沉郁顿挫，并充满比兴寄托的透骨悲凉，一扫陈子龙前期词的香艳婉约，呈现出一种多元化、复杂多变的倾向。在这些作品中，既有托诸闺怨的感兴寄托之作；也有直接披露郁积心头思绪的沉郁顿挫之篇；同时也不乏以词为刺，表现诗人对现状、对小人的批判；此外还出现了以香草美人的骚笔，借助典故铺张对爱国者的歌颂。比如《山花子·春恨》：
杨柳迷离晓雾中，杏花零落五更钟。寂寂景阳宫外月，照残红。
蝶化彩衣金缕尽，虫衔画粉玉楼空，惟有无情双燕子，舞东风。
在“蝶化”、“衣尽”，“虫衔”、“楼空”的感触联想之下，分明流露了诗人面对危亡局势的忧心忡忡与怨忿。又如《点绛唇·春日风雨有感》：
满眼韶华，东风惯是吹红去。几番烟雾，只有花难护。
梦里相思，故国王孙路。春无主！杜鹃啼处，泪染胭脂雨。
不难看出，作者借好景不常的自然现象表达出国家败亡之后内心的悲痛。至于他的绝笔词，更是直抒胸臆，凄怆动人。细读这类作品，虽然风格不一，主题各异，可是忧国忧民之下的痛苦不安，有些作品中，甚至隐约可见当年南宋遗民词风格。随着形势每况愈下，诗人从沉郁渐渐变得慷慨，变得激昂，在有些作品中甚至出现了直抒胸臆，一扫前期词的精雕细琢。在这一阶段中，云间词派年轻一辈的夏完淳，同样呈现出一种出奇的成熟，他的词也在沉郁顿挫与比兴寄托中，体现了云间词风格的巨变。
正是这种风格，开浙西词派、常州词派先声。常州词派词论，从“意内言外、比兴寄托”出发，把词与诗放在同样地位，赋予词以“风”、“刺”功能。而在云间词派陈子龙、夏完淳的这一阶段的作品当中，词的这种功能，其实已进入完美的境界。
六
历史没有为云间派留下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云间词派高潮的突发与世事变迁的急转直下，让后世人目不暇接。
陈子龙、夏完淳的殉难；李雯离奇之死；宋征舆出仕新朝。使曾经盛极一时的云间派，突然转入了无生气的第三阶段。
后期云间派的发展，是在陈子龙的门生蒋平阶、沈亿年、周积贤等人中得到承传。他们三人合著词集《支机集》中，我们可以一睹他们的神情态度。从沈亿年撰写的《凡例》中所说的话来看：“词虽小道，亦风人余事。吾党持论，颇极谨严。五代犹有唐风，入宋便开元曲。故专意小令，冀复古音，屏去宋调，庶防流失。”显而易见的是，这种观点继承了早期云间派的理论。从实际上看，他们的词观其实比早期云间派“尊晚唐、北宋”更加偏狭，大多数人甚至于“专意小令”，而且“屏去宋调”，独取五代，所以也根本看不到云间词派高潮时所呈现的感兴、寄托。在清朝建国初期的政治高压、残酷杀戮之下，云间一派最终衰落已成注定。
当一切尘埃落定，康熙年间由张渊懿、田茂遇合编的《清平初选》（宣统年间,此书改名为《词坛妙品》重印），为后期云间派留下一部较为完整的结集，而在这些作品中，留给出后人的更多的只能是遗憾。
与此相反，在与松江邻近地区的一些接受过云间词熏陶的词人中，云间词派的变革却得到了继承和发扬。比如吴伟业、王士稹，比如浙江的“西泠十子”，还有江苏的陈维崧。
谢章铤在《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三中说：“昔大樽以温、李为宗，自吴梅村以逮王阮亭翕然从之，当其时无人不晚唐。”而十子中的毛先舒更曾说：“十子皆出卧子先生之门。国初，西泠派即云间派也。”（《白榆集·小传》）至于陈维崧，他早年拜师云间，所以深受陈子龙等人的影响，包括用小令写闺怨、闺情。后因国破家亡，后期作品也与陈子龙后期词如出一辙，借词抒发国破家亡的感伤，只是更加气势磅礴。
总而言之，晚明出现的“云间词派”，在倡导雅正、回归晚唐北宋词的传统，对于纠正明词纤弱卑靡之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当时影响甚大，不可忽视。词的抒情功能得以重新重视，“云间词派”功不可没。但是，由于主观认识和客观时世的局限，“云间词派”只是奏响了词体复兴的序曲，而未能完成复兴重任。。此后，阳羡、浙西诸派先后崛起，陈维崧、朱彝尊、王士稹、纳兰性德等名家辈出，流派分呈、蔚为大观的中兴景象才最终得以出现。但在这流派分呈、蔚为大观的中兴景象背后，我们不难发现云间派的背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