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末年令人窒息的奄党专制下，兼具精神解脱与放纵的双重含意义，悄然流行；在江山易代的血雨腥风中，并涵家国之痛与民族之恨，脱胎换骨；在民族压迫与文字狱四起之际，包蕴着痛苦与传承，苦苦挣扎……兴起于明代天启、崇祯年间，至清代康熙中叶，便成绝响的“云间词派”，在艰难地延续了近半个世纪后，便悄然消散，可是它的精髓却实际上却引领了清词的中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一
追溯历史，云间词派出现的原因是多元的。
东海之滨的古老的华亭，河港纵横，九峰蜿蜒，却又一马平川。鹿奔鹤鸣，俨然世外桃园。所以，直到东晋南渡之前，在中原地区人们眼中，这里还只仿佛是一片隐藏在云间的神秘之地。可是，陆机、陆云的出现，却高屋建瓴，构筑起高山仰止的云间文学艺术奇峰，从而使松江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了举足轻重的份量，同时也使这方水土上的文人自信倍增,从而使人材辈出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北宋南渡，元末的战乱，更不断地把文人墨客，推到这方净土，他们的到来，同时也带来新鲜的血液。如赵孟頫、杨铁崖、元维桢、陶宗仪……又为云间文学艺术构筑起新的文学平台，为新一代巨人的出现作了新的铺垫。在曲子词的创作方面，陶宗仪的《辍耕录》中有一段话更值得注意：“吾乡柯敬仲先生，际遇文宗，起家为奎章阁鉴书博士，以避言路居吴下。时虞邵庵先生在馆阁，赋《风入松》词寄之。词翰兼美，一时争相传刻。”换句话说，受到虞集等人的影响，在明代初年，词仍在生活于松江地域的文人中流传，这无疑为云间词派日后的崛起，作好了最初的准备。
另外，到了明代中叶之后，以董其昌为代表的云间画派、云间书派崛起，标志着松江文化又一高峰期的到来。云间诗派初露端倪，又自然成了云间词派诞生的产婆。
二
放眼明代，云间词派的酝酿与出现，又有着一种必然。
明代的集权，加上宦官专政，特别是到了中叶之后，特务横行达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
于是人们更需要寻求解脱。从文坛看，曾经风行一时的文学复古已走进死胡同，于是物极必反，新、真、自然、趣味，成为文学的新追求。历史上长期处于潜隐状态的表现个人性情的闲适文学，自然地显现兴起，并流行起来。于是在意生命自性的存在。他们以种种放逸的举动来体现这一存在：书画琴棋，笙箫弦管，挟妓冶游，放浪山水，更以文墨著作留名身后，来证实此种存在的痕迹与价值，从而肆无忌惮地表现对生命本体的张扬与放纵。
加上明中叶以来，王阳明哲学思想盛行，非名教，反传统，弘扬主体，表现自我，肯定个人价值，追求平等自由，这种“异端”思想，成为晚明小品创作的精神武器。李贽更是把个性解放的精神带进文学创作领域。他的“童心说”影响了更多的当时的文人墨客。袁宏道的“性灵说”，更将文学创作引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境界，文学的精神、形式都为之一振，获得了解放。“真”字灵魂的小品，由此迅速发展。受其影响，整个文坛上创作求真求实成为一种时尚。而社会生活的病态开放，更为文人墨客提供了更多渲泄的可能。
而当时文坛，盛行拟古，“诗必盛唐，文必秦汉”，缺少创造。至于原本以抒情意为旨的词，也因此萎靡不振。加上元曲的兴起，南北曲可以联起若干支小令组成套数，写成戏曲剧本，演绎故事。无论抒情纪事、状物写景，更有了自由发挥的余地。相比之下，词的篇幅较小，施展不开拳脚，文人填写曲子倒更习惯成了自然，即使偶尔填词，也无形中会露出曲的特征。于是，一时之间，以曲为词，不守词律、随意填词、词曲不分，成为元、明间文人的通病。不过，也是物极必反。到了明代中叶之后，如何摆脱这种通病，让词重新闪烁出迷人的光彩，成为有抱负的文人的一种追求。
在这一背景下，地域的富庶，伴随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的新的惊天动地腾飞的松江，也因纺织业以“衣被天下”的气势，跃成为全国经济重镇。经济的腾飞与繁荣、必然促进文化的发展。作为文人雅士的聚集之地，文化与经济结合下涌现的江南私家园林，也促进了文化的多无化发展。他们在这里交游唱和，互相标榜，曲径通幽的亭台之间，词所特有的那种“小红唱歌我吹箫”式的赏心悦目，最适宜良朋好友聚会酬唱。于是最能用来浅斟低唱的词，取代了多年来流行于市井构栏演出的曲，重新成为文人墨客、才子佳人的新宠。
于是，人文荟萃的松江，积聚着一种力量，在词坛涌动……
三
说到云间词，有两位人物必须注意。他们就是陈继儒和施绍莘。在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两位全国有名的隐士，隐居在松江北部郊区的佘山，他们依山傍水，构筑起自家的园林，呼朋唤友。一时之间，访者如云。他们与来访者之间的诗词唱和，无疑为云间词派的形成推波助澜。
对于陈继儒，尺牍、游记、清言等小品，最能体现他的文学成就与个性特征，但诗、词、曲、赋，却构成他生活的写照。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词。赵尊岳的《明词汇刊·陈眉公诗余》中，他的词竟有五十首之多。沈雄《柳塘词话》更评价说：其小词潇洒，不作艳语。
陈继儒的一首《浣溪沙 初夏夜饮归》就是这样写的：
桐树花香月半明，棹歌归去蟪蛄鸣。曲曲柳湾茅屋矮，挂鱼罾。
笑指吾庐何处是？一池荷叶小桥横。灯火纸窗修竹里，读书声。
从这首作品中我们可以约略察觉到，陈继儒的词注重真实地再现生活，看重情感的真实流露的一个侧面。也正因为此，对于李煜其人其词，陈继儒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感叹：“天何不使后主现文士身，而必委以天子，位不配才，殊为恨恨。”
至于施绍莘，人称他“工词曲，一时无出其右者”。他在余山也建园林、丝竹，每当春秋佳日，与名士隐流遨游于九峰、三泖间，经常唱他自己创作的词曲。他字子野，与北宋代大词人张先（字子野）倒不谋而合。张先有“张三影”的誉称，而施绍莘，不仅把自己书斋命名为“三影亭”，还把自己的诗集取名为《花影集》，由此可见对于坛先辈的情有独钟。其中“花影”，显然与张先的“云破月来花弄影”有关。另外，他和陈继儒一样痴心爱花，至于说，这“花”与出现于晚唐的那一最早的词集《花间集》，是不是有关，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部词集对他，对后来出现的云间词派无疑影响重大。
施绍莘的词多真情流露，如《谒金门》“春欲去”便有“无计可留春住，只有断肠诗句。万种消魂多寄与，斜阳天外树”这样句子，寄寓着作者对身世际遇与社会政治的感叹与悲伤。
正是由于陈、施两位山林隐逸的推崇与实践，凭籍他们在社会上的威望与影响，词便引起更多文人的青睐。并直接对陈子龙等一批后起的俊秀产生巨大影响，对于云间词派的出现，有着直接的启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