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辨骚》；宗经；具体化
《文心雕龙》“体大思精”、“笼罩群言”，无论是就体系结构的完备性，还是理论思维的深邃性和创新性，它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理论批评史上都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和影响。我们看到，尽管对《文心雕龙》的研究不断深入，全书的基本内容和篇目结构逐渐明晰起来，但时至今日研究者对《文心雕龙》的基本思想和刘勰的写作思路、体例问题仍然各说其是、聚众纷讼，难以取得共识。《辨骚》篇做为《文心雕龙》“文之枢纽”五篇当中的第四篇在学界引发的分歧和争论最为突出，尤为引人注目。从大的方面，对《辨骚》篇的“文之枢纽”地位提出质疑，将其归入下面的文体论、创作论的意见屡见不鲜，具体到本篇要旨的解读更是五花八门，新见迭出。在《辨骚》篇的研究中出现不同的意见和观点本无可厚非，这本身就印证了龙学的繁荣，是学术研究的幸事。但是纷繁复杂的争论往往会遮蔽住我们的视线，回归原点重新解读文本有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辨骚》篇主要解决了下面三个问题：1.从汉代的骚辩争论出发重新检讨南朝骚辩的必要性，刘勰认为汉代对屈原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文学的评价已经不合时宜。2.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屈骚是宗经基础上的成功“蜕变”，它是宗经的典范和楷模，其文学成就和艺术价值超越了六经。3.从文学接受角度看，后世不正确的学习和模仿屈骚反过来累及到屈骚在“流变”中的文学地位和影响，“楚艳汉侈，流弊不还”（《宗经》）。可以说第一部分是重新树立评价的思维方法和体系问题，其余部分则是对这种方法和体系的具体演绎。下面笔者分别从这三个方面予以论析。
一、汉代的骚辩
汉代有关楚辞的讨论主要形成了两种主流意见。一种是“举以方经”派，以刘安、扬雄、汉宣帝、王逸为代表，认为《离骚》具有类似经书的文化品格和文学价值，两者可以等同视之。诚如国学大师章太炎所讲“《离骚》与经术，实不相侔”，举以方经“其实是汉人附会之谈”，①在今人看来把经书和《离骚》做简单的类比这本身就消解了《离骚》的艺术独创性，忽视了它产生的具体时代背景和作家自身的文学才情。而且刘勰从宗经的立场出发，也绝不会赞同这种将经书和《离骚》相提并论的做法，它危及到了经书作为“群言之祖”（《宗经》）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地位。另一种是“不合经传”派，以班固为代表，他认为《离骚》尽管“文辞丽雅，为词赋之宗”，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但它和经书截然不同，“与《左氏》不合”、“非经意所载”（《辨骚》）。依现在我们的认识和理解，楚辞和诗经毕竟分属南楚和中原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各自具有独立性，把它和经书截然分开是合乎情理的。但处在“独尊儒术”的东汉时期的班固显然是带着有色眼镜看待《离骚》的，他认为经书不可侵犯，地位崇高无上，而《离骚》只是辞赋小道（这是当时一般的看法，东方朔不满汉武帝以俳优身份对待自己，扬雄晚年视辞赋为壮夫不为的“雕虫篆刻”）。尽管班固的创作也以辞赋见长，写出不少名篇大赋，只是班固如他同时代的多数文人一样“渐靡儒风”（《时序》），属言志一派，风格以儒雅为主，这自然不同于屈原缘情一派的艳丽风格。不论是“举以方经”还是“不合经传”，都没有获得刘勰的认同，因为这两种认识“鉴而弗精，玩而未核”，没有把握住问题的内核，即正视楚辞在汉魏六朝的文学地位和影响（包括积极和消极影响）问题。汉代虽然已经有了学习楚辞的现象，也出现了骚辩的讨论，但经学始终是汉代文学思想中的主流思潮，《离骚》的文学影响尚未触动到它的根本地位。从这个层面讲汉代的骚辩有必要但并不迫切，这是刘勰不太同意汉代论争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这一状况到了六朝就发生了逆转，《离骚》渐渐成为后代文人习作的标竿，大家纷纷学习、模仿，发展到最后文人一味追新逐奇，片面强调形式技巧，“辞人爱奇”（《序志》）、“率好诡巧”（《定势》），造成了文章体制的畸形发展。应该指出的是，刘勰注意到了新变派大力创新、敢于变化的时尚要求，对这股文学新思潮给予了积极响应，在《丽辞》、《事类》、《声律》、《夸饰》等篇章里准确而又恰当地介绍了他们的主张和要求，对于他们在文学的情、采、韵方面的追求以及用典、和声、夸饰等表现手法的运用，只要适度，完全可以应用到文学实践当中去。这不需要刘勰特别提倡，时俗已经非常流行。迫切需要解决的文坛流弊是这种新变文风发展过头带来的严重后果，而学习经书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剂良药。现在的障碍是要确定经书的合法性，也就是经书是源，仅仅给予经书以理论的合法地位（“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还远远不够，还必须确认经书的现实合法地位（受社会的尊重和认可）。因为这一时期儒学逐渐走向衰落，尽管统治阶级不时提倡儒学，但儒学独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儒、释、道、玄并存于学术界，而且就受社会的欢迎程度而言后三家大有压过儒家之势。在文学界，楚辞体极受欢迎，“后之作者，思存枝叶……悱恻芬芳，楚骚为之祖”（裴子野《雕虫论》），“源其风流，同祖风骚”（《宋书·谢灵运传论》）。面对这一现实，裴子野等人一味贬低和排斥楚骚和新变派，单单从理论上讲经书的合法性，结果遭到以梁简文帝为代表的时流的声讨，批评他的创作“了无篇什之美”。刘勰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把离骚纳入宗经评价体系，在这一体系里给予了离骚以理论的合法性，“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赋予《离骚》以特殊的历史地位：仅次于源（诗经的发展，“体慢于三代，风杂于战国”），又高于流（“辞家之前”）。非源非流的评价中，经书的现实合法性和楚辞的理论合法性都得到了实现。采取这样的疏导办法，特别有利于宗经主张在新变派中的推广，刘勰的这种超然态度可能就是沈约给予他“深得文理”的赞誉，萧统“深爱接之”的原因之所在。
二、屈原的艺术成就
刘勰写作《文心雕龙》的根本出发点就在于解决六朝文坛中出现的“文体解散”这一弊病，他认为古代的经书是圣人体道并落实到文字的标志，体制完备是它的最大特点。后世的文人由于不具备圣人先天所具有的超人智慧，无法透过“道”呈现出来的扑朔迷离、神妙莫测的表象直指“道心”，穷极“神理”，所以才有“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夸饰》），“天道难闻”（《征圣》）、“道心惟微”（《宗经》）的说法。刘勰认为这不关乎人的才情多少问题而是涉及认识“道”的能力问题。而这在刘勰看来是文学作品最应该赋有的优秀品质。可以说后世文人的这种先天不足决定了他们不能与“道”发生直接接触，同时也意味着他们的文学作品的体制无法实现自给自足，必须借助圣人体道的结晶——经书才能实现自我救赎。圣人的存在切断了一般文人与“道”的直接联系，同时他又通过经书将“神理”的光辉代代相传、薪火不断。《原道》、《征圣》、《宗经》三篇文章所要论证的结论就是上述观点，刘勰并且梳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和线索：“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此处的“文”决不是一般的文章，它指代的就是经书。经书完备的体制决定了它能担当起“群言之祖”（《宗经》）这一殊荣。所以说刘勰的宗经关键在宗“体”，讲究“贵乎体要”（《序志》）。当然刘勰力主宗经主要是就学习六经的体制而言，并不是说经书就代表了文学的最高成就，它还需要细化并实现具体落实。《文心雕龙》讲“随性适分”（《明诗》）、“随时而适用”（《定势》）、“随变适会”（《章句》）就是这个意思。要落实自然离不开创作者个人的才情禀赋、创作能力和艺术技巧，刘勰强调“神思”、“养气”、“夸饰”、“丽辞”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宗奉六经的“体要”是根本，但“诗有恒裁，思无定位”（《明诗》），还要把宗经落实到文学创作中，“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体性》）。《辨骚》篇认为以《离骚》为代表的屈原的文学作品正是宗经并将其具体化，落实到文学创作中的杰出代表，实现了“洞晓情变，曲昭文体”（《风骨》）的目的。这一方面肯定了屈原及其文学作品的文学价值和艺术成就，另一方面又通过将《离骚》列为宗经的典型，大力宣扬《离骚》宗经的先锋模范作用，很自然地把他们归化到宗经这一庞大的体系中，巧妙地清除了实施宗经主张的最大障碍，还没有激化与“新变派”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