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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匮要略》的动补结构
来源:  作者:  点击:次  时间:1970-01-01 08:00于哲学网发表

   摘 要:汉语动补式起源的时间,主要有“先秦说”、“两汉说”和“魏晋说”等,汉语史界尚难定论。本文通过对东汉张仲景的《金匮要略》中的动补结构的研究分析,进一步论证动补结构这一重要的语法形式至少在汉代已出现并趋成熟。

  关键词:诚实;动补结构;汉代;金匮要略

 

引言

  一、语料的选择

  东汉末年,张仲景完成了确立中医学辨证论治理论体系的重要著作——《伤寒杂病论》十六卷,此书问世后不久,就因战乱而散失。西晋王叔和经过广泛搜集,将原书伤寒部分编成《伤寒论》十卷,但未见杂病部分。北宋仁宗时的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发现了一部叫《金匮玉函要略方》的书,是《伤寒杂病论》的节略本。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说:“此书王洙于馆阁蠹简中得之,曰金匮玉函要略方。上卷论伤寒,中论杂病,下载其方,并疗妇人,乃录而传之,今书以逐方次于症候之下,以便检用。所论伤寒,文多节略,故但取杂病以下,止服食禁忌二十五篇二百六十二方,而仍其旧名。”到了神宗熙宁年间,经林亿等人校订,最后题书名为《金匮要略方论》,简称为《金匮要略》或《金匮》(以下简称《金》)

  《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云:“则此书叔和所编,本为三卷。洙钞存其后二卷,后又以方一卷散附于二十五篇内。盖已非叔和之旧。”但对于此书所载的医术及其药方疗效是持肯定态度的,“然自宋以来,医家奉为典型,与素经问难并重。得其一知半解,皆可以起死回生。则亦岐黄之正传、和扁之嫡嗣矣。”又“独此编仅仅散附诸方,尚未失其初旨、尤可宝也。”关于《金》的语言,《总目》说:“汉代遗书,文句简奥,而古来无注,医家猝不易读。彬注成于康熙辛亥,注释尚为显明。”由此可见,《金》虽然经由王叔和集、林亿等校正,但仍保留了汉代语言风格原貌,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我们对语料进行鉴别的负担。

  我们选择《金》作语法专题研究,除了上述鉴别时代的原因之外,还出于这样的考虑。中古是汉语变化较为显著的时期,《金》虽然是医家的医书,它自然也不能不对中古的语言现实有所反映。另外,对《金》进行专题语法研究的著作和论文非常少见,因此本文的写作有一定的意义。

  《金》的版本较为复杂,目前最流行的本子是人民卫生出版社的标点本(以邓珍本仿宋刻本为底本进行整理),我们选择2006年4月第1版进行研究。文中例句后括号里的数字为该句在此书中的页码。

  二、写作目的和写作方法

  动补结构的研究一直是汉语语法研究的重点、热点和难点,研究角度分现代汉语的使用角度,汉语历史发展的动结式的萌芽、发展和成型过程的角度。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期望在对《金》的动补结构进行全面分类描写的基础上,揭示《金》动补结构的特点,至于要理清它在动补结构发展史上的地位、对动补结构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动补结构不同类型的互相影响等问题,由于笔者所学有限,只能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了。

  本文按照传统的分类方法将动补结构分为动结式、动趋式、动程式、其它格式(包括数量补语、介词结构补语、名词补语)四大类,收集《金》中每一类的用例,然后作相关的描写。

  三、动补结构研究概述

  1、动补结构的构成和类别

  动补结构的出现是汉语语法的一大发展(其中也有一些动补结构已经凝固成词,具体时间郭锡良先生认为当在中古以后)1,现代汉语一般多从意义上进行界定。例如: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认为:“动补短语:由中心语和补语两个成分组成,补语附加在中心语的后头,其间是补充关系。有的补语之前有‘得'。”2

  胡裕树《现代汉语》:“后补词组:由两个部分组成,后一部分补充说明前一部分。”3

  他们一般还按照补语的语义类别将补语分为结果补语、程度补语、状态补语、趋向补语、数量补语、时间处所补语和可能补语等。4

  2、动补结构历史与发展的研究概况

  王力先生最早把“动词+结果补语”所构成的动补结构称之为“使成式”,日本一些汉学家则称之为“使成复合动词”。蒋绍愚(1992)认为:“因为动补结构还可以分为几类,各类产生的时代并不相同。”5因此,我们有必要进行区别对待。对于“动程式”6和“动词+介词结构”两类格式形成的时间在先秦这一观点,语法学界的意见颇为一致。至于动结式和动趋式,特别是对于动结式,学者们的意见却非常不一致。下面我们把研究者们的意见进行简要概括,其中以动结式为主、同时兼及动趋式。

  (1)秦及秦以前说

  周迟明(1958):“使动式复式动词合用式是由词法上的关系发展而成的,大概起源于殷代,……分用式是由句法上的关系发展而成的,大概起于先秦。”余健萍(1957)、杨建国(1959)等认为在先秦萌芽。张显成(1994)利用简帛文献来论证“使成式产生于先秦并且在春秋战国之际已成熟了。”7周、杨和潘允中(1980)还认为动趋式在先秦已经出现。

  (2)汉代说

  王力先生明确指出:“使成式是一种仂语的结构方式。从形式上说,是外动词带着形容词(‘修好',‘弄坏'),或者是外动词带着内动词(‘打死',‘救活');从意义上说,是把行为及其结果在一个动词性仂语中表示出来。这种行为能使受事者得到某种结果,所以叫做使成式。”在对汉代大量实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他进一步具体阐述了使成式的结构形式与内容之间的联系:“外动词带内动词的使成式,其施事者的行为的结果是使某事物有某种行为;外动词带形容词的使成式,是施事者的行为的结果是使某事物有某种情况。”经过一番全面详实地考察之后,王力(1958)得出结论说“使成式产生于汉代,逐渐扩展于南北朝,普遍应用于唐代。”祝敏彻(1963)、柳士镇(1992)等也持相同的观点。王力还认为动趋式也形成于汉代。

  (3)唐代说

  日本学者太田辰夫赞同王力先生所提出的使成式的条件和标准,所不同的是太田着眼于词的层面进行研究,他把行为及其结果同时表现的动词后面带自动词、动词后面带形容词的组合分别称为使成复合动词和结果复合动词,这显然不同于王力先生使成式的仂语观点。太田在进一步研究中还发现“在古代汉语中自动、他动词很多”,“类似使成复合动词的东西从很古就有”。这就为如何分辨使成复合动词造成了一种困难。于是他为动结式的形成提出了一条鉴别方法:“……除此以外,还可以选择不论在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中都不是自他两用的动词,来检验一个词的复合方式。例如,检验关于“杀”和“死”那样的词,它们意义上有类似之点,而自动和他动的区别是明确的。“杀”从古到今都是他动词,“死”从古到今都是自动词。”8

  他最后发现,到了唐代,用“杀”的地方换用“死”的例子相当多了,而且后面的那个动词已经凝固成自动词,由此证明使成复合动词至迟在唐代已经产生。这就是颇具科学和创新精神的“V死O”对“V杀O”的替换。“它突破了传统研究中主要凭语感做判断的局限,而是通过典型案例分析确立形式识别标志。”9

  (4)六朝说及其他

  日本志村良治(1984)认为:使成复合动词产生于中古时期(魏晋南北朝到唐末)。在归纳动结式成立过程的基础上得出动结式出现于六朝。梅祖麟(1991)和蒋绍愚(1994)也持“六朝说”。李平(1984)在对动补结构鉴定和产生年代问题进行认真考察后,他在发表的《〈世说新语〉和〈百喻经〉中的动补结构》一文中,“概括了动补结构起源和发展研究的三种代表性意见,指出了‘先秦、殷周说'的缺陷和‘汉代说'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对太田辰夫、治村良治以‘杀'和‘死'作为检验使成复合动词的形式标准和由此推导的结论提出了质疑……通过对《世说新语》和《百喻经》的全面考察,以大量确凿的语言事实论定动补结构在六朝肯定地产生了。李平这一考察结论不同于志村良治的使成复合动词‘六朝说',他是国内第一位明确肯定动补结构产生于六朝的学者。”10

  另外,也有对太田辰夫的论证持不同意见的,宋绍年(1994)认为“死”在上古也有不少作他动词的用例,因此太田的标准并不可靠。杜纯梓则对梅祖麟关于动补结构产生于六朝的论点和论据发表了不同看法,提出:“动补结构不能与复合动词混而为一;带没带宾语不能作为鉴定动补结构的决定性条件;汉语发展史上没有出现过‘自动词化';具有因果联系的特殊兼语式不是出现于六朝,而是在先秦汉语中就存在。”等一系列观点,以此证明“六朝说”不可信。11

  下面就按照传统的分类方法,把《金》中的动补结构分为动结式、动趋式、动程式和其他格式(包括数量补语、介词结构补语和名词补语)四大类,并对它们作相关的描写,以此证明动补结构这一重要的语法形式至少在汉代已出现并趋于成熟。

一、动结式

  1.1 对动结式性质的认识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想正确地认识和分析动结式,必须先对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动结式的性质有明确的认识。从引言中黄伯荣、廖序东以及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教材中对动补结构的定义,我们发现现代汉语的动结结构是从意义上来界定的。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语法界对动补结构的研究逐层深入。它的特点,据黄增寿概括,大致有以下四种:(1)动结式的及物性与它的组成成分的及物性没有规律性联系。(2)动结式的配价与它的组成成分的配价也没有规律性的联系。(3)动结式的结构中心游移不定。(4)语义指向的复杂性。由此断定动结结构离短语远而离词近。12

  完全用词的标准来衡量古代V1﹢JV2(JV2表示含动作结果的动词)的结构,我们必然得出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动结式的结论。所以我们赞同黄增寿“古代汉语‘V1﹢JV2'(JV2能带宾语)结构是词组式动结结构,现代汉语中的动结式是词式动结结构”的观点,并以此来分析《金》中的动结式。

  1.2 《金》动结式的初步考察成果与分析

  《金匮要略》动补结构中的结果补语(记作JC),根据“VJC”所处句子中宾语的有无及其前后位置,可分为:V﹢JC,V﹢JC﹢O,V﹢O﹢JC。(为方便表述,文中用了以下符号:C=补语、O=宾语、V=动词、JC=结果补语。)

  1.2.1 V﹢JC

  可分为肯定和否定两种格式,其中否定式有5例,格式为“V不JC”:

  (1)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承,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3)

  (2)狐惑之为病,状如伤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闭,卧起不安。(13)

  (3)治病如狂状,妄行,独语不休,无寒热,其脉浮。(18)

  (4)妊娠呕吐不止,干姜人参半夏丸主之。(78)

  (5)《千金》云:主卒忤鬼击飞尸,诸奄忽气绝无复觉,或已无脉,口噤拗不开,去齿下汤。(90)

  另有肯定式18例,其中“V令JC”式2例:

  (1)上二味,以绵缠,捶令碎,热汤二合,捻取白汁饮之,当下。(37)

  (2)上三味,以水三升,先煮甘草,取二升,去渣,内蜂蜜,搅令和,煎如薄粥,温服一升。(74)

  其余16例为:

  (1)荣气不通,卫不独行,荣卫俱微,三焦无所御,四属断绝,身体羸瘦,独足肿大,黄汗出,痉冷。(19)

  (2)师曰:夫尊荣人骨弱肌肤盛,重因疲劳汗出,卧不时动摇,加被微风,遂得之。(21)

  (3)男子面色薄者,主渴及亡血,猝喘悸,脉浮者,里虚也。(21)

  (4)脉得诸芤动微紧,男子失精,女子梦交,桂枝加龙骨牡蛎汤主之。(22)

  (5)血气少者属于心,心气虚者,其人则畏,合目欲眠,梦远行而精神离散,魂魄妄行。(42)

  (6)上三味,先将茯苓、白术煎成,入戎盐,再煎,分温三服。(51)

  (7)上一味,以美清酒五升,煎取二升半,顿服尽。(61)

  (8)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一升,去滓,内芒硝,再煎沸,顿服之,有脓当下,如无脓,当下血。(72)

  (9)上七味,以水五升,清酒三升,合煮,取三升,去滓,内胶,令消尽,温服一升,日三升,不差更作。(78)

  (10)上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半,内胶,令消尽,分温三服。(81)

  (11)妇人之病,因虚、积冷、结气,为诸经水断绝,至有历年,血寒积结胞门,寒伤经络。(84)

  (12)亦主妇人少腹寒,久不受胎,兼取崩中去血,或月水来过多,及至期不来。(84)

  (13)妇人六十二种风,及腹中血气刺痛,红蓝花酒主之。(86)

  (14)猪脂如鸡子大,苦酒一升,煮沸,灌喉中。(89)

  (15)矾石半斤,以水一斗半,煮消,以渍脚,令没踝。(89)

  (16)救自缢死,旦至暮,虽已冷,必可治。(90)

  这类补语动词(包括自动词和他动词,关于补语是形容词性的放在程度补语一节当中分析)紧接主要动词,后面不带宾语。

  1.2.2 V﹢JC﹢O

  此式与上式相反,主要动词后面除补语动词外,还有宾语。

  (1)热汤二合,捻取白汁饮之,当下。(37)

  (2)五升米下,饭熟,捣成泥,合药令相得。(74)

  (3)狗屎一升,绞取汁以灌之。(89)

  (4)剔取左角发方寸,烧末,酒和,灌令入喉,立起。(90)

  (5)澄清汁,饮一升,即愈。(93)

  (6)水浸豆豉,绞取汁,服数升愈。(93)

  1.2.3 V﹢O﹢JC

  (1)上锉麻豆大,每抄五钱匕。(9)

  (2)一服觉身痹,半日许再服,三服都尽,其人如冒状,勿怪。(10)

  (3)上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汤成,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11)

  (4)上一味,以浆水一斗五升,煎三五沸,浸脚良。(19)

  (5)上九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小麦熟,去滓。(26)

  (6)上五味,以水八升,煮米熟,汤成,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34)

  (7)上三味,捣筛,以水一升五合,先煮肥大枣十枚,取八合,去滓,内药末。(45)

  (8)须臾饮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温服取微汗。(57)

  (9)服已,须臾,啜稀粥一升,以助药力。(68)

  (10)颈项强,用大附子一枚,破之如豆大,煎药扬去沫。(81)

  (11)呕者,加半夏半升,洗。(81)

  从例中我们可以看出,V﹢O﹢JC式实际上还包含另外一式,如果用形式标记的话,就是V﹢O1﹢JC1﹢O2﹢JC2,即(3)所示。除这种形式外,其他另外10例按照补语形式的不同,又可分为三类:补语是形容词的,如(1)(4);补语是量词的,如(7)(8)(9)(10)(11);补语是自动词的,如(2)(5)(6)。

  1.3 《金》中的“得”

  “得”字的用法非常灵活,对带“得”的述补结构产生时间以及“得”的来源也各有不同的看法。正因为牵涉到的问题较多,本文把它拿出来单独讨论。

  1.3.1 关于“V得C”述补结构中“得”的来源及形成,学术界大体有以下三种看法

  (1)杨建国(1959)认为:“如果对上述动补式谓语的宾语有所补叙时,即说明宾语因动词所使成的一种变化或状态时,我们探求的结构助词‘得'就出现了。”即在他看来,结构助词“得”是直接由“V得O”式中“获得”义的“得”发展而来的。另外,祝敏彻(1960)、岳俊发(1984)等认为状态补语结构的“得”是从表完成的“动词﹢得”结构的“得”虚化而来的,可能补语的“得”是从表可能的“动词﹢得”结构的“得”虚化而来的。

  (2)王力(1958)则认为表完成的状态述补结构和表可能的能性述补结构来源相同,都是“由原来的‘获得'意义转化为‘达成',由‘达成'的意义更进一步的虚化,而成为动词的词尾。”杨平(1990)、蒋绍愚(1994)和吴福祥(2000)都持这一观点。吴福祥说:“上面例子中的‘V得',如果后接谓词性成分,那么整个结构就变成了述补结构,同时,‘得'也就逐渐演变成用作补语标记的结构助词。我们认为述补结构‘V得C'就是这样形成的。”

  (3)赵长才(2002)认为“V得C”的来源有二:一是源于“达到、达成”义“得”的语法化,二是源于“致使”义“得”的进一步语法化,即:“魏晋六朝时期,‘得'具有‘使、令'义用法和功能,唐代‘得'以‘致使'义动词的身份进入到两个谓语性成分之间的句法位置,形成‘V得VP'格式。之后。‘得'在该句法位置上进一步虚化成结构助词,原为连谓结构的‘V得VP'也就演变为述补‘V得C'。”

  1.3.2 关于“V得C”述补结构的产生年代

  潘允中(1980),岳俊发(1984)认为南北朝时期就已产生,而王力(1958),杨建国(1959),杨平(1990),蒋绍愚(1994)吴福祥(2000)则认为应该是在唐代。

  1.3.3 本文的观点

  我们认为王力他们的意见是成立的,即:一般所说的表完成的“V得”和表可能的“V得”来源相同,其中的“得”来源于表“获得”义的动词“得”。至于产生年代,比较倾向杨平先生的观点:“先秦时‘得'开始用于取义动词后,与前面的动词构成连动结构,汉末起‘得'用于非取义动词后,‘获得'的实词义虚化,与前面的动词构成述补结构,表示动作实现、有结果,当‘V得(O)'用于非已然的语境中时,它表示实现某种行为的可能性。动词‘得'用于另一动词的后面,它的作用和意义就开始发生了变化,从与动词并列变为从属的补语,从表‘获得'变为实现、结果。”

  《金》作为一部医学著作,其中的例句都是表示一种非已然的语境,但是“因为一个动作总是要在实现或完成以后才能产生结果或状态,反之,一个动作既已产生某种结果或状态,那这个动作自然也就实现或完成了。由于‘V得C'中补语C已蕴涵了表示动作实现/完成的语义,‘得'原有的表示动作实现或完成的语义功能便逐渐消失。”13《金》中的“得”字短语就表现出这种趋势。

  以下是出现在《金》中的“得”字短语,共有13例(句后括号内数字表示页码):

  (1)口噤不得语(7)

  (2)或拘急不得转侧(20)

  (3)并治但伏不得卧(20)

  (4)虚劳虚烦不得眠(24)

  (5)但坐不得眠(26)

  (6)喘不得卧(27)

  (7)胸痹不得卧(31)

  (8)拘急不得转侧(37)

  (9)倚息不得卧(48)

  (10)暮躁不得眠(53)

  (11)躁不得睡(59)

  (12)烦满不得卧(80)

  (13)烦热不得卧而反倚息者(86)

  从结构类型上来看,《金》中“V不得O”结构的述语部分(V)较为丰富,除(3)(5)(6)(11)为单个动词外,尚有主谓式(1)(7)(10),状中式(4)(9),述补式(8)和述宾式(2)(12)(13)。这与同时期的文献《史记》、《汉书》、《修行本起经》中没有出现“得”用在非取义动词后面的情况相比,是较为突出的。14但是我们也发现《金》中的“得”字短语还没有完全虚化,只是处在向“得”字补语转化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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