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陶潜的哲学思想、人生观以及他的出仕、归隐与躬耕，无不体现着他“独立率真”的性格，而他的性格的另一方面“中和任放”也是贯穿其中。如果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是他“任放”性格的最好表现的话，那么他与众不同的归隐方式和态度，则最能说明他的中和。渊明的入山，不是卢藏用待价而沽的市侩手段的“终南捷径”式的隐逸，不是陶弘景幕后操纵的遥控伎俩的“山中宰相”式的隐逸，也不是皇甫希之点缀当朝的假冒勾当，更不是谢灵运无补于世的自我麻醉。而是“在黑暗而多歧的世途中，以其所秉持的注满智慧之油膏的灯火，终于觅得了他所要走的路，而且在心灵上与生活上，都找到了他自己的栖止之所，而以超逸而又固执的口吻，道出了‘托身已所得，千载不相违'的决志。”（《迦陵论诗丛稿》）。渊明隐居后，对官场人物的亲疏态度也是迥异于人的，他固然不是打着归隐旗号而心留世俗的假隐、充隐，但也决非后世自诩超越尘世的所谓“纯隐”，他是有着自身原则和立场的。如对颜延之、殷晋安、檀道济，诗人就有着不同的态度。《宋书·颜延之传》：“（延之）与渊明情款”；“日造次焉，每往，必酣饮致醉。”《与殷晋安别》：“负杖肆游从，淹留忘宵晨。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未谓事已及，兴言在兹春。飘飘西来风，悠悠东去云；山川千里外，言笑难为因。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贫贱。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萧统《陶渊明传》：“江州刺史檀道济往侯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馈以粮肉，麾而去之。”
以上是对陶渊明“独立率真”、“中和任放”性格的分析，为了进一步了解他的这种性格，我们有必要来探讨一下它的形成原因。马克思主义认为：“客观世界的各种现象都是普遍联系、前后相继、彼此制约的，任何一种现象都会引起产生另一种现象，反过来任何现象的产生也是由别的现象引起的。”陶渊明性格的形成，不仅和他的先天素质、意识形态有关，更和他后天生活的家庭教育和传统文化、时代环境密不可分。
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是晋朝的大司马，祖父茂、父亲逸也都做过地方官，虽然后来家道中落，但家庭特有的人文氛围、人格素养却融于血液一脉相承，这使得渊明先天具有了优于他人的条件。他少小时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度过。孟嘉为当代名士，渊明在《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写道：“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蕴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旁若无人。”而渊明“存心处世，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逯钦立语）。如果说家庭环境对渊明的影响是默化的话，那他所受的教育、阅览的古籍无疑充当着潜移的角色。两晋时代，“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陶潜不但像一般士大夫那样学到了道家的《老子》、《庄子》，而且还阅读了儒家的《六经》，以及文史、神话小说等“异书”。他在《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一》中说他“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而《周王传》是咸宁五年（279）从战国魏哀王墓中发掘出来的汲冢书；《山海图》则是作为东晋王朝的逆臣、为王敦杀害的郭璞注《山海经》的一卷《图赞》。渊明能阅读到这样的书籍足见他的博学程度，而也正是他的博览群籍，开辟了他开阔视野的途径，奠定了他思想性格形成的基础。另外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两晋时代虽然是玄学盛行的时代，但作为正统思想的儒家仍然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难以抵挡的力量。就在渊明的家乡江州就出现了大力提倡经学的学者范宣、范宁以及戴逵等。《晋书·范宣传》：“范宣，陈留人也。……好学手不释卷，以夜继日，遂博综众书尤善三礼……宣虽闲居屡空，常以诵读为业。谯国戴逵等皆闻风宗仰，自远而至，讽诵之声，有若齐鲁。太元中顺阳范宁为豫章太守，宁亦博学通综，在郡立乡校教授，恒数百人。由是江州人士并好经学，化二范之风也。”而当时渊明正值少年之际，“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十六），他所受儒家思想之影响可见一斑。但又不可否认的是渊明毕竟生活在玄学盛行的年代，他受道家思想的熏陶也是不争的事实。袁行霈先生说：“他（陶渊明）有儒家的入世精神，也像儒家那样重视个人道德修养，但不拘守儒家经典的章句，显得通脱而不拘泥。‘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意会，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将孔子道家化。受老庄和魏晋玄学影响，但并不沉溺于老庄和玄谈，他是一个很实际的、脚踏实地的人，做县吏就有劝农之举，做隐士又坚持力耕，与虚谈废务浮文妨要的玄学家很不同。”渊明的思想熔铸了儒道两家的精华，圆融无碍，并结合自身的生活实践，因而具有与众不同的视点和特色，更为可贵的是，他还把思考生活的结论用来实践，以实际行动反过来证明自身观点的正确性。可以说正是在儒道两家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渊明独立而不群，率真而不矫糅，中和而不偏激，旷放而不任诞的独特性格，鹤立于两晋文人之林，屹立于古代诗人之列。
陶渊明的家教、学识以及时世加上他个人先天的素养、哲学思想和人生观，造就了他那“独立率真”、“中和任放”的性格，使他最终得以脱离主流社会而能自由地翱翔于心中的“桃花源”世界。陶渊明的这种独有性格在活着的时候并无人问津，有的话也只是附庸风雅而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却征服了无数后人，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言：“陶渊明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许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以后，或厌倦了官场的时候，往往回归到陶渊明，从他身上寻找新的人生价值，并借以安慰自己。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莫不如此。”名声具有递增效应，尼采曾说：“星光很遥远，到达人们的眼睛需要许多时间。”渊明的煊赫名声，不是因为同时代的人们知道他，而是在他百年之后，为越来越多的人知道。由此可见陶渊明人格魅力影响之深之远。在缺乏对自身生存状态、生活方式反省和观照的年代，陶公无疑也给了我们勇气与希望，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参考文献：
[1]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47页，第150—151页
[2]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8页
[3]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燕京大学哈佛学社刊印，1945年9月
[4]李泽厚《美的历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141页
[5]朱光潜《诗论·陶渊明》，三联出版社，1998年，第293页
[6]李建中《魏晋文学与魏晋人格》，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33页
[7]宋恪震《陶渊明归隐之我见》，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5期
[8]孙明君《陶渊明：幻灭的田园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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