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人格；独立率真；任放中和
人格是指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性格作为一个人稳定的心理因素，它的构成是十分复杂的，是在其哲学思想、人生观以及人生经历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它与气质、能力、兴趣等一起成为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想就陶渊明的人格及其形成原因进行简要评述。
谈到陶渊明的性格，前人和今人有太多的观点和看法，有人认为是“寡默与任放”《读陶丛札》，也有人说是“明彻达观”《明彻达观，新奇真实》。我认为陶渊明的性格是“独立率真”、“中和任放”。萧统在《陶渊明传》中说陶渊明是“颖脱不群，任真自得”。这在陶诗中就能得到很好的印证。如“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其五），“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连雨独饮》）。《庄子·渔父篇》说：“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可见“真”就是自然。在陶渊明而言就是如何保持自然，也就是如何才能不被异化。
实用主义哲学家和机能主义心理学家瞻姆士将人的“自我”分析为“客我”和“主我”。“主我是行动的自我，人格的动力和独特性均来自于主我；客我则是社会的自我，以及角色的扮演，反映的是社会的经验。”渊明想保持自然就必须任“主我”而同“客我”进行斗争。这种斗争的力量来自向往自由的生命本性，斗争的目的也是为了解放被束缚的心灵。所以对生活在两汉经学统治相对松弛的陶渊明，出于对形体和精神双重自由的追求，言行举止表征为对自然的向往热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是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自然”不是我们现在所认为的“自然”，“渊明之‘自然'非近代所谓客观的物质性的‘自然界'，而是一个来自老、庄、郭象的哲学范畴，指的是一种自在的状态；含有自由的趣味；以‘自然'为美；以‘自然'化解人生的苦恼，以‘自然'作为医治人生各种弊病的良药。”（《陶渊明研究》）。陈寅恪说得更为透辟更为深刻：“渊明之思想为承袭魏、晋清谈演变之结果及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说而改创之新自然说。惟其为主自然说者，故非名教说，并以自然与名教不相同。但其非名教之意仅限于不与当时政治势力合作，而不似阮籍、刘伶辈之佯狂任诞。盖主新自然说者不须如主旧自然说之养此有形之生命，或别学神仙，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
渊明不仅在哲学思想、人生观上是任自然的，在实际生活中更是处处流露出不随世、不顺俗而顺乎自然天性的性格特征。渊明的一生先后共有五次出仕：第一次起为州祭酒。第二次入桓玄军幕。第三次为镇军参军。第四次为建威参军。第五次任彭泽县令。出仕与归隐是中国古代士人所要面对的重要人生抉择，因为这一抉择直接关涉到士人如何实现人生的价值，如何安身立命，如何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从热衷于仕宦的士人来看，他们的心灵深处未尝没有奉身而退、拂袖绝尘的心理潜流；而那些身在林泉的人，他们的心灵深处也未尝没有建功立业、力登要路的豪情壮志。“仕与隐像八卦中的阴阳鱼一样构成了中国古代士人、诗人心理的两大情结。盘踞在士人心灵深处的两大情结之间保持着一种动态平衡，时而相安无事，时而激烈交锋。”（孙明君《陶渊明：幻灭的田园梦》）正是由于渊明的率真，这种动态平衡、这种激烈交锋在他身上表现得更为透彻，也更为淋漓尽致。他的可爱与可贵之处正在于他对出仕原因的直言不讳：“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萧统《陶渊明传》）。“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归去来辞序》）。但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言：“仅仅用亲老家贫解释他的出仕，显然是不够的。”确实，对于归隐还是出仕，渊明是经过反复抉择的，其中的经历也颇为曲折复杂。“研读陶渊明的诗，我们可以体悟到，一个伟大的灵魂，如何从某种矛盾失望的寂寞悲苦中，以其自力更生，终于挣扎解脱出来，而做到了转悲苦为欣愉，化矛盾为圆融的，一段可贵的经理。”（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
但是无论出仕还是归隐，它们所围绕的中心都是“真”，因而它们是完全正当的。正如叶嘉莹先生所言：“然而如以渊明之质性而言，则归园田方能保全其自然与真淳，而出仕则不免有‘违己交病'之患。所以渊明的归田，既非为了虚浮的隐居的高名，也非为了世俗的道德的忠义，而只是为了在‘大伪斯兴'的此一人世，保全其一份质性自然的‘真我'。”《归园田居五首之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这是诗人从彭泽隐居后的第二年春天所写，开头就点明自己从小就不迎合世俗，本性就喜爱恬美静穆的山林园田生活。《读史述九章之九》：“远哉张公，肃然何事。……独养其志。”摆脱了现有的生存方式，不慕荣利，忘怀得失，这在诗人心中是早有此意的，他的居官，除了一般士人共有的信念和抱负之外，更重要是以居官为途径通向更为自由的大道。不料事与愿违，渊明非但没有获得先前所希企的自由，相反失去了更为重要、更为本原的自由。“何旷世之无才？罕无路之不涩。”不是世上没有安邦定国的栋梁之才，而是当时的社会制度几乎把所有通往正道的仕途之路全部阻塞了。所以我们的诗人“宁故穷以济志，不委曲而累己。”他的坚定信念可见一斑。首先，他经受住了来自官方的压力。朝廷多次对他征召，都坚决顶住了：“顷之，征著作郎，不就。”（《晋书·陶渊明传》）。“义熙末，征著作佐郎，不就。”（《宋书·陶渊明传》），他是真正不同于“身在江湖，心怀魏阙”之辈的。其次，他同样经受住了生活困窘的折磨，转而躬耕不怠，大有收获。渊明“任真”，因此他不言讳利，而所需不过乃正当衣食。既不同于传统儒家鄙视劳动的观念，也异于同时代“虚谈废务浮文”的玄学家。儒家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中国封建社会，只有通过读书进而出仕为官才是正道，其他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方式都是不足挂齿、不登大雅之堂的。即使是隐士，骨子里对儒家的这一信条也是始终恪守不渝的。只有渊明是既归隐又力耕的，这正是他任真的体现。他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一》中写到：“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秉来欢时务，解颜劝农人。”他自嘲对孔老夫子的“忧道不忧贫”力有未逮，因而就转向躬耕，并对农业劳动信心十足。试想如果一个只以隐居为平台而内心另有他求的所谓隐者，要毫不犹豫并持之以恒地操持起为儒家所鄙夷的稼穑之事，那是不可想象的，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也已证明了这一点。而陶公做到了，“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他把躬耕劳动放置在了人性起码良知的心理层面，成了他的生活凭借和精神寄托。另有《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新。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归园田居》其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陶公力耕自养的欣喜之情跃然纸上。正如李泽厚所说：“所以只有他（陶渊明），算是找到了生活快乐和心灵慰安的较为现实的途径，无论人生感叹或政治忧伤，都在对自然和农居生活的质朴的爱恋中得到了安息。陶潜在田园劳动中找到了归宿和寄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