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吴应箕；桐城派；戴名世；方苞；影响
吴应箕（1594—1645），始字风之，后更字次尾，号楼山，南直隶贵池兴孝乡（今安徽石台县）人，明末著名社会活动家、文学家、复社领袖和抗清英雄。《明史》载：“善今古文”，又操持选政，其言论风旨为时人所重，影响深远。
桐城派以文名世，是时代孕育的结果，也是地域文化土壤上开出的奇葩。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考察，晚明时桐城已成为上江文化重镇，然而桐城以经学名世，在上江地区，艾南英、吴应箕以文名世，而艾南英被复社诸子所排斥，可是吴应箕不仅是上江社团的领袖，也是复社领袖，与桐城诸子有广泛的交往，其影响也就不可小觑。以此而推，他与清代戴名世、方苞所开拓的桐城文派有没有关系自然引起我们的思考。为了较为清晰地揭示吴应箕对桐城派的影响，我们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吴应箕与桐城派先辈们的交游
吴应箕与桐城诸子的交往是广泛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639年的一次聚会。“崇祯己卯正月，予应科举试于郡城，时安庆就试者咸在，而桐城有知名士数人，皆夙昔日游好也”（《楼山堂集》卷十六《池阳郡邸分韵序》）[1]，吴应箕请方以智代为征客，举行了一个小型聚会，诗酒唱和，参加者有十五人，即赵又汉、周农夫（一作“父”）、方尔止、吴子远(方以智之舅)、方密之、邓简之、吴鑑在、左子直、钱幼光、左子厚、张濬之、刘臣向[2]（469-472）、罗季先、刘德舆、刘仪之。集诗二十三首，吴应箕为之作序，提出了“志以言白，聚以志起，时以聚得，而素以时征”，强调“志”的重要性，表达了“雅颂久不作，周道今已东。我生困行墨，忧思日忡忡。”希望诸子们“毋为今日聚，而忘起沛丰”（《楼山堂集》卷二十二《池阳郡斋集桐城诸子分韵一东》）。接着在这一年春，由吴应箕起草的《留都防乱公揭》，经过了半年多争论之后，终于公之于世，署名于上的有：桐城方文、周岐（字农父）、左国林（字子直）、左国材（字子厚）。因这一年他与桐城诸子的交往较集中，我们以此作为考察基点，就显得较为方便。下面我们就将其中的几个主要人物予以介绍。
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号曼公，明季四公子之一。1633年，就试于南京时结识吴应箕，并主盟吴应箕与刘城开创的国门广业社。1634年，桐城民变，方以智移居南京。同为复社巨子，在复社活动中接触颇多。吴氏集中《方密之以智画天柱峰图相赠作此还答》（《楼山堂集》卷二十三）、《将去吴门方密之赠诗书扇答此》（《楼山堂集》卷二十五）。
方孔炤（1591—1655），字潜夫，号仁植，即方以智之父。崇祯十一年（1638年）被任为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吴应箕为之写下《与方仁植中丞书》（（《楼山堂集》卷十四），吴氏集中还有《赠尚宝方潜夫孔炤》（《楼山堂集》卷二十五）一首七言律。
方文（1612—1669），字尔止，初名孔文，方以智从叔，青少年时与方以智同学友伴达14年之久。方文以诗名世，其诗“朴老真至”。吴氏集中有《送方尔止文赴安庐蔡宪副之招》（《楼山堂集》卷二十四）、《将往无锡答方尔止诗言别》（《楼山堂集》卷二十五）二首。
孙临（1610—1646），字克咸，后改字武公，明诸生，方以智妹夫，《明史》二七七卷有传。孙临工词赋，著作盈尺，喜谈兵，后弃儒从戎。与吴应箕交往密切。吴氏集中有：《赠孙克咸临》（《楼山堂集》卷二十五）、《赠孙克咸并序》（《楼山堂集》卷二十六）。
钱澄之（1612—1693），初名秉镫，字饮光，又字幼光，自号田间。先为阮大铖阴主之中江社成员，1633年冬，方以智从南京回乡，为其带来了新的讯息：“三吴举复社，辨别气类，与朝局相表里。若某之流，皆在所摈。……吾辈盍早自异诸？”[2]（469）于是脱离中江社。著有《田间易学》、《田间诗学》、《庄屈合诂》、《藏山阁诗存》、《藏山阁文存》、《田间文集》等。他不仅是桐城诗派的创始人，也因其古文的创作实绩和生活的时间跨度大，影响了几代桐城士子，也是桐城由专注于经学研究开始转向热衷于古文创作的关键人物。刘声木《苌楚斋三笔》卷八说钱澄之：“论诗文精妙，实开桐城诸老之先河，至当而不可易，洵后世学人之龟鉴。”，张舜徽先生在《清代文集别录·潜虚先生文集》中也说：“桐城经学文章之绪，开自钱澄之。”
潘江，字蜀藻，号木厓。小钱澄之七岁。少即天才隽妙，博览群书，10岁试文郡邑，群士推为神童。钱澄之说：“及其以诗文交于予也，年正壮盛，方以全力攻制举之文，而讲求用世之学，诗外其余事耳。”然而潘江“以诗文称于世者30余年”[2]（268），著有《木厓集》、《木厓续集》，辑有明代以来的桐城籍诗人之诗的巨著《龙眠风雅》和《龙眠风雅续集》，真正实现了桐城由重经向重文的转变。在吴氏集中有《潘蜀藻序》，文中语气透露出前辈对后学的指导鼓励之意。
与吴应箕交往的桐城名士还有很多，我们只能选择了一些与戴名世、方苞有联系的名士作一点介绍，并企图借此来展开论述。
前四位是方氏家族中人及其姻亲，是方苞的长辈。虽然方苞出生于南京，但明末桐城之变后，方氏家族多迁于南京，吴应箕的《留都见闻录·时事》就有记载：“桐城自甲戌乙亥后，巨室尽家于南。何相国以元老客居而门庭安静，都人咸诵之。其余，方仁植中丞、方坦庵太史、孙鲁山给谏皆为时名人，而悉家于此又数姓之兄弟子侄，文采风流炤耀京邑，他方流寓者所不敢望。”[3]吴应箕长期寓居南京，与他们的交往也较多，再说方苞的祖父方帜与方以智、方文、孙临年龄相仿，相互的影响是必然的。而方帜学行给方苞的印象是深刻的，他在《大父马溪府墓志铭》中说：“少时以家贫迫生计，未得时依大父，及冠后，从钱饮光、杜于皇、苍略诸先辈游，始知大父文学为同时江介诸公所重。”[4]（189）敬仰之情溢于言表。方苞的父亲方仲舒也与钱澄之、方文也有往来，常相唱和。[5]（58）
钱澄之对方苞的影响是直接的。方苞在《田间先生墓表》中说：“苞未冠，先君子携持应试于皖，反，过枞阳，宿家仆草舍中。晨光始通，先生扶杖叩门而入。先君子惊。问曰：‘闻君二子皆吾辈人，欲一观所祈向，恐交臂而失之耳。'先君子呼余出拜，先生答拜，先君子跪而相支柱，为不宁者久之。因从先生过陈山人观颐，信宿其石岩。自是，先生游吴越，必维舟江干，招余兄弟晤语连夕，乃去。”[4]（132）作为桐城遗老，这样关心后辈的成长，对后辈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
潘江家中藏书颇多，又奖掖后学。戴名世说：“里中潘木崖先生，博雅君子也，家中多藏书，余往往从借观，因师事之。”[6]（117）对戴名世影响较大。
这些人与吴应箕有着相近的人生价值取向和政治倾向。从年龄上说，除方孔炤之外，吴应箕比他们要长16岁以上，加上方氏、钱氏诸子均是复社成员，而吴应箕是复社的创始人之一，成名较早，自然有着较大的影响力。再说方氏、钱氏诸子中虽也有文名，但都致力经学，不象吴应箕以文名世，而且以教书选文为生，对文章有深入的思考，有更为系统的理论。又因吴应箕操持选政，陈肇曾《吴楼山先生遗集序》云：“自次尾科牍出，天下翕然，奉之为珪璧指南，至有不以名列天衢为荣，以文入选者贵于凌高梯而被丹黼。”（《楼山堂遗文》卷首）所以在他们的交往过程中，虽然说他们的影响是相互的，但就文学思想来说吴应箕对桐城诸子的影响可能要大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