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唐代；书手；墨迹特征
唐代的书手来源于社会的不同阶层，既有任职于官府图书文化机构的“楷书”、“楷书手”、“御书手”、“群书手”，更有佣书于民间的贫寒文人、经生等等。他们的书写大都是以实用为目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按照某种既定的格式或规律进行，其墨迹不乏端雅娟秀的典籍经文的缮写，更有着平实随意的日常实用性书写，展现出不同于时代潮流之上名家书法的特殊一面，他们的书法活动虽然默默无闻，却是唐代书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
书手墨迹的书体多样，包括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篆书在内的几乎所有书体形式，而且还有篆楷、隶楷、隶草相互杂糅的抄本，样式丰富。从书写功用来看，书手以抄写文献典籍、宗教经文以及重要公文为主，因此楷书是书手最常用的字体。
楷书发展到隋唐，成为一种成熟的书体，也在艺术上达到它发展的高峰。即使是今天，学习楷书的人仍以7世纪的欧阳询（557—641）、虞世南（558—638）到8世纪的颜真卿（709—785）的作品为范本。隋唐时期对于楷书的定型，几乎达到完美的程度。在当时，楷书的繁盛是整体状况，众多的从事实用性书写的书手在官方和民间从事抄写活动，共同推动了楷书在唐代的繁荣。
唐代书学教育十分发达，其基本原则，是以“楷书正样”为终极目标，所谓“楷书字体，皆得正样”，[1]如《干禄字书》即是教导书写者如何学习工整的楷书以取功名，这是“干禄”的本意。唐代科举以书取士有三种方式，一是贡举中的书科；二是吏部铨选之身言书判；三是制举之科的书判拔萃。《新唐书·选举志》云：“六品以下，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2]就是说，五品及五品以上的官员不须参加书判考试，六品及六品以下要参加考试，程序是先观其书判，再察其身言，然后拟官。“书判拔萃”乃吏部铨试选人特殊之法。洪迈《容斋随笔》载：“唐铨选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谓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凡试判登科谓之入等，甚拙者谓之蓝缕，选未满而试文三篇谓之宏辞，试判三条谓之拔萃，中者即授官。既以书为艺，故唐人无不工楷法；以判为贵，故无不习熟。”[3]虽然以书取士仅仅是在制度上的规定，在选官过程中并不起什么决定性作用，但毕竟反映出书法在唐代的特殊地位。可以这样说，唐代是以强有力的行政手段最终导致了官楷的形成。这样规范的楷书点画运用多了，必然强调出一种法度，对点画作一种规范的追求。唐代书手抄写活动主要是缮写图书经籍、佛经道藏等等，其书迹必然以“皆得正样”的楷书为主，其中以写经为最。这与佛教的迅速发展密切相关，自西晋时，写经卷便已粗具经卷体的规模。写经小楷从魏晋开始，是作为传播教义、培养出家人研读书写的一种形式。而至南朝时，字体益趋端整，楷法渐完备，仍具写经字之特色；北朝之风格则与南朝相去不远。隋代书法居南北融合之枢纽，但在写经上已无此分别了；书体更近于唐楷，仍带有经卷之特色。当时这种美观而且实用性极强的字体，被称为“官楷”，也被称为“端楷”，而写经体又是官楷之一种样式。楷书在唐代达到了巅峰状态，由于楷法的成熟与完善，唐人将楷书推向了极致。敦煌写经中即有诸多书手抄写的端严方整的经卷，如《妙法莲华经》题记：斯84号、斯312号、斯456号、斯2573号、斯3348号、斯3079号、斯4209号、斯4551号、斯5319号、伯2195号、伯2644号、伯4556号、北新637号……共三十五号，皆为高宗时期的官府书手写本。这些经卷校勘精细，书写优美，被当时社会视为上品，深受寺院僧侣和信士的欢迎和信赖。
书手供职于官府或民间的写经坊，皆奉当时名家之书体为楷模，间或有酷似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等大家楷书，功力较为深厚，其书风既继承了前期经书的质朴，又显示了唐楷特有的典雅、稳健，笔法圆融遒丽，外柔而内刚。总的来说，尽管他们达不到虞世南、欧阳询那样高超的水平，但作为当时的一流书手还是名副其实的。可以看出，有力的制度保证和强大的国家监管造就了唐代书手抄写的独特风格。他们或师承当时一流的书家，或有严格的训练作为保证，在便捷抄写的需求下，形成了以楷书尤其是小楷为主的书写特点。
另外还有一种近似行书形态的楷书，其结体疏朗舒展，一笔一划并无连带，属楷书范畴，多见于宗教以外的儒家典籍写卷，唐代中、后期，这种类型的楷书逐渐增多。如：伯25lO号《论语》、伯2540号《春秋经传集解》、伯3847号《景教三威蒙度赞》、伯2155号《曹元中状》、伯2486号《春秋谷梁传哀公》第十二等。此类典籍的抄写并非一味方饬端正，具有行笔轻快、流水行云、飘逸自如的特点，有明显的行书体势和速度感。这种楷书较端严整饬的官方抄经更加俊秀有活力，不拘束，时有书卷气息。
总之，从字体的角度分析，书手在学习阶段并不局限于某一种字体，《唐六典》载：“石经三体书限三年业成，说文两年，字林一年”，[4]这是唐政府对馆学书手的学业规定。其所学字体至少有古文、篆书、隶书、楷书四体，其他书手学书过程基本一致，但是在学有所成之后，成为一名书手从事抄书、抄经一职，因其职业性质所限，主要以楷书、尤其是小楷书为主。
二
唐代经文典籍的抄写大都严肃而认真，尤其是官府还设立专门机构，并派专人管理，监督此事。抄写有一定的程式和工作规范。整个抄写工作分解为若干环节，由专人分别负责。其抄写主要由书写技艺高超的楷书手、群书手、官经生等承担，用工整、熟练的楷书抄写在1尺×1.5尺或1尺×2尺的上等厚麻纸上。[5]经书正文的前面要写题目、撰者或译者，经卷尾要写题记，题记一般包括抄写年代、抄写者以及校字、详阅者姓名等。经文格式的规制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书手抄写的规整统一的特点。正如《宣和书谱》所言：“自成一律，其间固有超绝者，便为书名”，“作字得楷法之妙，长寿间，一时为流辈推许”；“修整自持”，“数千字终始如一律，不失行次”，“一波三折，笔之势亦自不苟。岂其意与笔正，特见严谨，亦可嘉矣。”[6]书手们在抄写经文时，首先要保持恭虔之心，心平气和；其次，还要做到速度与质量两不误，规矩齐整，便于诵经之人疾读，由此形成了规整纯熟的特点。其书写既传播了宗教义理，又于潜移默化之中扩大了书法艺术对普通民众的陶冶作用。
以《善见律》、《灵飞经》为例。经生国诠于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十二月写的《善见律经卷》，是一件传世的唐代著名写经小楷。根据杨仁恺对“皇姊图书”印章的研究，此件作品曾经被元世祖忽必烈的嫡亲曾孙女皇姊“鲁国大长公主”收藏过。清代又曾进入内府，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此卷为乌丝栏纸本，纵22.6厘米，横468.8厘米，共274行，4000余字。
抄写者国诠，是唐代贞观年间的经生，奉敕用硬黄纸本书《善见律》，经卷末后注诸臣，有阎立本署名。其书清晰可见贞观年间楷书之精熟，亦能领略到书手写经的技巧之娴熟、楷法之完备。此经书法运笔精熟劲健，笔画匀净，结体疏朗秀劲，结构严谨、平整、秀美，字形偏方扁、章法排列整齐。非心情平和、气顺意畅不能为之。既有欧阳询之端谨，又具备褚遂良之灵动，一气呵成，自始至终无一懈怠，极为难得。虽然是奉敕之作，但书体庄重自持，皆成一律。
传为钟绍京所书的《灵飞经》是唐人抄经在敦煌遗书之外的传本，又名《六甲灵飞经》，为道教经，没有书写者名字。《灵飞经》墨迹本现存43行，共计625字。为唐开元二十六年（738）所作。玉真公主敕写。自《灵飞经》问世以来，一直为书家所推重，被视为是小楷的典范。它的用笔与字形代表了唐代书法的最高水平，结字特征具有典型的规范性，是正统帖学精美一路的代表作。此经用笔以中锋为主、偏锋辅之的外拓法。帖中每字的笔画都有重笔和轻笔，起止分明，笔画柔中有刚，刚柔互济。章法上错落有致，妙趣横生。它以点代画之处较多，使间架宽绰，如“清”、“飞”等字的处理，既开阔了字的空白处，也起到密中见疏的艺术效果。在很多字的处理上，都强调主笔的突出，增强笔画间的对比效果，如：“行”、“晏”、“甚”、“五”、“真”等字的处理，使得字的结体开阔、舒展。可以说《灵飞经》秀美中有古趣的风格，舒展中有团聚的结体，平易中有变化的用笔，都已把唐人书法的特色表达无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