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仇士良传》
唐代后期，随着宦官专政局面的形成和不断发展，朝臣集团和宦官集团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逐渐激化，开始出现南衙北司之争。但与此同时，因为共同的政治目的，朝臣又时常与宦官结成荣辱与共的利益合作关系。本文即尝试从仇士良本传仇氏教其党羽以奢靡导君，勿使亲近儒生的记述入手，简要探讨南衙北司争与和的表现和缘由。
唐代翰林院除了学士和翰林待诏之外，通常会设置两名传达旨意得宦官，称为“知院事”，又叫做“学士使”（《新唐书·韩偓传》）。在德宗之前，学士使一般并不能参与翰林草诏之事。但宪宗元和以后，左右中尉已明显开始干预内阁草制。《南部新书·丙》记载：
元和，太和以来，左右中尉或以襆头纱赠清望者，则明晨必有爰立之制。[1]
可见到宪宗时，宦官已经深刻影响内朝草诏，翰林学士开始受到宦官的操控。当时主权的是神策护军中尉吐突承璀。当时宦官排挤文人学士的事件也不断发生。《旧唐书·李绛传》记载：
绛后因浴堂北廊奏对，极论中官纵恣，方镇进献之事，宪宗怒，厉声曰：“卿所论奏，何大过耶？”……前后朝臣裴武，柳公绰，白居易等，或为奸人所非陷，特加贬黜，绛每以密疏申论……[2]
事实上，中晚唐的宦官在文治政策的影响下往往极力反对皇帝倚重翰林学士等文人儒士，他们“实质上作为一股反文治势力而存在”[3]。为了取得和巩固对内朝权利的控制，宦官们一致地想尽办法阻止朝中以翰林学士为代表的文人儒士和皇帝接近。武宗时仇士良以左卫上将军，内侍监致仕时教诲他的后继者务必不能让皇帝接近儒生和儒家经典，就是为了能够达到专宠弄权的目的。
能典型说明宦官上述心态的除了最开始所引的仇士良的材料外还有《资治通鉴.唐武宗会昌三年》条记载的一件事情：
（五月壬寅）以翰林学士承旨崔玹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玹，元略之子也。上夜诏学士韦琮，以玹名授之，令草制，宰相，枢密皆不之知。时枢密使刘行深，杨钦义皆愿悫，不敢预事，老宦官尤之曰；“此由刘，杨懦怯，堕败旧风故也。”[4]
可见到武宗会昌年间，翰林学士已经只能听命行事，宦官专权竟成为风俗了。
宦官的专权自然引起朝臣的强烈不满，并由此引发了两次在中国政治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南衙北司之争：王叔文的改制和甘露之变。
永贞元年，顺宗即位，任用王叔文、韦执谊、刘禹锡、柳宗元等人，进行政治改革，史称“永贞革新”。改革受到了宦官和藩镇的联合抵制。在巨大的压力下，顺宗被迫退位称太上皇，立太子纯为帝（即宪宗），改革至此失败。王叔文先是被贬，后又被杀死；韦执谊、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被贬为边州司马。这就是所谓“二王八司马事件”。[5]
大和九年韩约奏报夜降甘露，李训等建议皇帝宜亲往观看。李训等本想以观看甘露为名，将宦官诱至金吾仗院，一举而歼灭之，但为宦官仇士良、鱼志弘（一作弘志）等察觉，这个计划失败，宦官劫持文宗，李训、郑注等人被杀并遭族诛，更多的人被牵连而死。经过这次宦官的大屠杀，朝班几乎为之一空。从此宦官更加专横，凌逼皇帝，蔑视朝官，文宗因此郁郁而死。[6]
此外，《资治通鉴·唐积五十九》中刘贲的记载也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文宗继位之初，亲策制举人。应使士人刘贲在对策中痛斥宦官的专横，并建议削夺宦官的权力，“揭国权以归相，持兵柄以归将”。刘贲的策文震动了朝廷，但考官“畏宦官，不敢取”。[7]
以上简略的说明了南衙北司之争，事实上，北司的朝官大部分都是儒士，因为“唐朝各级官吏的任用都必须经过考试，官僚形态呈现新的特征。”[8],所以主要列举了学士儒者的例子，但依然是能够说明问题的。
值得注意的是宦官内部并非完全一致对外，而是分裂为若干派系。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有过相关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