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宦官专权与士人集团之间的关系。其实这一关系在东汉时已有表现。中晚唐的这一段历史读起来，总能让人想起东汉末年的许多事来。
宦官专权的日盛，引起的不仅仅是皇权的不满，还有士人集团的不满。这种士人集团与宦官集团的矛盾关系在东汉末年的“清流运动”和何进预谋诛杀所有宦官未果而自己被杀的事件中已经表现得很充分。唐代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南衙北司之争”：一为王叔文领导的“永贞革新”，一为文宗时期的“甘露之变”。“永贞革新”是士人集团与皇权联合试图从政治制度的角度清除宦官专权的一次努力，他试图夺回宦官手中掌握的军权，却被宦官察觉，徒然打草惊蛇，最终落得一场空；“甘露之变”则是士人集团与皇权联合企图以暴力的方式从现实的实际中直接的清除宦官势力的努力，最终同样是失败了。表面看来，这两次的失败是由于某些偶然的因素，如“永贞革新”是因为藩镇对宦官集团的提醒而使宦官们明白了王叔文的釜底抽薪之计，“甘露之变”更是由于行动埋伏的不小心不严密这一十分偶然的因素而导致的失败，实际上，这两次失败都是有其必然性的。“永贞革新”除了要清除宦官势力之外，还极力的打压藩镇的势力，试图扫除藩镇对中央集权的威胁，必然使得藩镇与宦官两者相联合，使得原本力量就很有限的皇权和士人集团的力量更显得弱小，只有失败；“甘露之变”中行动仓促，策略粗糙，计划不严密，必然迟早暴露，再加上宦官手中还握着军权，也只有失败无疑。对于这一点，陈寅恪先生有一段深刻的论述：“夫唐朝河朔藩镇有长久之民族社会文化背景，是以去之不易；而牛李党争之政治社会文化背景尤长于河朔藩镇且此两党所连结之宫禁阉寺，其社会文化背景之外更有种族问题。故文宗欲去士大夫之党诚甚难而欲去内廷阉寺之党则尤难，所以卒受‘甘露之祸'也。”从社会文化背景的根深蒂固的角度解释了失败的原因，是十分深刻的。而其我们发现，唐代的反宦运动与汉代的反宦运动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唐代多是在有皇权参与下的与士人集团联合的反宦，而汉代多是外戚或士人集团单独力量下的反宦，他们的力量弱得很，失败也是意料之中的事，然而唐朝的两次失败，除了陈寅恪先生讲的社会文化背景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唐代宦官掌握着军权（高力士官拜大将军、李辅国任元帅行军司马、程元振继之、鱼朝恩任观军容使，这时还只是暂时的管摄，尚未常主兵权；到了德宗时以神策、天威军权与窦文场、霍仙明，则禁军之权自此尽归宦官），而上面的两次的反宦运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以夺回军权为目标的。关于这一点，司马光曾经指出“东汉之衰，宦官最名骄横，然皆假人主之权，凭借城社，以浊乱天下，未有能劫胁天子，如管制婴儿，废置在手，东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挟蛇□如唐之世者也。所以然者，非他，汉不握兵，唐握兵故也。”⑥
再对比汉唐的这两次的反宦官运动，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相似的地方，那就是不论是汉还是唐，最终彻底消除宦官势力的都是地方的割据政权：东汉时是董卓，唐时是朱温。那么宦官与藩镇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前面已经比较过了宦官与地方割据政权在合法性上的差别，这里又涉及到两者的另一个不同：尽管两个集团都是处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从事与皇权及士人集团的斗争的，但是由于两者在政治合法性上的差异，又导致了他们在具体目标上存在不同：宦官多是贪图权势和享受，而藩镇则是看准一个目标就是皇权。藩镇在这一点上显然高出宦官许多，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安史之乱”前夕高力士宦官集团与安禄山藩镇集团之间以及“永贞革新”中的藩镇与宦官的勾结而唐灭亡前夕朱温却对宦官集团的大屠杀了，诛杀宦官符合当时的要求，最终能凭此而赢得取得皇权的资本，故为之也。
在这样的以宦官专权为焦点的皇权、宦官、士人集团以及藩镇的不断的角力中，，最终唐王朝归于灭亡。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宦官以及宦官专权都是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产物。这一制度发展与衰亡离不开宦官的参与{就皇帝的内宫而言：这种经过阉割而丧失了生殖能力的男子的存在，承担了大量的职役工作；对于皇帝本人而言，出了上文提到的在皇权的争夺及政治势力的平衡问题上有重要的作用外（比如汉唐宦官势力一旦别消灭了，政治的平衡很快被打破，接着汉唐政权的覆灭就为时不远了），一个专制独断统治广袤大国的而又身处九重之外与外隔绝的皇帝，他能够也是唯一可以信赖的只有那些在皇帝自己认为是日夜守奉在自己周围、同样与外界孤立、且由于生理因素无法形成威胁自己政权的势力的宦官们；尤其是女主专政时期，这一依赖性更加突出（而事实证明这一看法大错特错）}，所以宦官是古代政治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个角色。由此我们说宦官专权是在皇权的争夺中兴起的（明代专制主义达到顶峰的一个标志正是其东厂西厂及锦衣卫的等宦官特务机构的设立以及其中后期的宦官专权的激烈），接着在与皇权和士人集团的斗争中不断的壮大势力，最终又会在政治力量的角逐中由某一力量消灭（多是地方割据政权），也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的斗争中我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由新兴走向没落，最终灭亡。与之相伴，宦官制度也随即灭亡，宦官亦不复存矣。
参考书目：
[1]《新编中国通史》（第一、二册），周一良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建，2001年9月版
[2]《细说隋唐》，赵剑敏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3]《隋唐五代史》（上、下册），王仲犖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4]《中国通史》（第六卷、中古时代）白寿彝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9年版
[5]《中国通史》（第三册），范文澜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6]《唐代政治史论稿》，陈寅恪著，上海：三联书店，1956年版
[7]《旧唐书》、《新唐书》，中华书局点校本
[8]《皇帝与皇权》，周良霄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4月版
[9]《资治通鉴》，司马光撰，中华书局点恔本
[10]《宦官的历史》，李新伟、谢茂发、欧阳森编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6月版
[11]《中国宦官制度史》，余华青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注释：
①《中国通史》（第六卷、中古时代），白寿彝主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②《旧唐书》卷一八四《高力士传》
③《资治通鉴》卷二二三，代宗广德元年
④《旧唐书》卷一八四《李辅国传》
⑤《新编中国通史》（第二册），周一良主编，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第58页
⑥《资治通鉴》卷二三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