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不妨从这段著名的“宦官感言”谈起。这是唐武宗时期太监头子仇士良说的一句话：
“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慎勿使读书亲近儒臣。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
这句话该从何说起呢？史书记载唐武宗时期，在以李德裕为核心的朝臣士人集团的辅佐下，武宗朝取得了唐中后期历史上罕见的政绩：在藩镇问题上平定了卢龙镇张绛之乱；在边境问题上，以“分化瓦解，军事进攻”双管齐下的策略大大削弱了回纥的力量；在对宦官的态度上也不如他的前几任皇帝那样亲热，似乎有以朝臣代宦官的意思。于是以仇士良、鱼弘志等为首的宦官集团企图通过打击李德裕的势力来重新控制武宗，然而终是阴谋败露。唐武宗采取明升暗降的方法剥夺了其对禁军的控制权，仇士良最终被迫辞职，就在宦官们送他返回宅第的时候，他“语重心长”地发了那一通感慨，很有一点“离职心得”的意思。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得看出皇权以及士人集团与宦官之间尖锐的矛盾斗争和利益冲突。由于武宗对宦官的压制，他那一朝宦官的势力跌落到了低潮。但是我们纵观整个唐代中后期的历史，就会发现宦官、皇权、士人集团之间的关系以及宦官专权的问题并非如此轻描淡写似的简单，只是彼此之间的斗争。唐中后期的宦官问题正是其诸多政治问题的纠缠点之所在。
就说皇权与宦官的关系吧，并不像白寿彝所说是“一般来说，在皇帝勤于政事，积极有为的时候，宦官是难于插手政治的。反之，在政治腐败，皇帝不理政事后难于理政的时候，宦官则往往乘隙而入，染指于政，甚至左右政局。”①来得这样的简单。这两者的关系其实是不断的在变化着的。这种变化的实质反应或最终的归结点便是一个在中国政治史上已经纠缠了一千多年的问题：讲小一点是皇权的争夺以及皇权与相权之间的斗争，讲大一点是君主政治与贵族政治斗争的又一表现。也就是在皇权与相权或是皇权的本身的争夺问题上为了平衡各方面的力量皇帝不得借助于宦官或是外戚的力量来达到这一目的。
而唐代的宦官专权就是在皇权的争夺中兴起的，对比一下唐玄宗和唐太宗时期的政治局面就很容易理解了。首先我们发现太宗和玄宗的上台都经历了一个腥风血雨的夺宫的过程，所不同的是两者的处理方法。
面对与兄长李建成争夺继承权的斗争，李世民凭借的是团结在自己周围的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杰出人才组成的士人集团，并没有依靠宦官的势力。而且唐初的时候，对宦官不论是数量上还是权利上始终有着严格的限制，如他规定内侍省不设三品官，宦官的主要职责就是侍候皇帝和管理宫廷事务，不得过问政事。太宗之所以能够这么做，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在处理君权与士人集团权利的矛盾时他是很有气量的，它能够积极的收罗天下英才尽为己用，也能够大度地接受魏征的犯颜直谏；一方面也要看到这是建立在新朝伊始清明的政治风气的基础上的；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就是太宗时期人才之盛已经将朝廷之权分而治之（文臣中房玄龄、杜如晦、魏征、长孙无忌等等一大批人各司其职并没有形成一个整体集团；武将中同样是如此），并不能构成单一庞大的士人集团对于皇权的直接的威胁，再加上新朝伊始，士人们在政治上的脚跟都尚未站稳，所以唐太宗并没有必要引入宦官这个局外的势力（对于宦官实用不当而导致的巨大危害，唐太宗这么英明的君主定是十分清楚的，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使用宦官干预政治）。
在对付韦后乱政和太平公主夺权的斗争中，除了依靠了所谓“龙虎功臣”集团外他还依靠（不太恰当，应该是“使用”更确切）一些其他的政治势力，典型的就是高力士了。这其中当然不能排除高力士逢迎拍马的因素，但更重要的笔者认为还是玄宗个人的因素。一方面，唐朝发展到了玄宗时期，士人集团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壮大，根基已经大大巩固，不乏一些能形成与皇权抗衡的强大的士人群体，玄宗故不敢过分依靠，所以玄宗朝宰相的职务有多人担任，从来没有几个能长久的固定的担任的；而宦官则“皆家臣”并非是政府机构的行政人员或是贵族集团中的成员，加上其后天的缺陷，并无法作为士人集团或是贵族群体的代表取代皇权的统治；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玄宗作为皇室的旁支，诛灭韦氏集团、剪除太平公主从血淋淋的宫廷政治的杀伐中走出来，在加之之前的武后代唐等等事件使他在人情和宗族情感上感到十分不可信，于是他即位之后便对宗室、皇族的极力控制，他只有转向平时与自己最亲近的宦官寻求安慰。高力士在玄宗当政的时期权势不断壮大，主持内侍省，权侔将相，甚至太子李亨也称之为“二兄”，亲王公主更是敬称之为“阿翁”，驸马称之为“爷”②。其他太监则“鸡犬升天”参与军国政事，或批阅奏章，或监抚军队，于是玄宗朝遂成为唐代宦官专权的起始点。对于玄宗我们不能说他前期的统治是荒废的或是“腐败”“不理政事”“难于理政”等等云云，然而以高力士为代表的宦官集团还是参与了政治，所以从这里便可以清楚的看出上文所引的白寿彝的那一段话的疏缺之处，皇权与宦官的关系从来不能简单化。
唐中后期接下来的几代皇帝，宦官的专权愈演愈盛，肃宗时的程元振“发诏征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咸切齿莫敢发言”③、鱼朝恩，代宗时李辅国掌握了禁军，尊为尚父，加中书令“政无巨细，悉委参决”，“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④，从此宦官们狼狈为奸，相互倾轧，搞得政治一塌糊涂：藩镇问题（宦官与藩镇勾结，成为藩镇发展壮大的一个很好的掩护，像玄宗时的高力士与安禄山之流、顺宗“永贞革新”时的俱文珍与藩镇勾结而使这一革新失败等等；而且唐中后期宦官专权的激烈性使得皇帝无法集中有限的力量来对付地方的藩镇割据，故而藩镇力量能够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唐灭亡的直接原因）、财政问题（宦官们当政时，肆意挥霍，引导皇帝荒淫无道，将政府的财政浪费殆尽）、民生社会问题、农民起义（宦官的横行霸道，作威作福，皇帝的荒淫无道使得政治极端的黑暗和腐朽，宫市、赋税、徭役等等对百姓的压榨使得人民的生活十分困苦。白居易在《卖炭翁》中对此有深刻的批判）等等问题一一凸显，此起彼伏，统治者应接不暇，束手无策，最终只能亡国。所以上文说宦官专权是中晚唐纷繁政局的症结之所在。
到了唐中后期，宦官对皇权的影响已经不再是帮助皇帝争夺皇权了，而是直接决定皇帝的废立，这也是唐代宦官专权在中国历史上的典型意义之所在，唐中后期的君主自顺宗至昭宗，凡10帝，其中顺、宪、穆、文、武、宣、懿、僖、昭9帝皆有宦官废立。⑤皇帝当政期间更是为宦官操纵成为傀儡。就连那个后来大力压制宦官的唐武宗在刚即位那会儿为了报答拥立自己登位的仇士良、鱼弘志等人，竟将二人分别封为楚国公、韩国公，可见宦官专权在某些条件下与皇权之间那种十分暧昧的关系了。
由于宦官势力的极端的增长，大大压制了皇权和士人集团，引起了皇权和士人集团的极度不满，遂有了上文一开始提到的武宗与宦官的较量。而当时处于宦官、藩镇等诸多势力包围之下的皇权显然没有那种消除宦官的实力，即使他联合了士人集团，力量依旧显得十分的薄弱。所以后期的南衙北司之争中多以皇权和士人集团的失败而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