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须臾之叹与庄老玄思

　　由于理想与现实间的巨大落差，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人生喟叹。在经历了劫后余生的苏轼眼中，人生不过是滔滔历史长河中的一颗微不足道的尘埃而已，人短暂的一生就像天地间的一只蜉蝣，与无尽的天地时间相比，连几个时辰也活不到，与无边的大海相比，就像其中的一颗微粒。人不会也不可能穷尽对宇宙的认识，更遑论征服世界了。个人在庞大无边的宇宙历史面前是多么渺小啊！

　　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人对自我生存境况的一种特殊关照方式。尤其是在外界社会政治条件比较险恶，知识分子的个体生命没有保障的环境下，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更易于产生这样一种趋向：把关照的对象从外在的功业道德转移到人本身，关注的焦点也就成为了人自身的生命和价值——如何从有限的生命中获得永恒的价值，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和享受这有限的生命也就成了中心论题。这种对生命的关注和怀疑，其实早在魏晋时期就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人生观的典型论调。

　　众所周知，魏晋时期是知识分子受迫害最为严重的一个时期，政治环境的险恶加上战乱频仍、瘟疫流行，士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极端恶劣。“徐（幹）、陈（琳）、应（玚）、刘（桢），一时俱逝”,“存者忽复过，亡殁身自衰”，“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这一时期的作品流露出来强烈的生命意识和生存思考，生死、游仙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两大主题。而这些主题的形成是伴随着灾难面前人的觉醒——玄学的兴起而兴起的。玄学作为一种思辨哲学是对两汉经学的否定，也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它带来了封建士人人生态度和人生观念的新变化：魏晋风流。这是一种完全艺术化的人生，是人的本性的自然流露。陶潜和阮籍是魏晋风流的典型代表，前者成为后世封建士人政治失意时的精神堡垒，后者则为后世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清高狂傲的样板。

　　苏轼的须臾之叹正好暗合了魏晋士人的这种生命意识，颇有一些玄学思辨色彩。这种须臾之叹中所流露的对人生短促的悲叹，恰巧印证了苏轼文化人格中迥异于儒家修齐治平的一面——庄老玄思。苏轼幼年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可见老庄的道家思想在苏轼那里也是根深蒂固的。庄老玄思使苏轼能够处在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待仕宦人生，使他更加深刻和超脱。

四、水月之象

　　在经历了人生短促而功业难筹的悲叹之后，苏轼和魏晋士人一样构建起了自己的艺术化人生——清风、明月。清风和明月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苏轼却能尽情地享受它们，这难道还不够吗？这其实就是苏轼的“人心营构之象”。在他的眼中，“我”与清风、明月已经成为一体，没有什么区别了，因为“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庄子》中有“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所谓“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世界是一个什么样子，完全取决于你看待世界时的眼光。这种变与不变的思想，正是心无厚薄、泯绝是非、齐物我、等荣辱、一死生的庄老思想。

　　苏轼认为“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闻之为声，视之成色，不正可以娱悦性情吗？既然物“皆有可乐”，那么安往而不乐？苏轼在这里表达的这种思想，比魏晋时期士人所表达的及时行乐的思想要宽泛得多也要深刻得多。首先在人与物的关系上，苏轼泯灭了物与我的界限，更加注重“自然的人化”。对照一下谢灵运的山水诗，会发现谢灵运在描画山姿水态时词藻美则美矣，却不免让人产生距离感，诗后的玄理多半是牵强附会，有和没有对诗的价值影响不大。其次，苏轼由于受儒家思想的浸染，在对外物进行审美关照时，比魏晋士人更多了一层实践理性。宋代时理学的发轫期，苏轼本人也是新派儒家——蜀学的代表人物。苏轼笔下的意象多取材于日常生活中的事物，透过人人可见之物将对人生对宇宙的看法表达出来。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苏轼在这水月之象中，表达的已不仅仅是仕与隐的问题，这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讲的，在这里已不是“对政治的逃避”而是“对社会的逃避”。对政治的逃避是可以做到的，像陶渊明那样把官服一脱，官印一仍，就行了，要么就将这几根烦恼鬓毛剃掉，遁入空门。然而对社会的逃避实质上做不到的。苏轼一生都未忘却人间的疾苦，他总在时刻惦念着苍生黎庶，苏轼的这种痛苦是一种无法解脱却又要求解脱的痛苦，因此它就倍于前人的忧馋畏讥之痛、怀才不遇之痛。

结语：终未摆脱的挣扎

　　正如上文所述苏轼的痛苦是一种无法解脱而又要求解脱的痛苦，这种痛苦来自于其思想中儒道两家的斗争：一方面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入世抱负；另一方面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遗世绝俗的人格理想。但儒道又有互补的一面，二者相互调和、补充，共同构成了苏轼既心怀苍生兼济天下又狂傲自负遗世独立的伟大人格。这种人格理想不仅仅存在于苏轼一个人身上，也存在于后世知识分子如陆游、辛弃疾、顾炎武等许多人身上，儒道的互补与背离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一个共相，但这种互补与冲突在苏轼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和集中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