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把尧舜禅让归结为天意的具体表现，天以天下与舜，尧则是天意的代言人。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己矣。”
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
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
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以上见《万章上》）
既然政权的交接是天意的具体表现，那么无论是尧、舜，还是后世的君王，都不能随便把天下让给别人，与贤也好，与子也好，都应该由天来决定。从这一点上来看，尧、舜传贤与三代传子，其内涵是一致的。
孟子的这种主张一方面固然有来自于孔子成分，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把天命视为人间大事的决定力量，人应该敬畏它而不可以违背它。另一方面，就现实政治而论，儒家是讲究君臣大义的，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春秋战国又恰好是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小到个人，大到国家，身份、地位、权力都处于激烈的变动之中。今天的臣子，明天也许可以为诸侯；今天的诸侯，说不定明天就沦为臣子：这种政治角色的急剧转变，在儒家的观念中是不允许的。
（二）燕国的实践
如果说尧舜禅让的故事由于年代久远、文献阙失，人们仅能知其大略的话，那么发生在战国时期燕国的一次禅让实践，则给当时以及后世学者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根据《史记》的记载，燕王哙之所以把燕国让给子之，完全是受到奸臣的蛊惑，其实整个事件就是一个篡国阴谋。
首先，子之贿赂苏代，让他在燕王面前为自己进言，因此而得到重用。接下来又使说客两次游说燕王，诓骗燕王可以通过假装让国的方式，博取如尧、禹一样的美名。然而燕王没有料到的是事情最终竟然弄假成真，殊为可笑。
鹿毛寿谓燕王：“不如以国让相子之。人之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有让天下之名而实不失天下。今王以国让于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与尧同行也。”燕王因属国于子之，子之大重。
或曰：“天下谓禹名传天下于益，已而实令启自取之。今王言属国于子之，而吏无非太子人者，是名属子之而实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
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为臣，国事皆决于子之。（以上见《燕召公世家》）
燕王哙之所以同意让国，无非是为了博得美名，而不是当真想把燕国托付给子之，其真正的用意是“名属子之而实太子用事”，最终是要令太子自取之的。子之治国三年，国内大乱。后来又发生了太子平与将军市被合谋除掉子之，结果不但子之没有被除掉，将军市被却反而掉头攻打太子平，打了几个月，死者数万，众人恫恐，百姓离志。原本就是一个阴谋加上一场闹剧，结果却是如此的糟糕，孟子对此深恶痛绝，说：“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孟子·公孙丑下》）又劝齐王说：“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燕召公世家》）
燕国的这次动乱充分说明，在战国时代，通过禅让实现政权交接是不可取的，这样做非但不能实现尊贤、举贤的目的，反而会为权臣篡国铺垫道路。这次禅让实践的失败，给人以很多启示，即便是原先积极主张推行唐虞之道的学者，现在恐怕也不得不重新考虑其现实可行性问题，继而会转向温和的或保守的主张。在这之后，很难再有人大力鼓吹“不禅而能化民者，自生民未之有也”的观点了。因此，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把《唐虞之道》的著作年代定在燕王让国之前，纔是合理的。孟子全力反驳尧舜禅让的说法，其实就是在驳斥《唐虞之道》的主张。
（三）尧舜禅让是虚言
孟子把尧舜禅让视为天意，荀子则不然，直接否定世俗所谓尧、舜禅让的说法。
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5]是不然。天子者，埶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夫有谁与让矣？
（天子）死则能任天下者必有之矣，夫礼义之分尽矣，擅让恶用矣哉？
有擅国，无擅天下，古今一也。夫曰“尧舜擅让”，是虚言也。（以上见《荀子·正论篇》）
按荀子的说法，世俗所谓的禅让其实不能叫做禅让，因为没有人可以与天子相提并论，天子也无法把天下让给一个埶位不尊的人。那么尧、舜之间的政权交接应该怎么称呼呢？按荀子的意思，似乎应该叫做继任。舜之所以能够继尧之位而任天下，乃是因为舜本人也是“埶位至尊，无敌于天下”的，换句话说，舜与尧一样，也是本来就应该做天子的。这其实与孟子的说法异曲而同工。
再者，荀子也同样主张：传贤传子，其义不违。圣而在后子则传子，圣而在三公则传三公。杨倞曰：“尧、舜相承，但传位于贤而已，与传子无异”，可谓得之。
天下有圣而在后子者，[6]则天下不离，朝不易位，国不更制，天下厌然与乡无以异也，以尧继尧，夫又何变之有矣？
圣不在后子而在三公，则天下如归，犹复而振之矣，天下厌然与乡无以异也，以尧继尧，夫又何变之有矣？（以上见《正论篇》）
在《正论篇》里，荀子用了一大段文字来驳斥世俗所谓“老衰而擅”、“不堪其劳而休”的说法，明显是针对《唐虞之道》所谓“四肢倦惰，耳目聪明衰，禅天下而授贤，退而养其生”而立论的。荀子以华美的文笔对天子饮食起居的排场进行铺陈渲染，意在说明：天子实在是天底下再安乐恬愉不过的人了，持老养衰，无能过于此者，不可能会因为衰老而让天下。
尧舜时代天子的待遇，虽不至于像韩非子说的同于“监门之养，臣虏之劳”，却也必定不能如荀子所说的那样奢华。荀子甚至不惜歪曲史实也要痛批《唐虞之道》所代表的激进主张，说明在战国末年的学者眼中，这种主张已经显得完全不合时宜，完全不具可操作性，儒家对待政权交接方式问题的态度，由一度的激进转向温和甚至保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儒家学说正在变得越来越务实，越来越远离原来的理想主义。
注释：
[1]儒家的说法将在下面详细论述，此处从略。
[2]《尚贤中》亦有此说，而文字小异。
[3]《舜典》其实是从《尧典》中分离出来的，在原始文本中，这段文字同样属于《尧典》。
[4]郭店楚简的文字释读，至今犹颇有争议，像《唐虞之道》这样既不见于传世文献，又不见于其它出土简帛文书的，争议尤大。本文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着眼，以李零先生《郭店楚简校读记》为本，不涉及文字释读方面的争论，抱着“虽不中，亦不远矣”的心态，研究其中包含的具有思想史意义的儒家精神。
[5]杨倞曰：“擅与禅同。”
[6]“子”字依俞樾说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