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唐虞之道》：儒家的激进派

　　1993年在湖北荆门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向我们展示了一批战国时期的古钞本，其中多有不见诸传世文献者。根据学者的研究发现，该墓下葬的年代不会晚于公元前300年，与孟子卒年相近。作为简文中的一篇，《唐虞之道》的成篇年代很有可能比《孟子》的成书年代要早。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唐虞之道》更不可能晚于《孟子》，原因留待第五章分析。这一篇文章极具震撼力地鼓吹禅让，语势之雄强、主张之激进，传世文献无能出其右者。

　　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禅而不传，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

　　孝，仁之冕也。禅，义之至也。

　　禅也者，上德授贤之谓也。上德则天下有君而世明，授贤则民举效而化乎道。不禅而能化民者，自生民未之有也。[4]

　　一句“不禅而能化民者，自生民未之有也”就把三代以来的圣王善政全部否定了。君王想要化民，就必须回到唐虞之世，行禅让之道。禅让的本质就是“利天下而弗利”，是“上德授贤”。如此激进的主张，在先秦儒家思想体系中确属罕见。

　　关于尧舜禅让的原因，则说：

　　古者圣人二十而冠，三十而有家，五十而治天下，七十而致政。四肢倦惰，耳目聪明衰，禅天下而授贤，退而养其生，此以知其弗利也。

　　战国本来就是一个以力服人、争权夺利的社会，在那样的大环境下说以禅让之道，必不为人主所喜。孔子以礼乐说春秋之君，已被认为不合时宜，更何况以禅让说战国之君。再者，与之类似的主张完全不见于传世儒家文献，因此这篇文章的学派归属问题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单就“利天下”、“上德授贤”这些观念来看，与墨家的常用术语几乎没有什么分别。但是从关于“爱亲”与“尊贤”的探讨中，我们可以看到墨家外表下的儒家内核。

　　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尊贤故禅。

　　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义而未仁也。

　　爱亲尊贤，虞舜其人也。

　　爱亲和尊贤是两种美德，同等重要，缺一不可。爱亲强调的是孝，尊贤则要求禅而不传。这篇文章的主旨是讲“禅而不传”的唐虞之道，所以突出地论述了尊贤的一面，但同时又能照顾到爱亲，讲到“舜孝”、“舜弟”、“舜慈”，尚且不失儒家本色。

　　另外还有一些观念，看起来也是来自孔子。

　　（舜）处草茅之中而不忧，知命也。

　　《论语》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

　　（舜）方在下位，不以匹夫为轻，及其有天下也，不以天下为重。有天下弗能益，无天下弗能损，极仁之至。

　　这几乎就是对《论语》：“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泰伯》）几句话的解释说明。因此我们可以说《唐虞之道》是一篇受到墨家思想影响的儒家著作。由于它极力宣扬禅让，处于战国之时而欲行唐虞之事，使它当之无愧地成为激进派的代表。

四、《礼运》：儒家的温和派

　　《礼记》之书，杂采诸说而成，其中各篇能确考其著作年代者很少。关于《礼运》篇，康有为认为是子游所作，梁涛先生则认为不当如此之早，当晚于《唐虞之道》，理由是在燕国的禅让实践失败之后，盛行一时的禅让思潮转衰，学者们逐渐放弃了激进的观点，采取比较温和的态度，制作了《礼运》篇。本文姑从梁说，认为《礼运》是作为《唐虞之道》的对立面出现的，其成篇上限不早于《唐虞之道》，下限则未可遽断。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譲，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礼运》）

　　作者借孔子之口，描绘了上古大同社会的景象。“天下为公”，郑玄注曰：“公犹共也，禅位授圣，不家之。”“天下为家”，注曰：“传为于子。”通读整段文字，我们不难发现作者虽然极力赞美上古大同社会，但是既然现在大道已隐，天下为家，却也无可奈何。及至有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譲，示民有常”，总算也还不至于太糟，也还算是小康社会，这相比于“不禅而能化民者，自生民未之有也”的尖锐批评，确实已经温和了不少了。

　　在《唐虞之道》出土之前，学者难以理解为什么《礼运》的作者竟然把禹、汤、文、武等古代圣人所统治世界称为小康，故而只好用“错简”的说法强为之辞。对于“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这样具有墨家倾向的说法更是感到困惑，现在我们知道儒墨两家作为当时的显学，互相影响其实是常见的事。

五、孟子与荀子：儒家的保守派

　　孟子与荀子，在禅让的事情上，态度可谓相当保守。所谓保守，就是认为现有的制度安排已经完备，无需作大的变动甚至完全不必改变。保守不同于守旧。当时的政权交接方式是传子不传贤，孟子与荀子也都是不主张效法尧舜，而行禅让之事的。一方面要肯定这种“传而不禅”现有制度，另一方面又要赞美历来被视为上古圣人的尧舜，则不能不在理论上有所创新，以便把两者完美地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