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看过《三国演义》，熟悉东汉末年的那段历史，想来对董卓迁都长安，火焚洛阳时的场景记忆犹新：
儒曰：“温侯新败，兵无战心。不若引兵回洛阳，迁帝于长安，以应童谣。近日街市童谣曰：西头一个汉，东头一个汉。鹿走入长安，方可无斯难。臣思此言‘西头一个汉’，乃应高祖旺于西都长安，传一十二帝；‘东头一个汉’，乃应光武旺于东都洛阳，今亦传一十二帝。天运合回。丞相迁回长安，方可无虞。”卓大喜曰：“非汝言，吾实不悟。”遂引吕布星夜回洛阳，商议迁都。（《三国演义·第六回·焚金阙董卓行凶 匿玉玺孙坚背约》）
洛阳城被一把火烧得只剩断壁残垣，而董卓也没有李儒说的那样“无虞”。在公元196年，汉王朝的都城再次东迁许昌（今河南省许昌市），而此时绵延几百年的汉室也快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在公元220年的许昌，一场“禅让”闹剧再次上演，此时汉王朝已经是彻底的回天乏术了。
从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220年这一千多年，可以视为是中国都城的“东迁时代”，一方面是因为此时的边患主要来自西部，主要是陕西以西的猃狁、犬戎；一方面也是因为随着东方淮夷的征服，肥沃而平坦的平原地带聚集了更多的人口，使得国家的经济重心逐渐东移，政治中心随之也有东移的趋向。
（三） 南迁时代（三国到明末）：向南！向南！
在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中原大乱的时候，中原的大量平民为生存所迫，不得已而背井离乡，摆在他们面前的有几条路：北上，西去，分别有东胡、鲜卑、匈奴和羌族的威胁；东去，渡海去辽东或许是一个挑战与机遇并存的选择；南下，虽然有越族、苗蛮，那里温湿的气候、丰饶的土地也很吸引人。很多人在权衡之后，毅然选择了南下。于是，南方的大开发开始。
公元220年，孙权都武昌；公元229年，也就是吴黄龙元年，孙权即皇帝位，国号吴，定都建邺（今江苏省南京市）。这表明，以前大家认为的“遍地瘴疠、满眼蛮夷”的南方，同样也可以建立国家、设立都城，而不是像想象中的那么荒凉。
吴国是三国中国祚最长的国家，然而终于在公元280年“一片降幡出石头”（刘禹锡《金陵怀古》）。但中原的平静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潘多拉魔盒已经开启：先是八王混战，然后是旷日持久的“五胡乱华”，中原成为异民族的乐园，黄河流域陷入了空前大混乱。而此时的长江流域，依然安静得一如江南的细雨柔风。在屠刀的威胁下，中原一部分士族和民众开始渡江来避乱。长江以南成为安居的乐土，躲避杀戮的室外桃源。
其间，最有代表性的应该算是永嘉大乱后晋室南迁而长期退守江南：公元316年晋愍帝被俘，西晋灭亡，明年，司马睿在建业被推戴为晋皇帝（先称晋王，318年称帝），建立起东晋朝。自此，至陈亡近三百年间（317~589），南方的经济迅速上升，文化更是远远超过北方。这是“南迁”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
公元589年，隋朝贺若弼、韩擒虎率兵渡江，分南北两路进攻陈都城建康，陈兵溃败，陈后主投降，将近三百年的南方政权便被轻轻的“雨打风吹去”。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南方留给人们的，不再是六朝繁华、金陵脂粉，除了是烟花满地的苏杭扬益，就是谪贬的蛮荒之地。很少再有人把金陵作为“龙蟠虎踞帝王州”（《永王东巡歌》其四）而提起。似乎，南方与政治绝缘。
然而，一个变数出现了！
那是在公元756年（唐肃宗至德元年），安史之乱起，并攻陷二京，唐玄宗、唐肃宗狼狈逃窜，这个时候就有人建议南迁。同时永王李璘也乘机占有积在江陵的江淮财赋，招募数万兵士，乘舟顺流东下，企图占领金陵，割据东南。其间，大诗人李白被李璘拉上了贼船。
其实李白同志并不是“情非得已”，他被拉下水的原因，除了是李璘的“热情邀请”，还有就是他对唐朝廷的恢复事业不是很乐观。他甚至主张放弃黄河流域，朝廷南迁江东，划江而守。在《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中，他说：
今自河以北，为胡所凌；自河之南，孤城四垒。大盗蚕食，割为洪沟；宇宙峣杌，昭然可覩。臣伏见金陵旧都，地称天险，龙盘虎踞，开扄自然。六代皇居，五福斯在。雄图霸迹，隐轸由存，咽喉控带，萦错如绣。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臣又闻汤及盘庚，五迁其邑，典谟训诰，不以为非。卫文徙居楚丘，风人流咏。伏惟陛下因万人之荡析，乗六合之诪张。去扶风万有一危之近邦，就金陵太山必安之成策。茍利于物，断在宸衷。况齿革羽毛之所生，楩柟豫章之所出。元龟大贝，充牣其中；银坑铁冶，连绵相属。刬铜陵为金穴，煮海水为盐山。以征则兵强，以守则国富。横制八极，克复两京，俗畜来苏之欢，人多徯后之望。……（唐李白《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
由此可见他对渡江南下、割据江东是早有预谋。现在李璘邀他上船，对于一心想做“东山谢安石”的李白就好比瞌睡人遇上绣花枕，于是他就表现出了一种“欲拒还迎”的姿态来。别看他得罪下狱时表现得跟窦娥一样，其实一点儿也不冤。从他所作《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就可以看出他之前的“野心”来：
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唐李白《永王东巡歌》其二）
龙蟠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访古丘。春风试暖昭阳殿，明月还过鳷鹊楼。（唐李白《永王东巡歌》其四）
李白以谢安自命，本想依附李璘大有所为，结果落得个锒铛入狱、流放夜郎。“请都金陵”也成为往事。然而唐玄宗避难西蜀，单纯从纬度上看，又何尝不是一种南迁呢？
唐朝经过安史之乱，已经是日过正中、月过十五了，接下来是漫长的下坡路。下坡路走多了，走烦了，就有人想换个花样。在唐末昭宗时，国子博士朱朴上书言事，再次提出南迁的建议。他说：
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观天地兴衰，随时制事。关中，隋家所都，我实因之，凡三百岁，文物资货，奢侈僭伪皆极焉；广明巨盗陷覆宫阙，局署帑藏，里闬井肆，所存十二，比幸石门、华阴，十二之中又亡八九，高祖、太宗之制荡然矣。夫襄、邓之西，夷漫数百里，其东，汉舆、凤林为之关，南，菊潭环屈而流属于汉，西有上洛重山之险，北有白崖联络，乃形胜之地，沃衍之墟。若广浚漕渠，运天下之财，可使大集。自古中兴之君，去已衰之势，就未王而王。今南阳，汉光武虽起而未王也。臣视山河壮丽处多，故都已盛而衰，难以兴已；江南土薄水浅，人心嚣浮轻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强愎狠戾，不可以都。惟襄、邓实惟中原，人心质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为之限，永远夷狄侵轶之虞，此建都之极选也。（《新唐书·卷一百八十三·列传第一百八·毕崔刘陆郑朱韩》）
迁都的目标是“襄、邓”，即是现在的湖北襄阳一带，在长安的南方，以前从没有朝代在此建都。朱朴的建议没有被唐昭宗采纳，只是个纸上的构思。因为这时的唐皇朝已经病得一丝两气、岌岌可危，再也经不起迁都的折腾。安静的等死，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唐亡之后，是纷纷攘攘的五代十国时期，南方也闹得乐此不疲，好在终不及北方，依然是很多人憧憬的乐土。等天下人对战争都腻烦的时候，大宋在一场自编自导的“黄袍加身”剧中横空出世，并逐渐占有中原及南方土地。
关于“南迁”的事情，宋朝之后的大家就知道很多。先是“靖康之耻”，北宋徽宗、钦宗被虏获；难逃的宋高宗赵构在“泥马渡康王”的神话里，于临安建立了南宋，在长江以南与北面中原的女真政权隔淮对峙。关于高宗赵构“南迁”的奇闻轶事很多，除了上面说的，经常提起的还有“钱王现梦”：
宋高宗，徽宗第九子也。母韦后在娠时，徽宗夜梦吴越王钱俶来谒，觉而异之，时大观二年也。……又奉元佑皇后手诏迎康王，其略曰：“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兹乃天意，夫岂人谋！”康王拜受，遂卽位于南京。（元·无名氏《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前集卷一·人伦门·君后》“钱王现梦”条）
这些有意无意捏造的异闻，不外乎是想证明康王的天命所归、南宋政权的顺天应命。
即便是有天命，偏安临安的南宋终难免覆巢之祸，皇帝的“行在”也一路南迁，最终在崖山，为三百余年的大宋画上一个句号。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性，在宋朝灭亡的四百年（1279~1644）后，又上演了类似的一幕，可惜与东晋、南宋相比，这次却没有同样的后果：膝盖已经变软的中原人在满清的屠刀下迅速臣服；而南迁后的南明，既不能安内，更不能攘外，在一年之后便“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避地南陲的桂王、唐王、鲁王全都在劫难逃。这一次皇帝的“行在”已经是“上穷碧落下黄泉”，连蛮荒之地的缅甸也都去了，似乎不走到中华大地的最南端不罢休。这次创造最南记录的南迁，为一千四百多年（公元220~1654年）的“南迁时代”结了尾。
总结历次南迁，都是北方少数民族入侵，皇帝蒙难，于是藩王乘机割据江南，之后便不思进取，最终为北方势力所消灭。为什么向南迁呢？一方面是强敌来自北方；另一方面就是南方经济发达，可以封疆建国；还有一方面就是可以凭借长江、淮河之险，抵御北方来侵。
（四） 西迁时代（清代以后）：有风来自海上
自明清以后，世界航海业大发展，而中却国采取“禁海”等措施，闭关锁国，渐致航海业落后于时代，海防也日渐松弛。在西方列强通过海洋发现中国这块满是膏腴的肥肉之后，中国遭受的主要威胁便来自海上：无论是明代的倭寇，还是清代的西方列强历次入侵，以及晚近的日寇侵华。
诸列强利用海运、及船坚炮利的优势，频频由海疆入侵华夏。由于那是中国总体军队素质和装备情况落后，对列强入侵反应滞后，不能在战争开始时迅速击败敌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得已采用“以空间换时间”的做法来应敌。外国侵略者有技术、装备上的优势，而国人则有人口、地形上的优势。拖延时间是有利于国人的。他们为了迅速击败中国，获得所需的利益，通常采取袭击重要城市的做法，其中又以夺取首都为最有效最常用的手段。因而向西迁都成为了爆发战争后的经常行为。从此，迁都进入“西迁时代”。
在从清代到建国前，比较有影响的“西迁”大约四次：
第一次西迁：清咸丰十年（1860），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帝不得不遁避热河。
第二次西迁：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暴乱，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及光绪帝逃奔西安，以为行在。
第三次西迁：1931~1932年，淞沪会战，日军进攻上海，首都南京危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洛阳，后因为和议成功而迁都未果。
第四次西迁：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民政府移都重庆。
目前，中国的海军及海防的发展虽然有所突破，但在全球范围内仍处于一定的劣势，相信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国家的主要威胁还是来自海上，同时国都北京靠近海洋，所以目前仍是处于“西迁时代”。
（本文主要参考了沙学浚先生《南迁时代与西迁时代》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