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正是有《吕氏春秋》与《淮南子》（还应包括陆贾、贾谊等）所造就出的思想大融合的浩大声势，加上对秦亡汉兴历史事件予以及时总结的现实迫切需要的催促，沉睡了漫长世纪的儒学，开始迎来了自己的复兴。如果不是秦帝国的迅速灭亡，就不会有对刑名法学的大反思、大声讨、大批判。于是，也不会有对帝国治政方略的探讨和对主导意识形态的寻找。如果说，前武帝时代的六十多年间，儒学还只是诸子各派之中的一员，但是，经过几代人（尤其是那些作为政治家的君、臣）的艰辛努力，现在儒学的机遇终于来了。它遇到了一位既能够成就事功大业，又不乏意识形态的心胸情怀；既善于利用名法手腕料理天下，又需要仁义之道来装点、粉饰门面的皇帝——汉武帝。然而，机遇总与挑战并存。就在儒学幸运得宠的同时，也面临着自身的危机。

仅凭孔、孟或荀所倡导的那一些内容，既不能适应时代变化与发展的实际需要，也无法在诸子各派中确立起真正的领导地位。儒学要迈上新台阶，仅仅依靠孔、孟、荀那一点家当是肯定不行的，还必须充分吸纳、兼容诸子的思想精髓，整合、消化各家各学的优势成分，从而实现对自身的全面改造。在此基础上，再把新的儒学精神建构到社会的伦常秩序中去，把儒学的信念渗透到人们的内心世界中去。这便是儒学的新使命。汉初时代的历史已经证明，能够担此重任的应该是——董仲舒。

《春秋繁露》的立场在于儒，但又不局限于儒。它充分吸收、消化了阴阳、法、道等诸子之学，而形成一个包容天人的庞大思想体系。一部《春秋繁露》就可以看作是对百家思想的继承和总结，当然，这首先是以儒学为根本基础的。《汉书·董仲舒传》说：“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在先秦百家争鸣之后的大融合中，在秦汉之际社会现实对意识形态的迫切需要面前，董仲舒选择了儒学，这绝不是偶然的。董仲舒在做出这种选择的同时，其实也确立他自己在儒学发展史上的突出地位。也正是有了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由汉武帝所倡导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能够从现实的运动进入一个民族的历史，才能够把外在的政治强制引向人们的内在要求。汉武帝时代的精神风貌在董仲舒的思想中保持、延续了下来。

值得强调的是董仲舒对法家思想的大胆继承。在秦亡汉兴的历史背景下，直接继承法家思想是需要一定理论勇气的。汉兴之后，虽然形式上的大一统政权已经成立了，但是有效的统治体制和合理的社会秩序一时还有待建设。诸侯反叛、臣子越礼、法度废弛、纲纪混乱等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些都构成了帝国统治的潜在威胁。面对这种状况，作为以外王立学的公羊学家，董仲舒当然有责任为整饬纲纪、严肃法度而作出努力。于是，便有董仲舒对大一统、正名、官制象天、任德不任刑、日用伦常等观念的强调。

董仲舒成功地把诸子之学的精髓糅合进了儒学。阴阳、五行构造着他整个哲学体系的宇宙观和世界观，这极好地弥补了儒学的先天不足。迈出这一步，儒学的体系化、完备化才有可能。后世宋儒为应付来自佛学的挑战，几乎都要议论一番“无极而太极”，无不大谈一气阴阳之学。这显然与由《易传》和董仲舒《春秋繁露》所开辟的思想路线有着密切的关连。同样，在具体思想内容的补充、甚至在论证阐述的方法上，董仲舒也并不排斥法家、道家的影响。如董仲舒对正名、度爵、制服和权变、更化、主术的重视，对饮食与教诲先后次序的强调，似乎就与法家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而其关于“为人主者，以无为为道”（《春秋繁露·离合根》）、“执无源之虑，行无端之事”（《春秋繁露·立元神》）的政治主张，以及治身、养生的哲学显然完全取自于道家。

在充分吸纳了各家思想的精髓之后，董仲舒开始了全面改进儒学、丰富儒学的历程。这一历程，涉及之广、幅度之大、影响之深是儒学自产生以来所从未有过的。如果说孔子之后，儒学的路线有所谓曾子、子思、孟子的“内圣”与子张、子贡、荀子的“外王”之别，那么，及至汉时代，经由董仲舒所建构起来的新儒学，则彻底扬弃了圣与王各执一端的偏向，他既重视外在的实际生活，又讲求内在的性情世界，兼有事功、并含精神，在有所创新、有所发展、有所推进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孔子思想的复归，还儒学以一个真正的、整全的面目。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岳麓书社，1987年，长沙。

2．班固：《汉书》，岳麓书社，1988年，长沙。

3．《吕氏春秋·淮南子》，岳麓书社，1988年，长沙。

4．董仲舒：《春秋繁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5．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齐鲁书社，1987年，济南。

6．余治平：《唯天为大——建基于信念本体的董仲舒哲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