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略晚于《吕氏春秋》,而又较之更趋系统化、理论化和精密化的另一部综合性著作是由汉初淮南王刘安组织编写的《淮南鸿烈》(《隋书·经籍志》始称《淮南子》)。《淮南子》全书由二十篇专论及一篇内容概要所构成。书中的二十篇专论所涉猎的内容,几乎囊括了天上人间的所有物事,体现出秦汉帝国时代大气磅礴的伟岸风范。“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虽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观终始矣。”“故著书二十篇,则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要略》)
从思想脉络上看,《淮南子》是在黄老、道家的基础上,揉合儒、法、阴阳、墨等学派的观点而形成自己庞大哲学体系的。《淮南子》在思想材料的采撷上,对《老子》、《庄子》最为青睐。“道”、“无为”、“祸福”、“利害”等概念直接引自《老子》。其宇宙观、世界观也以《老子》之说为底本。《原道训》、《道应训》、《缪称训》、《俶真训》等篇简直就是对《老子》哲学的注解和发挥。但《淮南子》也有区别于《老子》的地方,如它并不排斥仁义、礼教与法度。《淮南子》也是充分吸收了《庄子》哲学的精髓的。《俶真训》篇甚至还直接转录了《庄子·齐物论》中的部分文字。“神人”、“至人”等概念当出自《庄子》的《大宗师》、《逍遥游》。从《淮南子》关于性分各有修短、人性愉和宁静、治万物应顺性因俗的思想中,似乎可以看出《庄子》之《天道》、《天地》、《天运》与《骈拇》的痕迹。关于养生、养神、养形的主张,不妨视作是对《庄子》之《大宗师》、《德充符》的进一步阐释。
《淮南子》的著者中应该也不乏儒家之徒。据统计,全书引《诗》约三十次,引《易》十余次。提及《书》、《乐》、《春秋》的,也有多次。儒者所追求的政治理想——三皇五帝之道,尧、舜、禹、汤、文、武之治——同样也被《淮南子》所推崇。《主术训》中讲“诚正”、“修身”与治国的密切关系,其实就是经典儒学所倡导的最基本原则。《脩务训》主张的“为学”,应该是儒家积极进取的有为精神的再现,似乎是对《荀子·劝学》篇所作的新解。《泰族训》中的“参五”,实际上就是为儒家所一直强调的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五伦”关系。“治国,太上养化,其次正法”,把教化置于刑法之上,并指出应该“行仁义之道,以治人伦”(《泰族训》),“刑罚不足以移风,杀戮不足以禁奸”(《主术训》),强调要以仁义为本,这也一定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
刑名法家所一向主张的君臣职守、百官有常、以法治国、用权御势、因时变法等思想在《淮南子》中也得到了继承。一篇《主术训》,生动地再现了法家重权势、讲法术和重法、务实的精神品质。“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尊贵者,不轻其罚;而卑贱者,不重其刑。”“言事者,必究于法;而为行者,必治于官。上操其名,以责其实;臣守其业,以效其功。言不得过其实,行不得逾其法。”又,“摄权势之柄,其于化民易矣。”“权势者,人主之车舆”,“人主处权势之要,而执爵禄之柄;审缓急之度,而适取予之节。是以天下尽力而不倦。”等等,都极好地弘扬了法家的治国理念。
阴阳五行的思想,是《淮南子》哲学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时则训》似乎是先秦阴阳五行观念的实际运用。《览冥训》、《本经训》、《泰族训》等篇,都渗透着浓厚的阴阳气化、天人感应、同类相召的观念。《天文训》、《精神训》以天道验人事,大讲人受于天、人副天数及灾异之说。可以说,与《吕氏春秋》一样,《淮南子》后来已成为研究秦汉之际阴阳五行思想的重要文献。
墨家对《淮南子》也有一定的影响。《淮南子》中关于名实、节俭、薄葬、重义的观念显然是来自墨子的。“瞽师有以言白黑,无以知白黑,故言白黑与人同,其别白黑与人异”(《淮南子·主术训》),是对《墨子·贵义》之语的转录。墨子重义,《淮南子》也强调说:“君子义死而不可以富贵留也,义为而不可以死亡恐也。”(《精神训》)“非道不行,非义不行”,“君子制义”。(《主术训》)
相对《吕氏春秋》而言,《淮南子》从内容到形式都精致、深邃并简练了许多。《吕氏春秋》有八览、六论、十二纪,共160余篇,而《淮南子》则简约为二十篇。篇幅的精简使得论题更趋集中,在理论上也有了深入、细化的可能。《淮南子》在文辞上也超越了《吕氏春秋》那种率直纯朴的三晋品格,而代之以华美丰藻的江淮、荆楚风范。《淮南子》成书晚于《吕氏春秋》至少半个世纪,所以,也应该吸收、糅合了秦汉社会在天文、医学及日常生活等领域所取得的新经验、新成果,而形成自己的崭新创造。但是,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把不同流派、不同主张的诸子之学全部纳入到一个统一的、相互联系的思想体系当中去,试图用一种世界观予以统领、整合,无论如何,这种要求和努力本身就是思维的一种进步,就是哲学水准的一大提升,其趋向无疑是合历史的,应该值得肯定。至于能否统领、整合得一步到位,则应该是另外一回事。
值得肯定的还应该有另外一个方面,即,《吕氏春秋》与《淮南子》以道家为主干,实施对诸子百家之学的整合与改造,所成就出的庞大思想体系,在客观效果上,为日后董仲舒的那个包容了阴阳五行、法、道的儒学体系的建构开拓了方向、提供了极好的参照系,同时也为之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