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作为中国“现代”历史的起点的五四运动，被称为“新文化运动”，这是意味深长的：从根本上来看，这是一场“文化”运动。这个“文化运动”的出现，被认为是中国人关于中西对比认识的一种历史性的“深化”：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层面。这就是陈独秀之所谓“吾人最后之觉悟”。谁都知道，新文化运动最突出的内容就是人们所说的“东西文化论战”；我想说的是，“东西文化比较”其实也是贯穿于近代、现代、当代的一个思想主题。至于哲学，我们不应忘记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中国现代“哲学”的三大派别，即自由主义哲学、现代新儒家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中西文化优劣之争的语境中兴起的。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说：直到目前为止，中国整个现代的思想文化、包括我们的“哲学”，都不过是新文化运动的内涵的相继释放。那么，这场运动跟哲学是什么关系？陈独秀曾专门写过一篇《新文化运动是什么》（1920），认为：“新文化运动，是觉得旧的文化还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这里唯独没有提到“哲学”。
   
    这并不是说新文化运动丝毫没有哲学意味。其实，被学者确定为“近代以来第一次以纯哲学的形式展开的论战”、“中国现代哲学的真正逻辑起点”的“科玄之争”，正是新文化运动的结果，“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是始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终结。” 但是我们同时必须指出，科玄论战的实质仍然是中西文化优劣之争；至少，这场论战的“哲学”维度仍然跟中西“文化”之争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
   
    新文化运动所注定的思想走势，造就了现代中国知识界的“文化情结”。知识界有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其表现是这样一种逻辑：中西国势强弱的不同，是其文化的不同；而文化的不同，根本上是其哲学的不同。这种思维逻辑在严复那里已初露端倪。冯友兰也说过：“东西文化不同，因为其根本思想不同。它们的根本思想，就是它们的‘哲学’”；并谈到梁漱溟：“他作了一个‘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讲演，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因为，无论他的结论是否正确，他所讲的问题，是当时一部分人的心中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当时一般人心中的问题。” 其实这远不止是“当时”的问题，而是从近代到当今中国知识界的普遍的“文化情结”，唯其如此，中西文化比较以及一般文化问题一再成为学术热点。八十年代兴起的“文化热”至今不衰，在很大程度上只是重复了当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话题。李泽厚曾指出：五四运动“这次论战涉及问题颇多，……其中好些还正是今天‘文化热’讨论中经常涌现的问题和论点；这次论战提出问题的敏锐度和讨论问题的深度，在某些地方也并不比六十年后的今天逊色，其争论焦点便是至今并未解决的问题。”诚哉斯言！我们记得，伴随八十年代“文化热”的，还有一股“哲学热”，当时的青年无不侈谈萨特、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等等。可是，我们仍然未能产生自己的纯粹的“哲学”。
   
    总之，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被明确意识到的问题：现代中国哲学受到的或隐或显的文化纠缠，一直严重地困扰着、限制着我们的真正的哲学思考；新世纪中国哲学能否健康生长，取决于我们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摆脱这种文化纠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