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50年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重大的成果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形成，最重要的进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从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发展为主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划时代的变化，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中的界碑，极具历史的合理性。而且这种阶段划分，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进入到新阶段，具有逻辑和历史的一致性。
当然，首先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重大进展，是由毛泽东最先发动并作了最初探索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我们党以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为中心任务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胜利，我国已经从战争年代开始进入和平时期。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胜利，我国已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我国已经进入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从以革命为中心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转变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的这一历史性的转变，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须进行相应的主题转换，既由革命为主题转变为以建设或发展为主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保持蓬勃生机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有效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世界观方法论指导的需要。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第10页。）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1959年末1960年初，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时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注：《读社会主义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第85页。）为了
适应社会主义时代和建设实践的需要，毛泽东撰写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些著作，都是从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建设即以发展为主题，而做出的尝试。当然，如前所述，由于错误地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毛泽东没有能够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由革命到发展的转换。
1978年，邓小平在三落三起重新复出之后，在面临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繁重任务的情况下，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契机，通过恢复和发展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转换问题。他提出，我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大党，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要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他说：“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1页。）
他围绕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集中全党和哲学理论工作者的智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做出了一系列全新运用和阐述，不仅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而且形成了邓小平哲学思想这一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邓小平哲学思想是我们党和人民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最新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新结晶。
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唯物论基础和认识论方面，邓小平提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他将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并提，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并把“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新的内容。他提出，党的思想路线要为制定和贯彻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服务，思想路线要靠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来保证。取得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规律性认识，要靠实事求是，要靠实践，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解决党内外和党与党之间的分歧，不搞争论，要拿事实来说话。他坚持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进一步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具体化为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在唯物辩证法方面，邓小平提出坚持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提出脱离实际就是搞唯心主义，就是搞形而上学，就是违背辩证法。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做出重新判定，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我们党和国家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必须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有效促进其社会矛盾的解决。他坚持和发展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思想方法，创造性地提出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坚持和发展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原理，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特殊概括现代化的一般，然后将现代化的一般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他坚持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的统一，注重同一性在解决矛盾中的重要作用，探索和创造和平发展时代和和平建设时期解决矛盾的新方法。他坚持和发展了平衡和不平衡的辩证统一原理，提出了以非平衡协调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思路。他坚持和发展了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法，提出能否抓住机遇不仅影响到我国发展的快慢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他提出要用宏观战略眼
光分析问题，开创了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分析经济社会现象的典范。他运用系统综合方法，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在唯物史观方面，邓小平将生产力理论置于唯物史观的核心地位，认为生产力的革命是社会发展最根本的革命，提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他依据时代和科学的发展，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他破除了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抽象议论，尖锐指出在旧体制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他将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区分为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为社会主义全面系统的改革铺平了道路。他提出革命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首先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动力。他破除了斯大林把上层建筑和生产力割裂开来的做法，强调了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的直接相互作用，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他将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做出区分，指出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只有实现现代化，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他将精神文明范畴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科学阐明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辩证关系，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但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
总之，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产生，适应了时代和中国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是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精华的最集中的反映。惟其如此，才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保持了蓬勃 发展的生机，才能为当代中国的实践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做出结论，邓小平哲学思想是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最重大成果；以邓小平哲学思想为标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是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最重的进展。
三、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最迫切的任务是什么？
我认为，以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为指导，以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为中心，以中外传统和现代哲学为借鉴，建构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新形态，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完备科学世界观，这就是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最迫切的任务。
首先，这是当前我国社会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
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就是不发达阶段。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信息化社会的转型，是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呼唤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建构。虽然，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实现了由以革命为主题向以发展为主题的转换，虽然我们已经有了邓小平哲学思想这一正确的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哲学理论。但是必须看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真正起步的时间并不长，我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规律性认识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对于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动力、发展规律、发展机遇、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发展代价、发展与对外开放、发展与制度选择、发展与技术创新、发展与政治稳定、发展与社会公正、发展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发展与人口环境资源等重大问题，由于受实践发展的深度和广度的制约，有的我们还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认识，有的虽有突破性的认识但在实践上没有取得重大进展，这表明我们还没有把这些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基本理论整合成一套具有完备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特别是，今后50年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形成较为完备的理论形态的时期。我们能否
在30年到50年的时间里，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基本实现代化，仍然是对我们的一项极为严峻的考验，迎接这种考验需要极高的哲学智慧。因此，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以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为指导，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心，在广泛吸收中外传统哲学和现代哲学和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尽快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
其次，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内在发展的迫切需要。
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不仅来自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迫切的需要，而且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内在发展的需要，因为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具有了完备的革命哲学，但恰恰还没有形成完备的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以批判资本主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为主题。这是时代和实践决定的。马克思自觉地意识到历史的需要，为新哲学的产生确定了基调。他指出：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页。）他认为， 在对资本主义旧世界的批判中，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他们是以革命为主题来阐述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为革命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说，已经具备了完备的形态和内容。正如列宁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指出：马克思学说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资产阶级压迫所做的辩护相妥协
的完整的世界观。”（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426、322、309页。）
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不但要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压迫提供完备的革命哲学，还必须在无产阶级夺得革命胜利之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完备的发展哲学，而且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相对于社会革命来说，需要经历更长的历史时期，任务更为繁重和复杂，这就尤其需要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但怎样围绕社会主义建设形成马克思主义的建设哲学或发展哲学，由于受到时代和实践的限制，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条件去开展这一工作，列宁意识到这个问题但逝世过早也没有能系统地进行这一工作。斯大林和毛泽东实际上已经开展了这项工作，特别是毛泽东提出了很多可贵的思想，但他们对这个历史课题解决得都不成功、不理想。邓小平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新运用、新阐发，把发展确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建构奠定了基础。而建构理论形态完备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则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发展的迫切任务。
最后，这是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变化的迫切需要。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方面，随着民族民主运动的空前高涨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广大的亚非拉国家获得了独立。这些国家为振兴本国经济，消除贫困，重新确立自己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真正走上自主发展的道路，普遍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相对于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这些国家被称为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地域占世界陆地面积的70％，占全世界国家和人口的80％，这样就使全世界被带入到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大发展之中。发展成为了全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另一方面，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生产力极大提高，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世界总体经济水平迅速提高，社会发展进程大大加快。这又使发达国家面临一系列再发展问题。与此同时，国际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并正在由军事实力的竞争转向综合国力的较量。在这种激烈的竞争中，只有那些在发展中抢占先机的国家和民族，才能在竞争中保持优势，尽领风骚。任何国家要跟上时代的潮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都必须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切实解决发展问题，都必须把发展作为首选的国策。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世界无可争议的主题。而这个时代主题在中国的特殊表现，就是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历来重视哲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看来，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一种哲学的命运如何，也主要取决于它能够在多大程度反映自己时代的特点、满足自己时代的要求。哲学要反映时代，最重要的是要反映时代的主题，建构出一种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能够反映时代要求的哲学理论形态。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84页。）19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日益尖锐化，时代把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社会革命的历史任务提上了日程。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日臻完备的革命哲学，为无产阶级破坏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真正成为当代时代精神的精华，为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新世界提供指导当前社会实践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就势在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