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革殷命，周统治者汲取殷灭亡的经验教训，逐渐认识到人民所具有的力量，不能再像殷人那样“暴虐于百姓”。IV于是提出了一整套关注社会、关注人事方面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提出了“祈天永命”和“以德配天”的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天命不再是永恒不变的，天命的权威性不再是无条件的，周人开始对天命进行怀疑甚至批判。在神与人的关系中，人所占的比重逐渐加大，人事的力量逐渐增强，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较之殷商时期明显增强。在神人关系中，“德”成为联结神与人的中枢。也就是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V皇天惟德是佑，是谓天德，有夏与有殷正是由于“惟不敬德”，所以才“早坠厥命”。周人把人间的“德”赋予天，人以德配天；二是提出了“敬德保民”和“明德慎罚”的思想。尽管殷商时期即已存在“敬德”的观念，但真正赋予“敬德”以新的含义的却是在殷亡周兴以后。“德”不但与天有联系，而且与民也有联系，我们从周初金文中和《周书》中对“德”字的记载中（“德”字在《周书》中共出现122次）可以看出周人对“德”的重视程度。周人所谓“德”，更多地蕴涵有道德的内涵，其核心内容就是“孝悌”，落实到现实政治生活中，即体现为“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VI可见，周人强调“敬德”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其统治的需要，要想做到“祈天永命”，就必须“施实德于民”、“保惠于庶民”，VII一言以蔽之就是要“保民”、“爱民”。按照王国维先生的解释，“民”在周代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是被治理被统治的对象，VIII但为了让姬周统治能够长久延续下去，周初统治者把“敬德”思想与“保民”思想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周初统治者已深刻认识到，夏殷之亡国，主要是失去了民心的向背和人民的支持，因此，统治者不但要知晓小民之疾苦（“知小民之依”），知晓小民“稼穑之艰难”，不但要把小民之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恫矜乃身”），而且还要及时顾察小民的言论（“其不能成于小民，用顾畏于民岩”）要重视民意和民愿，（“民情大可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真正可怕的不是天命，而是民意，这充分反映了人民的言行、情感和意愿在周初受到了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周初的“保民”、“爱民”思想还体现在慎罚、任用贤能及勤政上。周公说：“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IX所谓“庸庸，祗祗，威威”，按照朱熹的训释就是说要“显用俊德，慎去刑罚”，就是“用其所当用，敬其所当敬，威其所当威”。X无论是“保民”还是“慎罚”，都是“敬德”、“明德”的具体体现，是周代统治者对民众中蕴藏着的足以影响政权存亡的潜在力量的充分认识。“敬德保民”思想的提出，是这一时期天命神学与人学逐渐分离的重要标志之一，反映了周代“天”、“神”、“上帝”观念向“人”、“德”观念的转化，这一思想与殷商时期相比，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三是创制了著名的周礼。礼最初起源于原始初民日常的衣食住行及其长期形成的风俗习惯，即所谓“夫礼之初，始诸饮食”；XI同时，礼的起源也与原始初民为了满足自身求神赐福、祭祀仪式等精神需求密切相关。故汉许慎《说文》释“礼”为“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礼”在卜辞里也主要是指祭祀。中国的礼和礼制文化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化，到夏、商时期已发展得相当完备。周灭殷后，周初著名政治家周公旦在“因于殷礼”，又“监于二代”的基础上，并结合周初的实际情况，创制了著名的周礼，把礼和礼制文化推向了鼎盛的颠峰。《左传 ·文公十八年》载：“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能事民。”周代的礼制文化具有非常系统完备的礼数要求，相传有所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XII “经礼三百，曲礼三百”XIII等说法，表现为一套完整的以维护、巩固宗法等级制度、区别上下贵贱等级关系为目的，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核心内容，并适时调整和缓和各等级之间矛盾关系的严格的等级制度格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XIV “在礼，家施不及国，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XV “礼”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XVI的非常重要的调节功能和作用，成为约束和规范人们日常思想、行为、言行的准则。因此，周礼在当时是普遍适用的价值准则，它兼有道德规范和法律约束的双重含义，是社会上每个人都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春秋以降，随着“礼坏乐崩”时代的到来，周礼从此一蹶不振，由鼎盛期进入衰落期。周礼作为一种外在的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社会制度的总称，对后来中国人学思想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成为孔子、荀子礼学思想特别是荀子外王之学的重要源头之一。四是提出了“惟人万物之灵”XVII的思想。中国早期人学思想发展的伦理化、人文化倾向，使得中国文化较早地将思维视野转向了社会、人事问题。从西周时起，“人”的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诗经· 大雅· 民篇》所载的“天生 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表明周初思想家已开始用非常直观朴素的方式探讨人的来源、人的本性问题。有的学者指出，中国最早对人性问题进行探讨，不是始于孔子，而是始于西周初年，并认为西周初年已有了“人性善”、“人性恶”的萌芽。“可见，西周初年开始出现人性论的萌芽是周人对人自己的力量的相信、把德与治国联系起来，进而对人自身思考的产物。”XVIII孟子、荀子的人性善恶理论正是在继承西周初年人性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性本之于天，人所秉受的是一种美好的德性（懿德）。这种看法尽管还没有完全摆脱天命观的影响，还显得比较幼稚，但这一命题的提出意义却非常重大，它直接开启了儒家人学思想对“人”的最一般的价值规定和思维路径。周初还提出了人的德性修养问题，《尚书 ·皋陶谟》不但提出了“慎厥修身”这一中国早期人学中关于人的自我修养的人学命题，而且还以“九德”作为修身的根本标准。周人还对君主的自身修养问题提出了要求。“节性，惟日其迈。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XIX就是说，为王者要时时谨慎自己的行为和德行。周人关于人的自我修养的学说，为儒家人学思想中强调内圣的一面—即重视生命个体的道德修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周初对人的关注还表现在人的价值正日益从殷周神学观、天命观中突显出来，人们评价事物的标准正由神的标准向人的标准转化。一切灾祸出现之根源不在天上，而是由人自身造成的。“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尊沓背憎，职竞由人。”XX此外，周代思想家还提出了一系列与“人”有关的重要命题，如“知人则哲，安民则惠，” “天聪明自我民聪明，” “用康保民，”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等。这一系列关于中国文化发展初期人学思想的萌芽以及朴素的人学命题的提出，不仅表明西周时期作为中国早期文化发展的“轴心时代”在联结夏殷文化与春秋战国文化中所起的承前启后、承上启下的巨大作用，而且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国未来不同时期、不同流派思想的生成和发展，中国思想文化的政治伦理化以及伦理政治化倾向，等等，都可以从西周的思想观念中寻找到其价值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