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大量重复马克思以前的思想成果，并不是把它们当作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发展的起点，而是以之作为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主要原理和结论体系。如：关于“物质第一性”等费尔巴哈以前的唯物主义者即已得出的“一般唯物主义”观点，以黑格尔的“三大规律”为主体的辩证法学说等。似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成就，就在于将二者结合起来并加以贯彻。这样的理论定位，事实上恰恰忽略了马克思在前人基础上所做的最重要、最具特色的理论突破和创造。这种重大的误解不仅造成了理论结构上的缺失，而且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面貌和精神实质的扭曲。

再如，“人”的问题是社会历史观乃至整个哲学都不可忽视的重要领域。马恩曾对人的问题作过极其深刻、精辟而全面的阐述，包括如何理解人的本质、人的存在与人的意识、人的活动与人自身、个人与社会、人的活动与社会历史，人类的命运和前途等，并且提供了一套在今天看来也最具创造性和合理性的研究方法与基本观念。应该说，在人的问题上，正是马克思结束了已往“人＝肉体＋精神＝有思想的动物”这种简单的归结方式，而是发现并揭示了人所特有的深层本质──人的社会存性质。这一发现奠定了以马克思主义方式理解人的全部学说的基础，从中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一整套全新的人学理论和方法。然而旧教科书体系却并未真正理解和重视这些，却在马克思所强调的“人们的社会存在”这一观念中，将“人们的”三字轻轻地抹去，变成了一个常常被误认为是在人之外、独立于人的“社会存在”（实际是仅指人们公共的、共同的社会存在形式）。这一“抹”并经过进一步发挥，就将一个关于人自身的一个最有力的概念，变成了一个可以与人无关、或者只是外在地决定着人的一个机械的概念。实践证明，这一误解后患无穷。

此外，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地位与趋势，关于科学技术的社会历史作用等，马恩都有极富创造性的见解，并曾作过明确而深刻的论述。传统模式同样未能真正理解和体现，反而得出了许多与之相违背的结论。这些错误不仅危害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事业，而且造成了严重的思想僵化和简单化，其对思维方式的不良影响，在日后成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障碍。

当然，对苏联教科书的体系不能过于简单地看待和一概否定。但时至今日，为了更自觉地总结经验教训，我们就不能不注意其中包含的缺陷和局限。特别是在把它当作唯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情况下，其影响之大和在理论与实践上所带来的负面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只有克服它的缺陷，才能重新焕发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机。

三、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

探索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中国形态，从来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实践发展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和理论发展，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继承、发展和创新的具体面貌，标志着我们已经突破或走出了苏联教科书的传统模式，一种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正在形成之中。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是来自实践和国家指导思想方面的突破创新。作为当代中国人民解决本世纪人类、特别是本国社会发展问题的勇气与力量、经验与智慧的结晶，这一理论的思想内容本身可以说已经大大地超出了教科书的传统模式，在许多方面，包括理论精神、思想方法和具体观点等方面，都包含了丰富的新的哲学思想。

例如，众所周知，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一系列重要贡献中，最具特色的是他旗帜鲜明地把价值观和价值标准引入了社会主义本质规定和判断标准之中。他毫不怀疑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历史必然性，始终坚信社会主义的方向是正确的、目标是一定会实现的。但针对已往主要是“左”的错误所表现出来的片面性，他更加强调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能否成功，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优越性能否体现出来，有个搞好搞不好，能不能正确理解，能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等一系列关键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就没有现实的社会主义。而这一切都取决于实践，取决于在实践中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坚持“三有利”的标准，能够使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达到让“人民满意”的效果，等等。这就牢牢把握往了社会主义的两个客观必然性基础：一个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作用和趋势，一个是人民群众的价值选择和历史作用。从而在动态实践的高度上，重新完整、充分地确立了价值与真理高度统一的科学社会主义观。这一重大贡献在理论和思维前提方面预示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理论的确立，也再一次显示了共产党人的根本价值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