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开展的关于实践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的思想解放，为使国家进入一个新的飞跃发展时期，作了思想和舆论上的先导，也是我们的哲学向新高度发展繁荣的起点。此后 20多年来，广大哲学工作者珍惜和继续这一份光荣，密切关注当代世界和中国实践的发展，注意辨别各种社会思潮，提出并讨论了许多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新问题，形成了不少有价值的新观点、新思想，开拓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如：实践的哲学意义、价值和价值观念、社会哲学和社会发展理论、经济哲学和经济伦理、人的问题研究、生态环境理论、当代文化比较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意义、西方最新哲学流派研究等。这20年中，取得新成果的总量超过了已往的30年，并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人才，哲学事业呈现了良好的发展局面。各种迹象表明，由哲学呼唤来的思想解放的春天，也为哲学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提供了大好的时机和更大的生机。

当然，哲学的发展并不仅仅是哲学界自己的事情。在更广泛更切实的生活实践领域中，更应该看到哲学思想产生的深厚土壤。其中特别值得庆幸的是，经过了多年的实践、奋斗和探索，我国党和人民终于得到了这个时代重大宝贵的思想理论收获，这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的杰出成就，邓小平理论凝聚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宝贵历史经验和高度智慧，它不仅是对当代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深刻见解，也不仅代表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发展的新高度，而且它所显示的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深刻思想、理论、智慧和勇气，也在多方面包含了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新理解、新应用，并且与当代人类文明优秀的新成果、新风格、新语言相通，与走在时代前沿的思维方式相通。在考察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时，无疑应该把邓小平理论看作是最重要的代表。

回顾这50年可以清楚地看到，哲学并不是停留在书斋和头脑里的学问，它是与社会生活实践、与国家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的科学。因此哲学不可能在脱离了人类的现实命运之外得到生存和发展。具体说来，哲学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政治也不可能完全脱离哲学。问题往往在于，是什么样的哲学与什么样的政治相联系？对于这一点，哲学和政治都有自己的权力和责任。对此我们有丰富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需要认真总结和研究思考。

就哲学这一方面而言，马克思曾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他同时还进一步指出，要让理论需要与实践需要直接地联系起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１１页）。既然哲学的命运取决于社会对它的需要和它的发展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那么哲学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要去关注社会发展的需要，去理解、引导和提升这些需要，使人们实践的需要与理论的需要能够在一个新的境界和水平上联系起来、一致起来，从而走向哲学与现实之间积极的良性的互动。

二、对哲学思维方式的反思

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是与人类实践和思考的内在进程相联系的。

在整个20世纪里，人类世界发生了许多重大的事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动荡和变革。其中有两件堪称是最重大的事情，已经并将继续深刻地改变人类的面貌，这就是：（1）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和普遍应用；（2）社会主义从理想走向现实的探索与实践。在这两大实践的背后，都必然显露出一定哲学思维的特征；在两大实践的经验中，都包含着人类哲学思维的发展。因此，要从时代精神和文明的高度来反思我们的哲学，就不能不着眼于深层思维方式的演进。

（一）从世界范围的科学成果及其思想启示看来，我觉得有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值得注意：种种迹象表明，当代人类的科学思维方式，正在经历着从传统的单纯实体型思维向现代的动态关系型思维转变。这是发生在“第一哲学”即存在论（ONTOIOGY，旧译本体论）层面的重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