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对主体自我的确立也是为了建设新世界，因此其最终目的便在于中国的出路或者说中国的新生。要“新生”，就先要“破”，但在如何定位“破”的问题上，历史的误会显然由此加深了。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这样写到：“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是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毛泽东的这段话成了后来世人皆知的语录，其中“讲道理”很有研究价值，讲什么“道理”？这就是“文革”的定位和目的问题。而其中关于“破”、“立”的辩证法也大可玩味，实际上毛泽东自己都不太清楚“破”什么和“立”什么，而“破”的真正的目的也尚付阙如。在他所解释的道理中，他显然把手段，即“破”，当做了目的，而把“立”反而放在了次要地位，说明当时对形式的判断和中国的人物的认识是十分模糊，虽然“文革”中处处显示出明确的革命目标，但那恰恰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遮掩了人们对历史境遇的困惑，以及在自我理解的脆弱和历史进程总体把握上的无能。这并不是对当时的批评，只是客观的陈述，因为当时的社会发展的确还相当缺乏可资利用的经验资源。就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情况下，“文革”的目的才显得既信誓旦旦，又不知所云，而总体上，“文革”的“新民”理想以及更深远的“新世”理想，无疑是中国现代化探索历程中的令人心酸的尝试。

一言之，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乾坤大挪移”，它所表现的正是百年忧患的因循孽报和“还看今朝”的风流豪气。

四、文化大革命的现代性实质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普通大众的社会地位从来没有达到1949年以后的高度，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翻身做主人，这对中国社会的结构和国家体制的现代化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进步。客观比较中国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短短的十多年内，中国人的受教育程度以及他们的生活水准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尤其是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已经离开传统的长达数千年的意识形态统治的社会模式，即国家的运作是靠一些经典教导和思辨观念，民族的凝聚取决于价值的认同，缺乏条理化的措施和确实可行的制度性保障。根据韦伯现代性理论，现代国家成型的标志就是从以抽象理念（如圣人言论、宗教律法、道德信念等）和人格魅力治国，转换到以世俗理性治国和以法治国，社会结构也从精英社会转向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民众（或市民）的觉醒和参与以及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诞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参数。刘小枫先生指出：“就现代化理论在描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移动时提出的分析性指标来看，‘文化大革命’本身以及它赖以发生的政治－社会结构，均表明中国共产党已是具有相当现代化程度并已形成自己独特样式的现代型民族国家：在广大阶层参与社会的中心领域和政治秩序方面，在新的精英形成及其政治作用方面，在大众政治诉求的表达形式方面，在工业化成就和积累方面，在现代科层系统的建构方面，在社会分化的现代样态（即中断传统的等级秩序，以普遍主义和成就为新的身份资格）方面，在福利政策的设置方面，均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现代化水平。”[13]仅仅在社会结构中，绝大多数人不再被排斥在权力圈子以外，而全民的参政乃是过去封建社会所不敢想象的，因此“文革”时期的社会结构是完全符合现代性标准的。

在“文革”前所有的现代化成就中，最能符合现代性实质的当数意识形态社会模式的终结和民众的普遍启蒙。从事后的结果来看，“文革”是以极端的意识形态方式来达到意识形态的自毁的目的。客观效果方面，人民在极端意识形态的漩涡中挣扎出来后，能清醒地意识到传统意识形态统治模式和集权统治模式的巨大弊端，从而逐渐向法治国和大众参与的民主治国方略。当然这一切并非自觉的和令人愉快的。其实就算人们所说的那样，“文革”把人教坏了，导致了中国伦理资源的亏空[14]，但这也无疑也承认了“文革”对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的变革作用，或者说启蒙作用，只不过这种启蒙因其恶劣的形式和毁灭性的后果，我们姑且把它叫做“恶性启蒙”。正如卢卡奇、霍克海默等人把德国非理性主义、反犹太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崛起看作是启蒙的直接后果[15]，既然“这场看来似乎是失去理性的疯狂的‘革命运动’，却并非完全是非理性的产物”（李泽厚语），我们是否也可以把“文革”看作被人们奉为神明的理性的一种恶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