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总结与尝试
 
    关于道家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和发展，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都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文章。这些文章涉及了医学、养生、文学、艺术、企业管理、生态保护、自然科学、女性主义等许多方面[i]。这些研究都有一定的贡献，但还有待于深化和发展，并形成一个广泛的话题（discourse）。作为背景介绍，笔者试图提出道家思想在现代社会发展和转化的几个有益的途径或方法，其中前四点基于对当代研究的回顾和总结，第五点基于笔者在理论研究方面的探索，第六点提出可以应用道家思想分析当代社会的实际问题，本文的正文部分就是在这方面的一个尝试。
（一）西方现代科学的新理论对道家思想的现代转化有重要的启迪意义。董光璧先生有意使用“当代新道家”的概念来对应“当代新儒家”，但是他所谓的当代新道家不是以阐扬道家文化为使命的中国的学者或哲学家，而是以李约瑟、汤川秀树和卡普拉为代表的外国科学家。这些科学家在当代物理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研究中发现古老的道家哲学与现代科学有令人惊异的相通之处，对救治现代社会科学与人文的分离、技术与人性的对抗有重要的贡献和潜能（董光璧，1991）。这些发现对于研究道家思想在现代社会的作用和意义无疑是有重要开创和鼓舞作用的[ii]。
（二）西方心理治疗学的意义疗法也为道家的现代发展提供了某种发酵素。这一学派的创始人傅朗克 (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 是弗洛伊德的学生，深受实存主义（存在主义）的影响，特别是在纳粹集中营的艰辛磨难促成了他的意义疗法，从而开创了维也纳第三心理治疗学派。他一方面反对弗洛伊德提倡的以性欲满足为主的“快乐的意志”，另一方面反对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学派所强调的“权力意志”。意义治疗强调的是实存的自由意志，是不断探寻意义（meaning）的意志。这里的意义是指在人世生命的历程当中，足以构成精神支柱的种种真善美的价值取向和内涵，小如夫妇情爱或艺术欣赏，大如社会改造或国际合作等等（傅伟勋,1986，页174－177）。傅伟勋先生提出应该以意义疗法的理论深化儒道佛的心性论，于是袁保新提出了老子哲学是文化治疗学（袁保新,1994），林安梧也从“存有的治疗”的角度重新诠释老子哲学(林安梧，1996)。意义治疗的理论对道家思想的现代发展或许会有更大的启示意义。
（三）推动道家思想的现代发展的另一个途径是与现代思潮、西方哲学的沟通、比较和对话。这方面成果较多的是道家哲学与实存主义哲学的比较研究。众所周知，海德格的思想灵感之一就是道家哲学，“他的缘起构成域型的或自身缘起的思想方式已超出了传统西方哲学的诸方法，而与中国的道（路、域）发生了相互呼应和相互引发式的关联。因此，从另一个角度看来，他对于道的理解也确能启发从事于中国道的研究者。”（张祥龙，1995，页364）如果有人从“道家哲学”的角度出发，认真研究、吸收并融合西方哲学的思想资源，必定会为道家思想的现代转化提供有益的实例。
（四）总结近代和当代思想史也可以为道家思想的现代转化提供有益的经验。陈鼓应先生主编的《道家文化研究》第十辑发表了一组文章，揭示近代中国著名哲学家多以不同的形式、自觉地吸收了道家思想的营养。金岳霖说过:“不道之道，各家所欲言而不能尽的道……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才是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 胡军指出，虽然金岳霖以擅长哲学分析而闻名于现代哲学界，其《论道》一书中的道却是“道家哲学和希腊哲学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逻辑意识的创造性的综合。”(胡军,1996）利瓦伊武也指出，虽然熊十力以现代新儒家为标志，以新唯识论称其体系，并对老庄思想多有批评，但其重建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工作与道家哲学的联系则是不可否认的。道家哲学不仅为熊十力重建本体论以智慧的启迪，而且为他提供了重建本体论的思想数据(利瓦伊武，1996)。金岳霖、熊十力等大师为我们提供了借鉴道家思想发展中国现代哲学的范例。
（五）虽然现代科学、心理学、西方哲学，以及近代思想史都可以为道家思想的现代发展提供极为宝贵的资源、启示、刺激、和范例，道家思想的发展最终还要从道家思想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思路出发吸收上述外缘之益。也就是说，不仅道家思想可以外化于自然科学、心理学、西方哲学、以及新儒家之中，而且反过来我们也应该并可以把现代科学、心理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新儒学等等思想资源内化于道家体系之内，从而发展和形成现代的多姿多彩的道家体系和道家学说。在这方面，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造论”、傅伟勋先生的“创造的诠释学”、林毓生先生的“创造性转化”都可以继续作为我们的指导原则和方法论的参考。
笔者在这些理论的启发下，曾尝试从两个方向研究老子哲学。一方面力求逼近古代经典的原意，挖掘道、自然、无为等概念在古代和原文中的本义，这是传统的或纯学术的研究；另一方面力求从现代社会的事实和需要出发进一步诠释古代思想，分析道、自然、无为等概念在现代社会的可能的诠释、转化和应用，这是着眼于道家思想的现代发展[iii]。这两个方面似乎是相反的，但却是可以而且应该统一和衔接起来的。力求接近古典的原意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是现代诠释的基础和凭借；而现代诠释则是古代文化在现代社会慧命相续的重要途径。道家思想在现代社会的转化和发展离不开认真的奠基于古典研究之上的新诠释。
（六）以上所述各点都是学术界和理论层面的研究、探讨和创新，研究成果基本上是学术界“自产自销”，即学术界的人写给学术界看，对现实生活可能没有多少实际影响。然而，道家思想如果在现代社会不能走出道家学者自身的象牙塔，不能对现实的重大问题发出积极回响，那么道家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就可能是一句空话，是作者群的孤芳自赏。因此，我们应该尝试以道家思想来解释、分析现代社会的实际问题，藉以检验道家思想在现代社会应用与发展的可能性，并推关于动道家思想在现代社会发展转化的讨论。本文就是在这方面的一个尝试，希望可以抛砖引玉。
 
（二）道家思想与生态问题的相关性
 
宗教或哲学与生态问题的关系在西方成为一个热烈讨论的课题是由美国的思想史专家怀特(Lynn White)的一篇文章拉开序幕的。他在1967年发表了“我们的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一文。文中反复强调，人类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想法决定了人们对自然环境的行动。人们关于自身的本性与命运的信仰，即宗教，深深地制约着他们在自然环境中的生活方式。怀特进一步指出，基督教相信上帝创造人时赋予人主宰一切动物植物的地位是人类以世界主宰者自居的历史的和宗教的根源，这一信仰支援着人类对大自然的征服、剥削和掠夺。他还提出天主教传统中的弗朗西斯派重视天人的和谐，或许对解决生态问题有所贡献(White, 1967)。怀特的文章立刻引起大量的反驳和热烈的讨论，也引起了东方传统，包括道家思想与生态保护是否相关的讨论。
多数道家学者和一般人都认为道家思想和生态问题是相关的，相信道家思想有利于解决环境恶化的倾向，甚至有人把老子“道法自然”中的自然误解成自然界，似乎老子哲学已经直接涉及自然环境的问题。实际上，道家思想与生态问题到底是怎样的关系还是缺少深入研究的。与此同时，也有人对道家思想与生态问题的相关性提出质疑。
第一种意见来自于一位地理学家Yi-Fu Tuan，他通过引述历史记载说明，在早期基督教地区的生态破坏比其它宗教地区的情况相对地好一些，而中国在遭受西方侵略以前，生态就已经受到严重破坏（Tuan, 1968），这说明道家思想对于解决生态危机关系不大，至少从历史上看，道家思想在防止环境破坏方面没有多大实际作用。作者依据的是历史事实，道家学者应该如何正视、回答和解释这些历史现象呢？[iv]
第二种意见来自于一位哲学教授科克兰（Russel Kerkeland），他认为道家哲学的基本态度是相信道的存在和力量，主张人类的消极无为和不干涉主义，因此面临稀有物种的消失和地球的灾难，道家的态度一定是无动于衷，决不会鼓励大家积极行动去拯救面临危险的自然环境，因此道家哲学在生态问题上不可能象儒家那样有积极意义（Kerkeland, 1998）。象这样极端的观点是个别的，但是象他这样对道家思想的误解，认为道家的自然无为就是无动于衷、不负责任、无所事事，却是相当普遍的。
本文不准备直接讨论上述观点，而是试图运用老子哲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来分析有关生态保护问题的两个实例。一个实例是长达十几年的印度尼西亚的热带雨林大火。印度尼西亚拥有世界第二大热带雨林。1982年至1983年之间曾发生特大森林火灾，烧毁了420多万公顷的森林，相当于日本九州岛的面积。从那时起，被点燃的地下泥炭一直在燃烧，成为每年夏季森林大火的灾害源头。1991年以来，森林火灾已经演变成无法扑灭的大火。1994年，火灾又引发了扩散至三百万平方公里的烟雾危害，影响面积相当于整个西欧，超过了广为人知的1991年科威特油田大火。1997年，浓烟更为严重。据统计， 约四万印度尼西亚人因此而感染呼吸道疾病，多达一百万人感染眼疾。烟雾还导致海难与空难，大约有三百人丧生。烟尘还波及到邻近的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以及澳大利亚北海岸，演变成国际性灾难。[v] 上个秋季新加坡学校曾因烟雾太大而停止学生的户外体育课，今年春天，美国驻文莱大使馆也被迫去其它国家办公。
印度尼西亚森林大火是人类破坏自然环境而引起的灾难，另一个实例是环保运动中不健康的现象引起的灾难。在环保运动，特别是保护动物的运动中，绿色和平组织善于利用简单的艺术形象通过电视、报纸等制造世界性的舆论压力，结果是保护了一类并不稀少的动物，却破坏了十万因努特（爱斯基摩）人的基本的生存方式，造成另一种生态的不平衡。一九八三年， 在绿色和平组织长达七年的不懈努力下，新成立的欧洲议会立法禁止幼海豹皮在欧洲出售，此举破坏了生活在加拿大北极圈的十万因努特人的生活。海豹对于因努特人正如从前野牛对于北美印第安人一样，是他们的食物和其它生活必需品的基本来源。在禁售海豹皮以后的几年，加拿大北极圈内经济衰敝，社会福利金支出激增。一个小小的克莱德里弗村，就有近乎半数人口不得不靠救济金过活。社会问题更是层出不穷，许多人沈迷于酒精和毒品，罪案和家庭暴力倍增，绝望导致自杀人数明显增加。在禁令以前的十一年里，有四十七名自杀者，而在此后同样长的时期内则增至一百五十二名，其中大多数是年轻男性。“事实很明显，这些年轻人无法维生，不愿意再活下去。自从海豹皮被禁以后，生活便毫无希望了。”[vi]
下文将从老子哲学的三个基本概念，即道、自然、和无为出发分析这两个实例，说明环境的恶化和环保运动中出现的问题的根源都是违背道家思想的。如果我们人类的行为能够比较符合道家哲学的理论，那么自然灾害和人类的灾害都会大大减少，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将会得到更好的维持和保护。
 
（三）道作为统一性的根源的启示
 
    道是老子哲学的最重要的基本概念。道的含义非常模糊，也非常丰富，非常富于启发性。用现代哲学的或科学的概念为道作定义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从道的功能的角度来看，我们或许可以说道是宇宙、世界、社会、以及人类的总根源和总根据。老子相信宇宙原初、大千世界、百态人生有一个共同起源和共同的根据，也就是世界有其统一性。然而，这种统一性的实际内容或确切含义却是人类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所以，道的特点一方面是真实性，是确实起作用的，是人类无可逃避的；另一方面，道的特点又是模糊性，道对万物的运动趋向的决定作用又是温和的、不十分确定的，其细节和内容是不可能完全预知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42），“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25），这都说明老子相信道有真实的内容和作用。“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不可致诘……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14）这不仅是对道的物理性状的描述，也是对道的认知特点的揭示。老子强调，道是人类的认知能力无法确切认识和把握的，我们把道的这种特定称之为道的模糊性。
世界上的各个哲学或宗教体系关于宇宙起源和世界本质的解释各有不同。其中，老子的解释最为独特，独特之一即道的模糊性。比如基督教相信上帝是万物的起源和主宰，而且相信上帝的意志可以通过祷告、通过读圣经而知道。科学家曾经相信一切存在都是由最微小的分子、原子、基本粒子构成的，而这些细小颗粒的本质和规律是最终可以通过实验而完全发现的。但是老子却强调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世界的起源和根据的具体内容。二十世纪的科学已经从原则上证明老子是正确的。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曾经相信人类历史有一个确切的规律，会一步一步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实现和发展。历史证明，这样确切的规律也是不存在的。乐观主义者认为，人类认识的无限积累可以穷尽所有的真理，事实却是当人们的认识扩大到新疆域的时候，往往所面临的新的未知领域也扩大了。所以，老子之道的“模糊性”并不是老子哲学的缺点，反而是智慧的表现，反映了人类对宇宙万物的终极问题的认识上的局限。
人们常说老子是神秘主义者，然而老子的根本性思考却是相当理性的。大千世界，日有升降周转，月有阴晴圆缺，人有生老病死，物有新旧更叠，事有善恶相还……宇宙万物之间显然存在着某种统一性、一致性、和谐性，这中间必然有着共同的基础和缘由。但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确切地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如何存在？如何运作？道正是用于指代这个我们不可能完全把握的似乎确实存在的终极之物，代表着这个世界可以依赖却不可尽知的总根源和总根据。道与上帝、与科学精神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人类是上帝的产物，上帝赋予了人统治世界的权利，人类知道上帝的意图，并且他们自信科学技术可以无限地开发利用周围的自然界；然而作为万物总根据的“道”，却反复强调宇宙、自然界及人类自身有一种无法探明的神秘性或模糊性，这意味着人类对终极存在的认知的局限性。人类不是全知全能的，人类只是宇宙自然的一部分，永远不可能成为宇宙的绝对主宰者，人类不应该、也不可以不计后果地为所欲为。这是老子的无为理论的最高和最后的根据。
显然，老子不是虚无主义者或偶然论者。他确信有一种我们无法完全掌握的力量或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或维系着这个宇宙、这个世界，这就是道。道的作用是真实的，只是其内容却有某种模糊性，有着难以完全认识、完全预见的困难。今天我们所面临的生态环境的恶化就证明老子对世界的发展演变过程的推测是正确的。一方面，似乎我们的宇宙有一种支配性的力量决定着这个世界有大致的规律，另一方面，万事万物的发展又不是任何人、任何理论可以把握和预见的。生态问题的出现就是人类长期以来毫不觉察、却又无可避免的一种现象。人们长期相信知识的力量是无穷的，以为人类是大自然的主人，可以从大自然攫取无尽的宝藏。然而，工业革命后刚刚二百年的历史已经揭示，人类在追求财富和幸福的同时，也在破坏着财富和幸福的根源或基础，即地球本身。这就是“反者道之动。”人类作为整体，没有办法准确地预测自己的行动的后果。即使个别人有先见之明，也很难防患于未然，更不容易扭转乾坤。
人们的行为通常都是出于良好的愿望，然而道的模糊性却说明良好的愿望并不能预见、更不能保证良好的结果。印度尼西亚森林大火愈演愈烈是也与政府的良好愿望密切相关。政府希望发展本国经济，希望短时间摆脱贫困，因此组织大批移民到热带雨林区去垦殖，鼓励大垦殖公司大面积“改造”森林。这些愿望当然是正当的。然而，人类的大规模行动总会引起人类自身难以预料的后果。在印度尼西亚森林大火的实例中，一个未料到的因素就是地下泥炭的燃烧。1995年，当时的苏哈托总统宣布，政府计划将加里曼丹中部一百万公顷的泥炭森林平为稻田。在加里曼丹森林地面下的泥炭已有一万年的历史，有些地方泥炭层深达二十米。泥炭含有大量腐败的植物，可燃性有机物高达50％以上，晒干后可以用作燃料。泥炭烧的火往往没有火炎，却会产生大量黑烟。地上火一旦引燃了这些大量积存的泥炭，它就会在地表和地下长年不熄，熏烧不止，烟雾飞腾，大暴雨也难以扑灭。这就是为什么印度尼西亚大火终于演变成一场国际性烟雾灾难的原因。事实上，这场大火比人所皆知的1991年科威特油井起火造成的烟雾更为严重，只是没有引起西方新闻界的关注而已。
另一个政府没有预见到的情况是厄尔尼诺现象对大火的影响。印度尼西亚处于强热气流中心带，上升的热气流运动形成的雨云，有助于降雨控制大火。但是，当厄尔尼诺现象出现时，穿过赤道太平洋的风和海流会出现逆转，大气运动的常规模式就被打乱了，而去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则是本世纪以来最强烈的一次。从五月到九月，滴雨未落；从十月到今年三月的雨季，降雨量又大大少于往年，人们要利用旱天烧林造田，而延长的旱季又加剧了难以控制的火势。
在因努特人的实例中，当海豹皮禁售令的严重后果逐渐显现的时候，绿色和平组织人员毕卡维曾对这些因努特人说：“你们有权批评我们，甚至生我们的气，但这场运动对你们的冲击是我们事先没有想到的。”我们相信他说的这些话是真诚的。然而大多数环境危机和人类悲剧的发生都是人们事先想不到的，有意制造灾难的撒旦毕竟应该是少数，我们不应该满足于良好的愿望并以之作为我们引起灾难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