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清代的史学大师章学诚(1738-1801)曾说过:「史之大原, 本乎《春秋》, 《春秋》之义昭乎笔削…. 」。《春秋》一书是中国史学的起源及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且是孔子唯一所写的经典,两千年来不少学者对此书有相当多的研究; 而《左传》是否是对《春秋》经的解释也有不同的说法, 或谓其为解经之书, 也有是说乃《左氏春秋》, 遭后人加入解经之内容, 晋朝的杜预对于《左传》的批注是历史上最著名也最权威的注, 但历来也有不少补充及修正。本文拟就明末清初的大儒顾亭林(1613-1682)对《春秋》及《左传》的认识及其解读、补充进行深入的探讨, 就其在《日知录》第四卷及《「左传」杜解补正》二书中对于《春秋》、《左传》二书的解读,更重要的是要探讨顾氏在这些诠释中所蕴涵的一些对于明亡清兴以及当时学术的看法。另外,也就顾氏之解经来反省中国经典的再诠释所蕴涵的意义。
关键词：顾炎武,春秋,左传,日知录,经典,诠释, 杜预, 左传杜解补正
ABSTRACT
The Annal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was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historical book and most representative.
It is said that among the Classics, it is the only one that Confucius wrote. For over two thousand years,
many scholars has written and interpreted about it. The writing and author of the famous
The Zuo Commentaries has been controversial, but for sure it is related to
The Annal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Du Yu of the Jin Dynasty wrote a
n authoritative commentaries on both. They has been amended and criticized by many later scholars. Gu Yanwu was one of them.
This essay tried to analyze and discuss the writings of Gu on The Annal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 The Zuo Commentaries and Du Yu's writings. It is to show that in Gu's reading and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Classis, what message are to be revealed? In what way Gu's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Classics wa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hermeneutics in the West. Above all, it is to understand better not only the Classics, but also Gu Yanwu himself.
Keywords: Chunqiu, Zuo Zhuan, Du Yu, Gu Yanwu, Rizhilu, Zuozhuan Dujie Buzheng, Jingdian, Hermeneutics
一、《春秋》及《左傳》
孟子提到《春秋》有好幾次：「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史記》也有相關記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剌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
學者指出, 截至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為止, 《春秋》及《左傳》之間, 從經文角度來看, 直接由後者解前者的約有一千三百條, 與經文關係密切的有一百多條, 兩者關係不大的有三百條。而在解經的多數條目是通過補充事實來幫助人們理解《春秋》。而且更有從後者直接評論前者的兩條, 一條是魯成公十四年;另一條是魯昭公三十一年, 兩者有類似之處:
故君子曰: 《春秋》之称, 微而显, 志而晦, 婉而成章, 尽而不行, 惩恶而劝善, 非圣人谁能修之?
故曰:《春秋》之称, 微而显, 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 善人劝焉, 淫人惧焉, 是以君子贵之。
朱熹云:「以三传言之, 《左氏》是史学, 《公》、《谷》是经学。史学者, 记得事却详, 于道理上便差: 经学者, 于义理上有功, 然记事多误。」
二、《日知錄》所談《春秋》及《左傳》
現存最古的《左傳》注釋是晉代杜預(222-284)所作的《春秋經傳集解》(後人簡稱之為“杜解”或“杜注”)。在杜預以前,東漢經學家賈逵、服虔等曾經注釋《左傳》。在南北朝時期,南北經學也有分,對于《左傳》,北方用服虔注,南方用杜預注。唐初孔穎達等作《五經正義》,于《春秋左傳》則取杜預為標準。從此以後,漢儒賈、服等人的《左傳》注逐漸散佚,唯有殘篇散見于古書的注疏中,而杜預注遂成為《左傳》的唯一存在的古注。
即然學者研究《左傳》的唯一完整的古注,自然它就成了解釋《左傳》的一個權威。正如歷史上的一切權威都免不了遇到挑戰一樣,杜注也層先後遭到過不少學者的這樣或那樣的批評,不過,直到明代為止,學者們的批評對杜注並未起到多大的震撼作用。到了清代,學者們對于《左傳》杜注的批評,就其作品數量之多,涉及方面之廣與考語分量之重而言,都超過了前代。
如所週知, 顧炎武對於明末王學末流所造成的流弊十分不滿, 尤其是明亡清興,他更以為此亡天下之痛與王學的空疏頗有關係, 因此很自然地對於「微言大義」十分反感, 根本上要認清事實,對於《春秋》的解釋, 自然以《左傳》為主,除了《左傳杜解補正》, 在他自以為將來必流傳的《日知錄》的第四卷中,有七十七條雜記與《春秋》有關,其中又多是討論《左傳》的。
《日知錄》在顧炎武時代即已出版了八卷本, 但是顧氏自稱完成了三十餘卷, 不過在顧氏去世後, 去弟子潘耒鑑於他親身經歷其兄的文字獄及當時之嚴峻氣氛, 自行將內容刪除, 後來是以三十二卷本行世的, 但其中被刪的內容後來經黃侃摘出, 在台灣以《原抄本日知錄》出版, 其中最主要的夷夏之辨之部份, 在稍後將有討論。首先討論在三十二卷本的《日知錄》中的第四卷有關春秋及左傳之部份。劉家和指出第四卷的主要內容:
…而研究《公羊传》(9条)和《谷梁传》(5条)的总共才有14条。在其研究《左传》的63条中, 绝大多数都是通过《左传》研究当时历史的, 也有少数几条直接研究《左传》文献本身。不过, 他又认为, 研究《左传》和研究其它经书一样, 必自文字训诂之学入手, 读懂了书才能知道书上所说的事, 知道所说的事才能懂得其中的道理。
從《日知錄》中可以看出, 雖然顧氏對於《左傳》的歷史價值相當肯定, 但卻不太願意將其看成對於《春秋》解釋的權威性。 在卷四第二條〈春秋闕疑之書〉中, 顧氏即已指出孔子對歷史文字的尊重,「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史之闕文, 聖人不敢益也!」 例如《春秋》記魯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 日有食之; 僖公十五年夏五月, 日有食之。《左傳》都以為是史官的漏記。但顧氏以為:「以聖人之明, 千歲之日, 至可坐而致。豈難考歷布算, 以補其闕?而夫子不敢也!況於史文之誤而無從取正者乎?況於列國之事, 得之傳聞不登於史策者乎?」也提出《左傳》與《春秋》之間非傳經的關係:「左氏之書, 成之者非一人, 錄之者非一世, 可謂富矣! 而夫子當時未必見也! 史之所不書, 則雖聖人有所不知焉者。」 對於左傳, 則有較大的解釋及補正的空間。
法, 十分講究, 例如,顧氏指出經傳之間的差異,「左氏日月與經不同者, 丘明作書, 雜取當時諸侯史策之文, 其用三正參差不一, 往往而迷, 故經所云冬,傳謂之秋也。」 但接著又說明其參差的原因:
按传中杂取三正, 多有错误。左氏虽发其例于隐之元年,曰春王周正月,而闲有失于改定者。文多事繁, 固著书之君子所不能免也。
…以是观之, 春秋王正月,必鲁史本文也. 言王者, 所以别于夏殷,并无他义。刘原父以王之一字为圣人新意, 非也。子曰, 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 亦于此见之。…左氏传曰, 元年春王周正月, 此古人解经之善, 后人辨之累数百千言而未明者, 传以一字尽之矣!
對於「正朔」, 顧氏則顯示出其尊王及崇聖之心意, 亦即對於正統大位之重視, 認為正朔必須出自天子; 同時也可以看出顧氏對孔子之維護, 對於其心態, 也有所推定:「正朔必自天子出, 改正朔恐聖人不為也。若謂以夏時冠月, 當曰秋十月。」在此條之末,顧氏更觸及到對於《春秋》經旨之探求, 顧氏指出:「…年紀日辰之首, 其謂之元, 蓋已久矣,豈孔子作春秋而始名之哉? 說春秋者乃言春秋謂一為元, 殆欲深求經旨而反淺之也。」 換言之, 若要解釋《春秋》此一經典之深意, 恐怕不能推求大過, 過份咬文嚼字, 反而會造成誤解。
顧氏對「天王」之稱,也有其「尊王」之用意:「尚書之文, 但稱王, 春秋則曰天王, 以當時楚吳徐越,皆僭稱王, 故加「天」以別之也。趙子曰, 稱天王以表無二尊是也。」, 顧氏心目中, 那些稱王之國君根本都是蠻夷, 本來沒有資格稱王,應該只稱「子」, 但既已「僭稱」, 只好在周天子之王上加一「天」字。
但顧氏最常觸及的, 是有關「禮儀」的問題:「春秋之例, 葬君,則書; 葬君之母, 則書; 葬妻則不書; 所以別禮之輕重也。隱見存, 而夫人甍,故葬不書。注謂, 隱弒,賊不討, 故不書者非。」 此處說明《春秋》用字, 並非可以自作解釋,其實有例可循, 應尊重傳統。另一段則說明《春秋》經文中所透露的僭越失禮現象:「春秋之初, 去西周未遠, 嫡妾之分尚嚴…猶秉周禮者也, 僖公以後, 日以僭踰, 於經可見矣!」
雖然討論禮儀問題, 顧氏在這些禮儀之中又不忘到孔子之情義:
亡国书葬, 纪已亡而书葬纪叔姬,存纪也; 陈已亡而书葬陈哀公, 存陈也。此圣人之情而见诸行事者也。
庄公年少,当国之臣, 不能坚持大义, 使之复还于鲁, 凭君母之尊, 挟齐之强而恣睢淫佚, 遂至于不可制。易曰:君子以作事谋始。左氏绝不为亲一言, 深得圣人之意, 而鲁人既不能行, 后儒复昧其义。所谓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义者, 遭变事而不知权, 岂不信夫?
此段還透露另一訊息, 亦即「為人臣子」者, 應該「通」《春秋》之「義」, 其目的在於將來遇到任何突發之狀況, 能夠知道如何施以「權宜之計」, 以順利應付變局。
《日知錄》卷四的內容可知, 顧氏在被刪除敏感文字後,所表達的訊息, 仍為尊王, 強調禮儀, 與學者指稱的《春秋》的三種方法:正名字、定名分、寓褒貶相輔相乘。然而若再比較《原抄本》之文字, 可能更清楚顯示顧氏的原意。
為了節省篇幅, 在此謹將卷四部份之異同加以列出再進行分析:
《原抄本》卷四,
楚吴书君书大夫条 春秋之于吴楚 钞本「吴楚」作「夷狄」。
又小注 降从四裔之例而书子 钞本「裔」作「夷」。
又 如刘石十六国之辈 钞本刘石作五胡。
又 略之而已 钞本「略」作「夷」。
又 辽金亦然 钞本作「金元亦然」。
又 圣人之心盖可见矣 钞本作「圣人之心无时而不在中国也, 呜呼」。
現在將該條重新整理如下, 畫底線者為「通行本」; 括號內為「原抄本」:
春秋之于吴楚(夷狄), 斤斤焉不欲以其名与之也。楚之见于经也, 始于庄之十年, 曰荆而已。二十三年于其来聘而人之…终春秋之文,无书帅者使之终不得同于中夏也。是知书君、书大夫, 春秋之不得已也。政交于中国矣。以后世之事言之, 如刘石(五胡)十六国之辈, 略(夷)之而已。至魏齐周则不得不成之为国而列之于史, 辽金(金元)亦然, 此夫子所以录楚吴也, 然于备书之中而寓抑之之意, 圣人之心盖可见矣!(无时而不在中国也!)
可見其原文中對於蠻夷之態度被刪除殆盡。另外尚有兩條:
大夫称子条 洛诰 钞本「洛」下有小注「讳阙」二字。
五伯条 小注 泗上十二诸侯皆朝之 钞本「皆」下有「率九夷以」四字。
但最具意義的是在下面一條中, 一段文字完全被刪除, 而此文字又恰當地描寫明末人士對清朝的感覺:
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条 某亦愈于已为他人郡县而犹言报雠者与
钞本「愈于」「于」「于」作下有「今之」二字。
又 前句後與楚子之存陳句前鈔本多一節, 文如左:
「有盗于此,将劫一富室。至中途而其主为仆所弒。盗遂入其家, 杀其仆,曰,吾报尔雠矣。遂有其田宅货财,子其子,孙其孙, 其子孙亦遂奉之为祖父。呜呼!有是理乎?春秋之所谓乱臣贼子者, 非此而谁邪?」七十七字。
此處之「盜」乃指滿清, 「富室」指明王室, 僕人則為李自成, 明王朝為李自成所滅亡, 但清朝入關, 號稱為明朝報仇, 卻佔有明朝的人民及領土。顧氏在此條中頗清楚地將滿清政權看成《春秋》裏面的亂臣賊子, 而且他還對於接受清朝統治的明朝遺臣加以諷刺, 認為這些人認賊作父, 甚至是「祖」, 這條之被刪除, 理由十分明顯。此條在詮釋學上的意涵將在後面詳論。
史家最喜談到的一段「趙盾弒其君」, 顧氏有下列看法:
太史书曰, 赵盾弒其君, 此董狐之直笔也; 子为正卿, 亡不越境, 反不讨贼, 此董孤之巽辞也。传者不察其指, 而妄述孔子之言, 以为越境乃免, 谬矣! 穿之弒, 盾主之也! 讨穿犹不得免也, 君臣之义, 无逃于天地之间, 而可逃之境外乎?
此外, 在卷四中另外的幾條都可以看出顧氏對《左傳》及《春秋》之性質以及兩者間關係之掌握:
左氏之记周事, 曰王贰于虢、王叛、王孙苏。以天王之尊而曰贰曰叛, 若敌者之辞, 其知春秋之义甚矣!
春秋时言天者…何其简也,而其所详者往往在于君卿大夫言语动作威仪之间, 及人事之治乱敬怠, 故其说也易知, 而其验也不爽。
〈左氏不必尽信〉, 「昔人所言兴亡祸福之故,不必尽验。左氏但记其信而有征者尔, 而亦不尽信也。」
可見《春秋》重人事而非天意; 《左傳》只記有証據的情況, 而且對於《春秋》時代周天子的衰微頗能掌握。
總之, 從《日知錄》卷四的記載看來, 顧氏對《左傳》的註解及補充要比《春秋》來得多, 其中多半提及曆法、禮儀以及尊王攘夷的精神, 尤其殷殷致意於「聖人」作《春秋》時之情境及其背後之用心, 而此「用心」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乃在對於已亡之國之懷念及夷夏之防。
有時若發覺《春秋》之用字實在自相矛盾, 很難提出一致的原則時, 就會看到顧氏之主張:「此臨文之不得不然, 非聖人之抑忽而進突也。」 也就是顧氏盡力維護孔子, 即使很難自圓其說, 也要為他提出「不得已」的辯護。
三、《「左傳」杜解補正》
如果說顧氏在《日知錄》第四卷中的看法是對經義的詮釋及論述, 那麼這本《「左傳」杜解補正》則是一微觀的具體考據。此書乃清代首部批評杜注之書,康熙六年(1667)顧氏再次入都, 從孫思仁處借得《春秋纂例》、《春秋權衡》等書, 清苑陳祺公提供薪水紙筆, 使顧氏得以傳鈔完事, 有了這些著作為參考,很可能顧氏不久完成了此書的撰寫。據稱其主要目的乃：「針對杜預《春秋經傳集解》中解傳之不足和錯誤, 為解決《左傳》中文字訓詁等問題而作, 這本書的篇幅不大,卻是清代專門研究《左傳》的第一部專著,對於以後清代學者的《左傳》研究是頗有影響的。」
此書在自序中, 很清楚地指出, 乃是以江南地區所出版的對杜預的左傳註解及說法提出補充修正之整合, 再加以他自己之意見而成之書, 不過此書並不處理有關「經文大義」之問題, 換言之, 這些對於《左傳》之大義, 應該在《日知錄》的第四卷中表達出來, 我們在前節已說明。其自序如此說:
北史言, 周乐逊着《春秋序义》, 通贾(逵)服(虔)说, 发杜氏违。今杜氏单行而贾服之书不传矣. 吴之先达邵氏宝有《左觿》百五十条, 又陆氏粲有《左传附注》, 傅氏逊, 本之为《辨误》一书。今多取之, 参以鄙见, 名曰《补正》, 凡三卷。若经文大义, 左氏不能尽得而公谷得之; 公谷不能尽得, 而啖赵及宋儒得之者, 则别记之于书, 而此不具也。东吴顾炎武。
按顧氏補正所涉及內容來說,已經包括有歷法、地理、禮制、解經義例、文字訓詁諸方面。不過顧氏此書僅三卷,是在明代邵寶、陸粲、傅遜等人的研究基礎上發展而成,在清代還屬開創期的著作,未及作專門的分類研討。
綜觀全書,其用意乃在補充杜注所未備,例加“補云”,「桓公二年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補云,達哀伯名,莊十一年臧孫達是也。」 有時則常是改正杜解之失誤所用之體例,有時用“改云”,例如隱元年,「不如早為之所。解使得其所宜,改云,言及今制之。」或言「解…非也」,如隱元年,「未嘗君之羹。解食而不啜羹,非也」。 也有時稱「解鑿」,如「僖元年公敗邾師於偃虛邱之戌將歸者也。魯與邾之尋師多矣。詐而敗其戌兵, 不必為哀姜, 故也。解鑿。」 另外類似之名詞有很多, 例如「解…恐無此事」、「解…似迂; 解可刪」、「解誤」「解…未是」、「解失之」、「解不合」「解謬」「杜顏注此云…則恐非是」「杜氏誤」、「解非」、按二者比例說,所“補”較"正”多, 但大多數則為對於杜預解釋的指摘。
從此書中, 顧炎武透過比較觀察, 不但發現左氏及杜解之誤, 也順便發現了其他人的錯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