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和思考，生发出一条改变中国现状的实践的路径，同时，它还生发出对某些重大的形而上的命题进行不懈追问的推动力。比较起来，这后一条路径，走起来会更加艰难，更加需要坚韧的毅力和强大的内心，甚至需要更多的人生经历和思想的空间。这是因为，新时期的历史变革，其最直接的根源，可能就是在于当年的“造神运动”破产之后，在于人们摆脱了对思想权威的依赖和膜拜之后，开始各自的独立追寻。穿越盛行一时的“理论”和“口号”制造的迷雾和假象，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现实探寻历史，从而将经济变革社会变革的迫切性和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提上了首要的议事日程，并且拉开改革开放的帷幕。时至今日，它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已经证明了一切。但是，对于历史和现实的形而上思考，它所具有的玄虚和混沌，却要求着更为广阔的历史的和思想的空间才能展现出来，并且在许多时候是无法进行直接的验证的。陈行之的《当青春成为往事》，就展现了这种具有某种高蹈性的追求的曲折艰辛。从北京到陕北老区插队的知识青年吴克勤，和王援朝一样，也是一位知青典型，同样也担任过村子里的党支部书记，他的思想之旅却走得更加坎坷。一方面，他受时代精神的局限，曾经一个心眼领着村民学大寨改造旧山河，困守一隅执著己见的结果，却使自己陷入了思想封闭、失去对现实进行清醒判断的窠臼。另一方面，他又直觉地从“超乎人类经验之上”的石玉兰和石绍平母子的命运悲剧中捕捉到了丰富的信息，感受到强大的召唤，甚至为此而坚守在乡村，放弃了像大多数知青一样及早返城的机遇。但是，面对石玉兰母子的悲剧中可能含寓的宏大的历史的和哲学的命题，仅靠敏锐的直觉是远远不够的。终其一生，吴克勤也只能是这个悲剧的叙述者，却无法对其进行思想的开掘。另一位同样具有知青身份的苏北，作品的讲述者“我”，却是在听吴克勤讲述之后，对石玉兰母子的悲剧往事，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苏北查阅了当地的地方志《靖州志》《洛川志》，以考证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从美国学者比尔·菲里林斯的《中华民国的土匪》和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论著中，探究20~30年代的中国乡村社会的混杂成分；从汤因比的历史哲学中，讨论“混乱时期”与“统一社会”的异同；从荣格的成长心理学中，捕捉人生中的机遇和突变的契机；甚至，他还从《辞海》中关于“革命”的释词中，从中国的革命进程中，考察革命的独特底蕴……守着独子石绍平、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的石玉兰，却在愤怒的村民们的众目睽睽之下，亲手杀死了比自己的生命更为重要的儿子，这是大义灭亲，还是形格势禁？革命、历史和青春之间，存在怎样的对应关系？在石绍平和吴克勤这两个不同时代的青年人身上，在青春和历史之间有什么内在的关联性？如同作者陈行之在后记中所言，“文学应当有一条哲学的通道”，作为作家的代言者的苏北，正是凭借其执著的思考，广泛的阅读，向着思想和历史的高峰独自攀缘。我们目前还难以断言，这种思想攀援能够走出多远，但是，在粉碎流行甚久的“青春无悔”或者“青春万岁”的看似激昂却难免肤浅的迷失上，在质疑青春如何切入历史大潮的困惑上，《当青春成为往事》却让我们有新的见解。

     在作过如上的勾勒之后，我们就可以对什么是中国经验、什么是中国思想，有了坚实的讨论基础。现代中国的百余年进程，可谓是风云跌宕、波澜壮阔，重大的历史事件的高度密集，社会变更的力度之深之广，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世道人心、民情风俗的剧烈转型，可以说是世所罕见。再进一步，作为五千年文明古国，无论经历多少朝代更迭，都保持了中华文明的薪火相传，绵延不绝，而且，在全球化的时代，仍然能够昂然崛起，迸发出狂飙突进的巨大生命力和创造力，环顾世界，恐怕也是绝无仅有。这就是中国特色和中国经验，是我们所拥有的独特文化矿藏。但是，要想真正地开发和占有它，并非易事。这不能单靠盲目的自信，也不能仅仅借助直觉的敏锐和感情的激烈，而是要通过不倦的阅读，了解和掌握人类优秀的知识成果，提高自己的学识，拓展自己的境界，借他山之石，攻中国之玉。如同孔子所言，学而不思则殆，思而不学则惘。苦难而辉煌的漫漫历程，不会自动转换为精神硕果和文学巨著，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文化困惑之所在。我们今天呼唤文学大师，呼唤伟大的作品，呼唤中国文学的思想艺术高峰，都必须扎根于此。就此而言，阅读者-思想者的系列形象的出现，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它报道的正是一批有思想有追求的作家自己的阅读和思考。列宁当年说过，只有用全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的总和武装自己，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我们可以移用一下，只有用全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的总和武装自己，以开发我们所拥有的独特现实的和历史的资源，加上艺术上的戛戛营造，我们才可能登上文学的珠穆朗玛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