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新近的文学新变，我以为，一批阅读者-思想者系列形象的凸现，应该是非常重要的现象。文学创新的标志之一，就是文学人物画廊中新的人物形象的集中出现，譬如说，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多余的人”系列形象的出现，新时期之初“改革者”系列形象的出现，都是与该时段文学的突飞猛进相伴随的。与此同时，近些年来，关于中国文学与中国经验的关系的讨论，关于中国文学有没有思想的争鸣，乃至中国文学是否真的垃圾化了的喧嚣，此起彼伏，不绝如缕，令人困扰。在这样的语境中，审视一种新的文学人物系列形象，讨论这些人物的精神内涵，或许可以部分地间接地回答这些指责和非难。

     这样的感受，来自对2007年上半年的一批长篇小说的阅读感受。在王安忆的《启蒙时代》、肖克凡的《机器》和陈行之的《当青春成为往事》中，不约而同地，都可以看到阅读者-思想者的形象，而且，这些阅读者-思想者，又都是“文革”时期长大的一代人，他们在经历过狂热的造神运动和领袖崇拜之后，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亢龙有悔”的反拨，一批青少年开始了自己独立的、艰难的知识阅读和思想追寻。在那个思想禁锢、思想有罪的恶劣环境中，像高尔基当年对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重要命题所描述的那样开始发问：谁之罪？怎么办？哪里更好一些？（这些命题分别喻指赫尔岑的《谁之罪？》、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和涅克拉索夫的《谁在俄罗斯能快乐而自由？》）在王安忆的《启蒙时代》中，就有这样的描写：“有时候，陈卓然会提出一些问题，与南昌讨论———比如红卫兵打响了‘文化革命’的开局战，自己的前途又在哪里?比如‘文化革命’的用意究竟是什么?还比如，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模式应当如何?”在陈行之的《当青春成为往事》的后记中，也有非常尖锐的一系列问号：“我常常想，历史究竟是什么？当一个人处在某种历史事件中的时候，他对于这个事件到底有多大程度的认识和了解？他是作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人还是作为社会符号存在于历史之中的？他用何种方式与历史对话？在也许自觉也许不自觉的过程中，他的本性是被消散了被掩藏了还是被扭曲了？”十余年前，上海的学者朱学勤提出“68年一代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的话题，引发了许多相关的思考。但是，就实证研究而言，却是乏善可陈，没有多少实际性的成果，似乎这一代人真的从思想史上销声匿迹。孰料，这一社会学和思想史的命题，却在当前的文学作品中突然现身，形成蔚然的气象。

     王安忆的《启蒙时代》中的南昌，和解放战争中那些南下干部的子女一样，在大上海繁华都市的日常生活中，似乎并没有什么独特的优越性，甚至还会在上海市民的熙熙攘攘中感到失落和被排异，是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将他们推向了历史的潮头，充当了“冲锋队”一般的角色。不过，狂热得早，他们退烧得也早，当“文化大革命”进入批判和打倒“走资派”的阶段，他们的父母亲纷纷落难，曾经狂傲一时睥睨天下的他们，便从时代的弄潮儿变成了历史的替罪羊。在起落浮沉之间，他们不能不率先地觉醒过来，逐渐开始自己的寻找和思考。如同作品中所描写的那样：“他们的面容显得坚毅，目光深邃，流露出革命转向低潮时的警觉表情，这一切都表明着阅历，他们成长起来了———他们骑着自行车，默默地行驶在人流中。他们的父母在受冲击，他们的同志在拘押中，革命应向何处去?前途迷茫。前后左右的人群，就如盲目的蚁群，忙碌于生存之计，他们则替众人警醒着危险，思考着前途。他们是孤独的，但并不表明他们对众人不关切，相反，他们爱他们!”尽管说，这样的觉悟，还只是漫长的思想之旅的第一步，而且还伴随着相当的幼稚和嘈杂，伴随着不切实际的自负和自诩，但是，这毕竟是摆脱那种盲从和蒙昧的可贵开端，是从“文化大革命”的狂潮浊浪中抽身出来的重要时刻。探索的眼睛一旦张开，就难以再度关闭。

     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求索的过程中，如何获得思想资源，如何借助于人类的智慧结晶，借助既有的思想成果，清理自己的思路，开阔自己的视野，为漫长的思想之旅增添必需的养分和燃料。作为幼稚的初中学生的南昌是幸运的，他有一个非常注意阅读的高三朋友陈卓然，将他领向了书本之中，将他领上了自我启蒙之路。同样是干部子弟的陈卓然，称得上博览群书。从杨朔式的散文，到生物学，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再由恩格斯对达尔文的高度评价转向对马恩的兴趣，高三年级时，他已经读过《资本论》全本。“文化大革命”开始之际，他手头的书本是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陈卓然也是从马克思对法国1848年革命的评价引发出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即这一次以革命自称的社会运动只不过是对早先的切实存在过的革命的拙劣模仿，因而显得别具一格乃至慧眼独具的。陈卓然和南昌谈论《牛虻》，分辩信仰和亲情谁战胜谁；谈到雨果的《九三年》，革命者提出革命的终极目标是服从于人性；谈到梅里美的小说《马铁奥·法尔科内》，讨论亲情和背叛，将尚且处于懵懂之中的南昌，引上了思考和求索之路。尽管说，这种思想的萌生，还带着许多的夸张和做作，带着纸面上得来的僵硬和教条，又掺杂了太多的青春的叛逆性和自我炫耀性，但他毕竟是开启了自己的“启蒙时代”，在寻找自己的“光”和“真理”了。

     《启蒙时代》在南昌最终与父亲和解，并且确认“小市民”的命题（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带贬义的“小市民”，而是马克思所阐述的市民社会的“小市民”）之际戛然而止，《机器》和《当青春成为往事》却将这一思想求索延伸向后来的时光。肖克凡的《机器》中，写到了60年代前期满怀理想激情而报名下乡插队的王援朝，在那个动乱的岁月里，却在乡村觅得了一片读书的空间。这位上中学期间就对哲学很感兴趣的、说话喜欢用书面语言、在妹妹王莹眼中“博学多才”的下乡知青，因为舍身救援一位落井的叫白瀛瀛的女性，导致高位截瘫，却因此被树立为知青的典型，使得他和心仪已久的侯隽、邢燕子一样，成为一代青年人的榜样，并且担任了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更为重要的是，在那漫长的阴霾时期，王援朝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对中国乡村发展道路的思考和探索。作品中有一个场面，妹妹王莹到乡下去看王援朝，她最大的发现就是王援朝身边的那么多的书：炕上摊着一堆书籍，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毛泽东的《矛盾论》，有斯大林的《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有普列汉诺夫和费尔巴哈的哲学著作。在此前后，王援朝还谈到过看马克思的《资本论》、看梁漱溟乡村建设的著作的心得体会，在甚嚣尘上的极左思潮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的时候，他却在顽强地思考和寻找中国乡村的发展之路。他不但从书本中学习，还对中国的现实充满关注之情，他对附近乡村中的十几个地主的发家史进行调查，考察他们经营土地和开办企业的不同状况，他从旧时代“三条石”的私营企业主、从小作坊发展到现代铁工厂的老板白鸣歧白老先生那里，了解当年的企业管理和经营方式。在《启蒙时代》里，南昌等人也曾经对上海的资本家的发家史感兴趣，于夜半人静之时来到顾嘉宝的家中，向她的祖父顾老先生了解其创业历程。不过，他们较多思考的是在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和概念背后那些活生生的历史场景，在资本、生产资料、产值和利润等名词遮盖下的一个生动的个案。王援朝所关心的却是，工业生产比农业生产所具有的优越性和效益，由此坚定了他对乡村发展必须要走工业化道路的信念。思想的花朵结出了实践的果实。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特殊的社会环境中，王援朝冒险犯难，以隐秘的方式办起了社队企业，为壮大集体经济敢为天下先，不惜冒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巨大危险，开始了独辟蹊径的乡村变革。一旦到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王援朝又进一步加大乡村变革的力度，将原先的生产队转化成为新型的企业集团公司，实现了乡村经济的崛起和腾飞。可贵的是，王援朝的思想境界，随着事业的壮大而更加开阔，他仍然处于紧张的思索之中，思考中国的国有企业改制之路，思考企业管理中如何打破人治的怪圈、实现体制自身的创新机制和激发其自我更新的活力，在他病弱的身躯里，蕴藏着巨大的思想爆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