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说，“凡研究人生中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这个说法很聪明，既涉及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又为从中国传统寻哲学找到正当的理由。像中国这样的文化传统，怎可能没有人从根本上想过人生中切要的问题呢？虽然作为定义不算合格，且胡适后来对中国哲学的论述也不成功，但“根本”是一个很好的提示。

    下面粗略列举一些可能是“根本”的问题：讨论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的“天人关系”，关于人的本质的“性”，探讨未知力量的“命”，寻求最佳生存方式的“道”，描述宇宙发展动力的“阴阳”，等等。这些问题既不是从另外的问题推演而来，相互间也无严格的推导关系，然而却可能是回答许多其它问题的前提，所以是“根本”。但这些问题也很难从西方哲学中找到对应的表达，因而是中国的。有人会说，这些所谓“根本”的问题，也是宗教的问题。我承认西方宗教与哲学共享着一些问题，如神学与伦理学都讨论道德，但不能由此就说，道德问题就是宗教问题。关键在于讨论的方式。如果有人一定要说，上述这类问题的传统论述都是宗教式的。那退一步，我们还可举出不仅从问题，而且连论述方式也能与西方哲学会通的问题。例如，庄子《齐物论》中关于人与物甚至人与人相知难的论述。它由不同的主体均有自己的“知”，即自主进行价值判断的能力及权利，由此导出尊重每个人的价值取向及生活方式的态度。《公孙龙子》中“白马非马”所涉及的个别与一般的关系问题，也是众所周知的。还有《肇论》关于“物不迁”的辩论中，对理解一个人成长或衰老过程中的同一性的疑难。这三个论题都与西方哲学中的“理性”问题有关，第一个是以对人相互沟通的可能性的质疑为前提，第二个涉及认识过程中概念的使用及吊诡，第三个则是理智如何把握变动中的事物。除第一点混合有隐喻的修辞外，其它二题采取的都是对概念进行分析的方式。与古希腊哲人的说法比，它们非常“哲学”。进而言之，如道家的“道”、玄学的“无”及理学的“理”，这类与经验相对，然而又超越于经验的概念，都是古代学者把握人生与世界的基本范畴。说它不是哲学，而是宗教，宗教学者也可能以某一类型的宗教观念对之提出类似的异议。或许有人主张，既不要哲学也不要宗教，就叫儒家、道家，或玄学、理学好。那就是要把古典观念同现代学术文化彻底切割开来，做得到吗？

    为“中国哲学”的正当性辩护，得建立在对“哲学”现象更全面的理解上。同时，也得强调，不是所有我们打算称做哲学的论题，其它文化中都有一致的见解。哲学不仅表现为理论范畴，更重要的也许是论述方式，不要轻易把不同范畴划等号。论述方式也不限于一种套路，但西方哲学中以系统的理论分析见长是事实，这种思想方式对发展现代学术很重要，现代哲学史学者需要学习与培养这种思想方式。简言之，“中国哲学史”研究既要理解古典精神的完整性，又要有把它诠释成不仅现代读者可以了解、而且能从中得到启发的努力。

    这样说即意味着，研究中国古典哲学不只是用于比较文化、沟通中西，虽然这仍然需要，而且要推动中国哲学创新。依冯友兰的区分，中国哲学有“中国的哲学”与“中国底哲学”之别。“中国的哲学”意即“哲学在中国”，今日在中国研究或发表的哲学论文都在此列。而“中国底哲学”则指其内容具有中国文化特点，如冯氏的“新理学”（陈来教授的《近代化的中国哲学》对此有论述）。我这里的“中国哲学”指后者。以冯氏为例就可显示“中国哲学史”研究与“中国哲学”创作的区别。冯的方式是接过传统中的哲学问题，然后用现代的哲学论述方式予以表达。就此而言，只要中国古代有哲学问题，即使没有完整的哲学论说，我们仍然可进行中国哲学研究，这种研究带有创作的性质。但我想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即使不从古典的哲学问题出发，我们是否仍可进行“中国哲学”研究？想想西方哲学家的创作经验，他们的研究对象，无非是理论与生活经验。没有生活经验的哲学研究，只是哲学文献研究。但是生活经验有古有今，在生活方式日益全球化的背景，哲学反思的结果可能是国际性的，很难说是属于哪国哲学。但如果反思的是古代生活的经验，它就与相关的文化观念难以分割。中国思想经典有一个特点，就是表达思想观点同提供生活经验相一致，它体现在各式各样的语录、对话录、传灯录、传习录中。这类语录实际就是以对话为中心的各种思想生活的故事，即古典思想家的生活经验。里面自然有大量的哲学问题供后人继续探讨，但更有许有没有明言的思想资源等待挖掘。对这样的资源作充分的挖掘、加工，我以为也是中国哲学创作的另一途径。最近我们以“作为生活方式的古典哲学”为题，召开一次研讨会（中山大学，2003年3月），便是试图推动这一工作的尝试。

    从“中国哲学史”研究谈到“中国哲学”创作，不是转换问题。如果中国哲学研究真的成果丰富的话，怀疑中国古代是否有哲学是没有什么用的？反之，如果哲学史没有引发读者的哲学兴趣，宣称中国历来有哲学又有什么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