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讲"每事问"，"多闻阙疑，多见阙殆"。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又有"深造自得"，"以意逆志"的方法。看来关键是先体验。刘先生善读书，善提问，非常好，以上辩论确实发人深思。记得我曾读过刘先生的一种书，在解读孔子激赏曾点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之志，并叹曰"吾与点也"[10]的存在感受、超越体验时，刘先生却说曾点"比唐老鸭还先行一步地下去洗个澡晒晒太阳光享受一番空气浴，然后就唱着歌儿跳着摇摆舞打道回府。仿佛比庄子的逍遥游更类似一群花花公子……难道孔老先生也会在潜意识中遗忘了仁义道德政事治理，只盼望尽情风流潇洒走一回？"[11]古今多少学人慨叹"吾与点也"的境界，从中体味孔子"老安少怀朋友信"之志，体认儒家在入世情怀中也有洒脱的意趣，其从容气象，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又有多少学人体悟着庄生的逍遥游之境。刘先生的解读，自成一格，自有一种趣味。

三、关于儒家文化的历史地位

近日拜读了党国英先生一文[12]，未敢苟同，特向党先生与读者诸君请益。

儒学的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自然形成的。儒学本来就是平民之学，是王官之学下移民间的产物。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兴办私学，承担了上古三代文化承传的历史使命。战国末期到西汉中期的民间社会和政府，经过艰难地选择，逐步确立了以儒学为主，兼收阴阳、道、墨、法诸家学说的路线。这主要是因为儒家能继承传统文化、典章制度而又善于趋时更新，因革损益，适应了承平时期凝聚社会人心，积极有为地推展事功的需要。儒家思想比较平易合理，使朝野都能接受，满足了"内裕民生，外服四夷"的社会心理，其所主张与推行的伦理教化，虽在实际运作中要打不少折扣，但大体上还是与民众的要求，特别是社会的秩序化、和谐化，缩小贫富差距，端正人心，淳化风俗的要求相适合。用历史的眼光看，"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不一定都是负面的。这是对当时经济政治资源配制的相对合理的选择。除战乱之外，中国历史上主要是文士政府从事社会管理，官吏主要是通过推选，特别是科举考试，从接受了儒家教育的文人中产生的。（科举制是近代西方文官制度的重要参照。）而广大的民间社会，政府没有力量去管，那也没有关系，有不少儒生（教书先生）担任了类似西方牧师或律师的职能，维系人心，协调社会，使之平衡、安宁，同时也主持着社会的道义与公正。这些儒生其实并不是靠什么"说教"，而是靠文化制度，靠身体力行与行为的示范。同时，调节此社会的还有家族宗法的力量，这些力量也并不都是负面的。

儒家仁义忠恕之道主要是对执政者和知识分子的要求。传统吏治，一方面有其制度性的制约，另一方面是通过道德自律的内在控制。不能认为这些都是苍白无力的。彼时社会空间较大，传统儒生关切民间疾苦，批评时弊，参与社会政治，弹劾贪官污吏，使道统、政统、治统、学统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力。所谓"道"与"道统"，主要是指核心价值、终极信念。它与学术传承、经世实践、治民方略是相互配合的。儒生修养自身，具有道德资源和人格力量，有抗议精神，追求并护持"道"。按钱穆先生的看法，周代以来，中国将宗教政治化，又将政治伦理化了，即以王权代替神权，又以师权来规范君权。在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士的作用及其一流品的精神影响很大。在儒家，道德的正当优先于政治上的利害。[13]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亦有其合理性。儒家的民本思想、抗议批判精神与以德抗位的传统无疑成为社会正义的表征，是历代清流的政治资源。儒家文化有很强的民间性与草根性，民间不识字的老人、妇女亦怀抱同样的价值，以身教教育后代做正直的人，重视教育，有仁爱恻隐悲悯之心，有"不患寡而患不均""敬老尊贤"等意识。《孟子》《大学》等儒家经典中的"百亩之田""八口之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一家""选贤与能""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其实是来自民间的，后经儒生的总结，用以指导、批评现实。

党先生及他称引的几位青年学者以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二分来批评儒家政治思想。殊不知，中国政治思想史方面的真正的专家萧公权先生在留学多年，精研西洋政治史之后，对他的恩师Sabine奉为至宝的、休谟的上述二分法提出批评与反省。萧公权指出："中国文化当中固然有不合时、不合理的成分，但也有若干观念仍然有现代的意义。例如'民惟邦本'， '天视自我民视'，'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乃至 '户开亦开，户阖亦阖，有后入者，阖而弗遂'等，在今日任何'文明的社会'里可以适用。"[14]这说明有的价值是永恒的，是超越时空的。萧公权对孟子的"尊王黜霸"观点的具体特殊的历史与政治意义有切实的评价。这显然高于朱学勤先生等对"内圣外王"等儒家道德政治的理解。

儒学在民间、在历史上浸润近三千年，其"和而不同""天下一家"之道，对各民族及其宗教、习俗、文化的融合，对中华民族及其国家的形成，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重要地位自不待言。

四、关于儒家的仁爱精神

有一种看法，认为真实的历史就是血与火的历史，血雨腥风，征战杀伐，尔虞我诈，根本无仁爱、和平、诚信可言，因此，任何有关仁爱、和平、诚信的思想与典籍，都是虚伪的，都是粉饰，都是说教。殊不知，人类各族群的历史都是如此，但都有反思现实、批判现实、超越现实、指导现实的价值理念和社会理想。西方史上的宗教战争惨烈无比，我们亦不能说西方观念中的"博爱"思想是虚假的。孟子批评杀人盈城盈野的现实，因此倡导把上天赋予人的善良本性启导、扩充出来。

孔子思想的重大贡献，是自觉到礼乐制度、等级规范背后的"仁爱"思想的重要，把它突显了出来。"仁"是儒家思想中最根本的观点，它统率了义、礼、智、信，并展开为忠、恕两面。在竹简中，"仁"字的写法是上身下心，表示对他人的喜怒哀乐感同身受。"仁"是以亲爱亲人为起点的道德感，首先是孝敬父母、敬爱兄长，然后把它扩充出去，推己及人，进而使天、地、人、物、我之间情感相通，痛痒相关，成为一种普遍的同情心与正义感。"仁"又是道德的主体性、自觉性、自律性的原则，突显了道德生活的自我主宰，不听任他律与他力的驱使。儒家以仁道的原则要求官员与官府"修己安人""博施济众""使民以时""动之以礼"，反对滥用权力，以随意的态度使用民力，不以庄敬的态度尊重、呵护百姓。"仁"的内涵是尽己之"忠"与推己之"恕"，这两者是互动的。一方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就是自己要站得住，同时也启发帮助别人，让别人站得住；自己通达了，同时也启发帮助别人，让别人去通达。另一方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也就是尊重、宽容别人，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孔子儒家的这些价值理想是中国人安身立命、中国文化可大可久的依据，在今天也为世界的有识之士所重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为《全球伦理宣言》中的重大原则，用以处理国家、民族、宗教、文化间的相互关系，乃至成为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普遍和谐之道。我们不能因为今天世界的战乱频仍，而谴责1993年在芝加哥签署《全球伦理宣言》[15]的几千位宗教领袖与伦理学家们提倡了一个"假命题"。唯其如此，方显出人类、族类的健康的价值理想的重要。

孔子确实不忽视个体与群体的现实功利，但其义利观的主旨是以道义指导功利。儒家思想传统中也确实有功利学派，尤其是强调家、国、民族等群体之功利的思想家群体，都非常了不起，但从整个儒学发展史来看，最基本的主张是不离开日用伦常、经世济民而又超越现实功利，追求价值理想、人格境界的实现。西方思想史上也确有"仁"的思想，但不是主流，不是其特色。

五、关于"天人合一"的境界追求

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历史上的自然生态环境曾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因此所谓"天人合一"只是天方夜谭或皇帝的新衣。在古代，长期人力资源不足和随后几度的人口爆炸以及其它天灾人祸，确乎带来了社会危机和自然生态环境的危机，这是不刊的事实。但另一方面，又不能因此而否定古代对生态平衡的重视与功绩。例如从《月令》中可知，古代政府下令保护动植物、山川、陂池，重视人与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这也许就是对治人对自然的破坏的。"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共生关系论，天地人整体和谐的智慧，绝非仅仅是《周易》《孟子》《庄子》和宋儒等精英典籍文化的诉求，它同样有很深厚的民间性，从很多民间信仰、民间文化中，我们也发现了同样的内容。

其实关于"天人合一"的涵义，不仅仅是人与自然的统一，更重要的是人与超自然的神灵的合一。中国哲学史上的"天"，有多重涵义，有宗教神性意义的、权威主宰的、福佑人间的"天"，有作为人与万物的创生源头的"天"，有道德化的义理之 "天"，有自然之"天"，有代表偶然性的命运之"天"等。因此诸家所说的"天人合一"，均必须依上下文来具体讨论。当然"天人合一"之主要倾向是人与超自然、人与自然的统一。

据阿德勒、韦政通等教授们研究，西方被讨论得最多的五个观念是：上帝、知识、人、国家与爱，中国先秦讨论得最多的五个观念是：道、人、天命、仁爱、心性。在西方，一元外在超越的上帝代表神本位与信仰，知识与国家的观念确乎比中国重视，且成系统，为近世科学与民主的根源。中国的这五个观念，代表周孔以来的人文觉醒，挣脱原始宗教控制而又与天神保持内在关联，及中国人文重实践内省的特点。[16]儒家五经是传统政教之本，它偏重在人文实务，同时保存了古代相传的宗教信仰，特别是关于天的信仰。人的道德性源出于天，儒家的价值理想，使天德下贯为人德，人德上齐于天德。这种人文精神又兼有一种近似宗教的精神，对超自然天命充满无限的向往，即天人合一、性道合一的信仰。儒者终身不忘"做人"，且有终极承担，救世献身的热忱，俱源于此。这都需要生命体验与悟性正智的作用。物质化、功利化的人生，体验不到人与自然、超自然合一的愉悦，不能超越上达最高的精神境界，因而认为"天人合一"是根本没有的假命题。

六、关于儒学与现代经济、社会

一个地区或国家经济增长或陷于困境的原因非常复杂。儒学与东亚经济的腾飞或东亚金融的危机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80年代至90年代，Hicks和Redding的研究表明，中华文化遗产与华人社会的经济成功、儒家价值与海外华人企业有着密切的联系。关于传统信念在现代社会变迁的机制与方向，据台湾社会学家杨国枢、李亦园等先生们研究，在小传统中，例如命、运、缘、报、忍、关系、忠、信、孝道等，发生了由外控制到内控制、神秘性到功利性、僵固到变通等翻转。在华人社区的现代化、世俗化的过程中，大小传统的信念仍会长期起作用。

党先生文章说，"儒家传统在近千年里变成了书斋里的供品"，这完全没有根据。我不用举证儒学在宋元明清社会的活力，即使是儒门淡泊的今天，也并非如此。去春我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席该院与阿登纳基金会合办的"当代中国社会中的价值与伦理问题"国际会议，听到新加坡国立大学李焯然教授介绍他主持的一项社会调查。在1999-2000年间，他们在新加坡与上海调查了数千份问卷，在所列56个价值中，新加坡方面列入前十位的价值是：孝敬父母、信用、诚恳、学识与教育、以家庭为中心、廉洁、勤劳、仁爱、修养、明确方向。孝悌、家庭的稳定与凝聚力、重视教育和伦理，与现代化并行不悖。上海调查的结果也相差不大，个体价值比新加坡突出。整个说来，这表明儒家思想并没有死亡，仍然在华人社会活着，仍然是现代化的资源。我近年在韩国看到的也是这样。只是中国大陆的很多文化人反不如境外人士或国内民间社会敏感，对儒家文化缺乏自觉自识，甚至仍然抱着"批林批孔"时的认识或心态不放，使我国现代化建设发生精神资源短缺、价值领域稀少的困难。去年五月我在德国讲学，多次到过中国的K.H.pohl（卜松山）教授与我交谈，严厉批评我国知识界、教育界不尊重自己本土的伦理资源，不以本土的伦理教育特别是儒家教育为中心。他认为，西方的现代化有很多弊病，不应盲从。现代西方人的价值，如果有一些可以借鉴的活，与他们从父母身上习得的做人之道有关，从根本上，来源于基督教的教化。很多汉学家认为，中国儒家的思想、礼仪中有很多值得借鉴的东西，应当珍视。他认为，一切向钱看，功利化，个人中心主义，缺乏诚信、信誉的现代化是非常危险的，也是不能成功的。

有一种看法，认为儒学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是过时的东西，在今天已没有任何价值。实际上，就民族性而言，儒学反映了民族性格、生活准则、生存智慧、处世方略，作为民族的意识与心理仍活在民间，有生命力。就时代性与空间性而言，一切地域、族群的前现代文明尤其是其精神因素，不可能不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与意义。经济全球化绝不意味着民族文化的消解。没有本土性就没有全球性。没有人文精神的调治，当下社会的发展只可能是畸形的、单向度的、平面化的；没有如布尔迪厄和福山等人所说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与文化能力的养育、积累，没有工作伦理、社群伦理的建构，我国"经济资本"的建构和经济、科技现代化将不可能实现

儒家人文精神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忠、孝、诚、恕等价值，在剔除其历史附着的负面性之后，完全可以提炼、转化、活化其合理因素，渗透到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去，进而作为正面、积极、健康的力量参与现代化建设，治疗现代社会的某些病症，恢复人的尊严，重建人的意义世界，重建人与"天、地、人、物、我"的良性互动的关系。这不是说儒学可以拯救世界，我也不同意"21世纪的文化是中国文化"这个狭隘的提法，我只是提醒各位思考：面对21世纪，我们有什么精神资源？！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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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费孝通文集》，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14卷，笫151-167页。

[2] 参见杜维明：《武汉大学访谈》，《杜维明文集》，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第5卷，第695页。

[3] 陈荣捷：《新儒学论集》，台湾中研院文哲所，1995年，第36-37页

[4] 参见庞朴《"使由使知"解》，《文史知识》1999年第9期。

[5] 刘清平：《美德还是腐败？----析《孟子》中有关舜的两个案例》，《哲学研究》2002年第2期。

[6] 《论语 子路》第18章。

[7] 《孟子 尽心上》第35章。

[8] 《孟子 万章上》第3章。

[9] 参见庞朴：《三重道德论》，《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台湾万卷楼图书公司，2000年，第113页。

[10] 见《论语 先进》第26章。

[11] 刘清平：《情理利欲----大众审美中的文化反思》，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3-234页。

[12] 党国英：《文化研究中的假命题》，载2002年2月28日《长江日报》理论版。

[13] 参见钱穆：《民族与文化》，香港新亚书院1962年版，第7、66、79页。

[14] 萧公权：《问学谏往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70页。

[15] 详见孔汉思、库雪尔编著、何丽霞译：《全球伦理》，台湾雅歌出版社，1996年版。

[16] 参见韦政通：《中国的智慧》，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