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以后，欧洲耶稣会士开始来东方传教，关于他们东来的原因和目的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这里可暂时不去议论它。不过，在此过程中也进一步促进了东西文化的交流，特别是学术、思想方面的交流。当时的耶稣会传教士们，除了传播天主教教义和神学哲学外，也介绍了一部分欧洲的政治、历史和科学技术知识。而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传教，他们也积极地了解和研究东方（中国）文化，并将其介绍给欧洲的同胞。大概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欧洲人才开始由对物质文化层面的了解，进入到了对于东方，尤其是对中国思想、学术层面的了解。这时，在欧洲出版了许多耶稣会士介绍中国的书刊，对当时欧洲的学术界、思想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中，如从1703年起在巴黎陆续出版的《耶稣会士书简集》（哥俾恩、竺赫德编），汇集了耶稣会士们写给本会的部分书信，全书26卷，两大巨册。据朱谦之先生介绍说："此书报告纯用通信的形式，将考察所得中国的政治制度、风俗习惯、历史地理、哲学、工商情况均详加报告。或依据汉籍，或实地考察，因报告者本身均为当时具有一定学识的传教士，而此一部中国文化之百科全书又极能满足欧洲知识界的信仰与好奇心，故影响极大，如伏尔泰、霍尔巴赫及宗教的反对者，均从此书得到了许多益处。"（同前引书，第65页）又如，1735年巴黎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竺赫德编），也是汇集耶稣会士的报告而编成的。"此书第一卷记中国各省地理，并作从夏至清23朝之历史大事记。第二卷论政治经济，并叙述中国的经书和教育。对于《易》、《书》、《诗》、《礼记》、《大学》、《中庸》、《论语》、《孝经》、《小学》等均简单介绍，唯于《孟子》特详，分14章。第三卷述宗教、道德、医药、博物等，并抄译元曲《赵氏孤儿》。第四卷记述满洲、蒙古，并涉及西藏、朝鲜的研究。因为此书能将远东第一文明国的消息传到欧洲，故影响极大，一时学者如伏尔泰、孟德斯鸠、霍尔巴赫、魁奈等关于中国问题均取材于此。"（同前引书，第66页）此外，还有许多不同的"四书五经"的单译本和对于儒家、孔子思想研究的论文。
由此，中国的经籍和孔子学说，"在法国大革命以前，已唤起欧洲一般知识界人士的注意，成为当时知识界人士的精神食粮。中国成为一个理想至治之世，直如乌托邦一般，同时孔子也给理想化成为这一世纪（18世纪）的守护尊者"。（同前引书，第75页）这一点，只要读一下伏尔泰或狄德罗等人有关中国的论著，即可得到完全的证实。如狄德罗就说："中国民族，其历史的悠久，文化、艺术、智慧、政治、哲学的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据一部分学者的意见，他们所有的优点甚至可以和欧洲最开明的民族抗争云。"（同上，第301页）而伏尔泰则大力称颂孔子学说，并作诗赞美道："他使世人不惑/启发了人心/他说圣人之道/决不是预言者的那一套/谁知到处使人相信/也使得本国深深的爱好。"（同上，第293页）所以，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研究者李约瑟教授，在一篇题为《中国文明》的讲演中说道："当余发现18世纪西洋思潮多系溯源于中国之事实，余极感欣忭。……吾人皆知彼启蒙时期之哲学家，为法国大革命及其后诸种进步运动导其先河者，固皆深有感于孔子之学说，而曾三复致意焉。"（同上，第190页）德国18世纪著名哲学家莱布尼兹对于中国文化的赞扬也是人所共知的。如，当他发现《易经》爻象符号可与他提出的二进制算术相印证时，他是如此地兴奋。他说："这种算术是这位伟大的创造者（指《易经》作者）所掌握，而在几千年之后由我发现的。"他还进一步认为："由此也可以看出，古代的中国人不仅在忠孝方面（在这方面中国人达到了最完满的道德标准），而且在科学方面也大大地超过了近代人。"（《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哲学》，转引自柳卸林主编的《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版）
20世纪以来，尤其是在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文化中的偏颇暴露得越来越明显了，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都在积极地以新的眼光重新审视东西方文化。东方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价值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东方文化在世界现实生活中正在发生越来越广泛的作用和深刻的影响。东方文化（以儒、佛、道为主），在协调社会人际关系、调节个人生理心理的平衡以及提升道德精神生活等方面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已为人们所共识，并在现代生活中合理地加以吸取和运用。不仅如此，现代人还正在把东方文化中许多关于认识自然的原理（如"自然无为"、"天地万物一体"等）和社会生活的实践原则等，广泛地运用于国家治理、经济发展、企业管理、环境保护、科技发展等各个领域。
当代著名化学家，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普里高津，在为他的著作《从混沌到有序》中译本所写的序言中说："中国文明具有了不起的技术实践，中国文明对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中国的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的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有两个例子。当作为胚胎学家的李约瑟由于在西方科学的机械论理想（以服从普适定律的惯性物质的思想为中心）中无法找到适合于认识胚胎发育的概念而感到失望时，他先是转向唯物辩证法，然后也转向了中国思想。从那以后，李约瑟便倾其毕生精力去研究中国的科学和文明。他的著作是我们了解中国的独一无二的资料，并且是反映我们自己科学传统的文化特色与不足之处的宝贵资料。第二个例子是尼尔斯·玻尔，他对他的互补性概念和中国的阴阳概念间的接近深有体会，以致他把阴阳作为他的标记。这个接近也是有其深刻根源的，和胚胎学一样，量子力学也使我们直接面对'自然规律'的含义问题。"（转引自《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这里，我们还可以举出80年代初风行美国的卡普勒所著的《物理学之道》一书为例，该书用道家和禅宗思想来讨论现代物理学上的各种问题，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此外，目前尚处于方兴未艾的自然农法、自然医学等，也都与东方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人们对东方文化的了解和把握，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必将越来越大。
IV人们是否冷静地思考过，当今如此迅速增长的物质生产和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在给社会和人类造福的同时也会给社会和人类带来负面的影响呢？目前的事实是，当人们（一部分人）在享受富裕的物质和由先进科技提供的高度方便的现代生活的同时，却正在精神上和肉体上不同程度地经受着由这种现代生活给人类带来的种种病变的煎熬。
从现象上来说，现代生活中的种种病变有相当一部分是与当今高科技的迅速发展有一定的联系。诸如：现代生活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们为满足自身的欲求，利用现代高科技为人类提供的有力手段，无限度地向自然界索取各种资源，进行掠夺性的开发，从而严重地破坏了地球的生态平衡。而现代高科技提供的方便生活，也在很大程度上鼓励和养成一种浪费性的消费习惯。这种生活消费习惯，不仅浪费了大量宝贵的资源和财富，而且制造了大量的生产和生活的废弃物，从而严重地污染了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自然环境的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造成了全球性的气候反常，旱涝风雹灾害的频仍，怪病恶疾的孳生蔓延 ，它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和无穷的烦恼。人类依仗着高科技，加速了对自然的征服、控制和支配，同时也正在更快速地受到自然的强烈反抗和报复。
无可怀疑，由于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和医疗条件等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因而现代人的平均寿命也大大地提高了。然而，如果人们不能有效地解决生态平衡和环境污染的问题，那么不仅能否长期保持现代人的健康长寿将是个问题，进而更为严重的是必将贻害子孙后代，大大缩短整个人类在地球上生存的历史。这也是今天摆在我们面前非常迫切、应当认真思考的问题。
现代生活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随着现代通讯手段的发达，缩小了地球世界，许多人与人之间的交涉或交往为电话、电报、电传、传真、电脑所替代，因而也间隔了社会中人际间的直接感情交流。同时，在现代高科技提供的各种现代化生活手段的环境中，通过自动化设置，乃至电脑程序控制完全有可能为一个人的生活安排得十分周到舒适，因而也为个人封闭式（孤独）的生活方式提供了方便的条件。如此种种，进一步加深了现代社会生活中孤寂症的蔓延。
现代生活对于高科技和人为环境、手段的过分依赖，造成了一种人们所始料不及的现实矛盾，即：人们征服自然的力量越来越强大，而同时适应自然的能力却越来越减弱。因此，只要人为环境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一点点小问题，都将使整个社会和个人生活陷于瘫痪。人们在现代生活中时刻处于一种极大的不稳定和不安全感之中。
现代生活的紧张节奏，造成人们生理上心理上的严重失衡。这也是人们所始料不及的。人类自己创造的现代高科技的广泛开发和应用，不单纯是一种征服自然的力量，反过来也成了控制和支配人类自身的一种强大力量。在精密、自动、高速的强制下，人只能听从机器或自动程序的安排，成为机器或程序的奴隶，生活变得紧张、机械和被动、单调乏味。这种人类创造力的自我"异化"，使人们失去了越来越多的个体自我本有的种种主动和自由，由此生发了严重的自我失落感和对生活意义的种种迷惘。
如果从文化根源上来分析，人们在现代生活中所经受的种种病变和煎熬，则是与现代人的价值取向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其中，以无限度地追求物质增长和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二者联系最为密切，影响最为深远。
追求物质增长和生活享受已是现代人的主要人生目标，在一些人那里甚至是唯一的目标。在这样的价值观念支配下，一切都只是为了功利，为了纵情享乐。因此，自然和科技只不过是达到人们某种功利和享受的环境、资源、工具和手段，可以不顾一切后果地去利用它、攫取它。甚至于连他人也和物一样，只不过是一种资源或手段，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而已。于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都被严重地扭曲了。这才是上述人与自然的对立和人与人关系疏远（或对立）急剧加深的深层根源之所在。
这里所说的以自我为中心包含着两个不同方面的意义。一个是指与上述追求物质增长和生活享受联系在一起的，即一般伦理意义上所谓的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它的膨胀将导致社会上的严重的人格危机。而且这种（外在的）以自我为中心，其结果却往往是落得个（内在的）自我失落。第二是指与自然相对的人类自我中心。它的膨胀则以为人类可以任意地控制和支配自然万物。其结果则如上所述，不断地、越来越迅速地遭受到自然的强烈反抗和严厉报复。又，诚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以人（我）为中心，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说是人的一种利己主义的自我陶醉。
必须指出，现代生活中的种种病变首先是与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有着根本的联系，而同时也与一定的文化价值取向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同样无可讳言的是，上述的种种社会病变，大都是与西方文化的某些基本观念、思维方法和价值取向等有着直接的关系，而至少也可以说，它与盲目地、片面地理解和接受西方文化有关。
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对防止和医治现代生活中的种种病变，大有可获启发之处和可借鉴之处。诸如：
中国的儒、释、道三家，都十分强调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思想。他们认为，人与天地万物同为一气所生，互相依存，具有同根性、整体性和平等性。如《庄子·齐物论》中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儒家也因此倡导"仁民爱物"，如宋代著名哲学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篇》），着意强调万物与人为同类（"与"），应当推己及物。理学的创始者之一程颢也说："人与天地一物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同上，卷二），等等。汉儒以阴阳五行说大讲天人感应，其间附会于社会历史、政治、人事等方面者多为迷信之属，已经遭当时著名思想家王充尖锐而深刻批判（见《论衡》）。然其被吸收于医学中者，则成了中医重视自然环境对于人的健康和疾病密切相关的重要基础理论。中医认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的破坏或失调，可以说是人得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反之，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就是保证人的健康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体现于中医的治疗中，则无论是诊断还是处方，都首先参之以时令节气，乃至于严格到选择药材之产地产时。这种把人类健康与自然环境联系起来的观念，是完全符合事实的科学的理论。同时，这种观念也告诉人们，为了人类自身的健康，必须要全力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自然环境。这在当今世界尤有其十分重要和积极的意义。此外，儒家还有许多关于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节约消费的思想，也是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例如，荀况把"节用"与"御欲"联系起来，提出人们在生活消费中必须要有"长虑顾后"的观念，而不应当任人之欲。那种"不顾其后"，随意奢侈浪费的人，乃是一些"偷生浅知"之徒（见《荀子·荣辱》）。这是很有深远意义的见地。
佛教提倡"护生"，道家主张自然无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他们都强调不为不恃，因任自然。这种对自然的态度，就其消极一面讲，诚如荀子所批评的，是为"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即忽视乃至放弃人的主观能动性。不过，"因"的思想中并不完全只是消极的，它至少包含着这样两方面的合理因素：一是不以主观的好恶或意愿，随意地去违反或破坏自然及其规律，而遭自然界的报复；二是主动地去适应不断变化了的环境。在"因"的理论中，包含着"权变"和"因时而变"的思想，所以一些道家思想家就强调说："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又说："故忤而后合者，谓之知权；合而后忤者，谓之不知权 。不知权者，善反丑矣。"（《淮南子·汜论训》）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看起来与原来的环境不合，然却与变化了的环境相合，这叫做懂得权变；相反，就是不知权变。不知权变者，好事也会变成坏事。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时是畏惧；诚如荀子所描述的，人们靠天吃饭，只好"大天而思之"，"从天而颂之"。以后，人们在与自然的斗争中掌握了它的一些规律，于是就"骋能而化之"，"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然而，随着人类征服自然、支配自然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一些人开始忘乎所以，漠然无视自然的力量，以为人类可以随心所欲去摆布自然，其结果就是使当今人类陷入日益严重恶化的生存环境之中。在今天这样一个新的时空环境中，人们似乎可以从一种新的意义上，去体会一下庄子说的"无以人灭天"（《庄子·秋水》）这句话，它也许对我们今天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所启发。
以上只是列举了很小一部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保持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思想，然而如能灵活地吸取其精神，反思我们今日对待自然的态度，那么对于缓解当前人与自然的紧张对立状态，当会有所裨益。
儒家修身养性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培养一种与他人和社会群体和谐、协调的道德品格。儒家提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以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礼记·礼运》）等"推己及人"的精神，至今也还是值得倡导的一种个人品德和社会风尚。
不少人认为，东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忽视（或压制）个性和个人（自我）的权利、价值。这是有一定的历史根据和道理的。但问题亦并非如此简单。当我们冷静地、深入地思考时就会发现，在人类社会中，任何个人都是不可能离开他人和群体而存在的，自我只有在为他我、群体的奉献中，只有在得到他我和社会群体的认可时，才会突显出个人（自我）的存在和价值。因此，儒家的强调献身群体和社会，并非只是消极地否定自我，相反，如果我们能从积极方面去理解其精神，那么个人对他人和社会群体的奉献，正是实现自我价值、养成完美人格的正确途径。人们以崇敬仰慕之意，千年不绝地传颂着宋代名臣范仲淹的不朽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文正公集·岳阳楼记》）。这里不正反映了人们对于那些能够把自己献身给社会群体利益的个人价值的高度肯定吗？不正反映了人们殷切期望社会涌现出更多的具有这种品德的人的心愿吗？
目前，不仅在东方，而且在西方，尤其是在那些经济发达的国家里，一股学习禅佛教的热潮正在升起。许多西方的禅学研究者，已不再像过去那样简单地把禅看作是什么"东方神秘主义"了，他们开始注意和研究禅的各种教理与禅的根本精神之所在。学禅打坐不仅能治病健身，调解人体生理上的失衡（这只是禅的低层次上的了解和作用）；更重要的是，对于那些信禅学禅的人来说，它能在相当的范围和程度上调解人们心理上的失衡。禅学从一个方面揭示了自我的本性，着重揭示了造成人生痛苦、烦恼的主观自我方面的原因，并且探求了如何让自我从怨天尤人、授命于环境的被动中摆脱出来，而通过自我主动的努力去解除种种的痛苦和烦恼，做自我的主人翁，等等。如上所分析的，禅学的这些探求正是现代人精神上最渴求得到的东西。加之禅佛教不离人伦日用的世间性格、坚韧不拔的实践精神、自我去缚的解脱主张和当下顿悟的超越喜悦等，禅佛教的世界性热潮正处于方兴未艾之时。
俗话说："人贵有自知之明。"此语源于《老子》三十三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以"知人"与"自知"相比较，何者更为困难呢？先秦法家代表韩非认为："故知之难，不在见人，在自见。故曰：'自见之谓明'。"（《韩非子·喻老》）著名玄学家王弼也说："知人者，智而已矣，未若自知者，超智之上也。"（《老子道德经注》）看来，他们都认为，一个人要认识自己，比之于认识别人要困难得多。我完全同意他们的见解。在大多数人中，在大多数情况下，往往就是如此，亦正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推之于人类自身和客观自然之间，我们可以看到，情况与此相类。也就是说，相对而言，人类对于自身的认识要比对客观自然的认识困难得多。我在一篇短文中曾经发表过这样一番感慨，我说：人作为万物之灵，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认识，大而至于外空星系的宏观，小而至于量子真空的微观，在今天都已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并且对于进一步地去认识它和把握它充满了信心。而与此相比，人对自我的认识，特别是对自我精神世界的认识，则还相当肤浅，愚暗不明。至于通过对自我的认识，来自觉地把握自我的精神世界，这对于多数人来说，更是难之又难了。另外，我还提到，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也有一个自我认识的问题。特别是当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越来越强大的时候，人类更需要对自我有一个清醒的、正确的认识。然而，同样地这也是比之于认识自然更为困难的事情，或许还可以这么说，人类至今在自知方面尚不是很明的。如上所说，人类依仗着高科技，加速了对自然的征服、控制和支配，同时也正在更快速地受到自然的强烈反抗和报复。在这种紧张的关系中，难道人类不应当认真地自我反思一下吗？我认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是主动的、能动的一方，因此也是关键的一方。换言之，其关键在于人类要对自我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认识，并由此而进行自觉的自我节制。
《老子》三十四章说："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有名，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这段话是很值得细细体会的。我们对于人类的力量和个人能力的认识，是否也应抱这样的态度？既要能认识自己的大，也要能认识自己的小，要能不以大自居，不以小自卑。然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人的自我失落，大都来自与自然和他我的不融洽、不协调，而其根子则还是在于自我本身，即不是由于只见自我之小而妄自菲薄，就是由于只见自我之大而盲目尊大，也就是说，不能恰如其分地认识自我，缺乏自知之明。
《金刚经》说："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意谓无上正等觉）。"这句话也是很可以借用的。如果能以平等心去认识自我、认识他我、认识自然万物，破除各种偏见和执著，这将有助于克服自我与他我、个人与群体、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分离和对立，融自我于他我、群体和自然之中，得自我之"大解脱"。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随着东方国家、民族的走向现代化，人们对于东方文化的了解和研究将不断地深入，因而对它的历史价值和现代意义也将会有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可以相信，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里，东方文化将在人们的现代生活中产生越来越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并从中获得新的意义和发展。东方文化必将在显示其古老光辉的同时，展现出它崭新的现代风采，并与西方文化一起，为人类更美好的未来作出它应有的贡献。
[1] 需要说明一点，按照学术界的习惯，当某国学者编写世界或地区历史文化著作时，尽管该国也属于这个世界和地区，但由于本国的历史文化等都是单独强调出来作专论的，所以一般都不再把本国的有关内容包括进去，以免重复。所以，我们编写的这部《东方文化大观》，其内容也主要是介绍中国以外的东方各国，如日本、朝鲜、印度，以及东南亚、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不过，由于中国文化在本地区的巨大影响，在叙述到各国的文化交流时，仍不免常常要提及一些中国文化的有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