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关于“历史不是一个文本，……除了文本的形式，历史无法企及”的说法被盛宁批评为看似折中主义，实为机会主义，实际上与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文本化主张没有本质区别。[13]我觉得这样的批评是过于苛刻了，我更愿意把这看作是一种辩证的态度，葛兆光先生对于后现代历史学所持的“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14]的态度恐怕也是如此。舍此，岂有他途？
承认了历史是依附于文本的话语和叙述之后，我们就来到了最后一个问题：历史是否有一个最后的边界和限度？[15]对于这个问题，我想从两方面来谈。
首先，如上所述，后现代历史学并非将历史等同于文学，说历史可以“任意虚构”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莫须有”的指责。后现代历史学应该是承认这个最后的边界和限度的，因为他们所说的话语和叙述是依附于文本的，而后现代主义学者所谓的文本是无所不包的，不但历史叙述是文本，那个“确实存在的‘过去’”同样体现为文本。“最后的边界和限度”实际上是“文本”的题中应有之意。人们可以指责“文本”概念的泛化，但只要接受了这个前提，就无法否认其阐释的自恰性，它不但不违反逻辑，而且符合常识。
其次，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或者说对于后现代历史学的态度，实际上也折射出了一种学术和人生态度。有一次，葛兆光先生在课堂上谈到了以解构为特征的后现代理论与大乘佛教中的“空论”的相似性，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恰切的类比。大而言之，无数智者学人都意识到人生是一个悖论：生有涯而知无涯，人生短暂而宇宙无限。从终极角度来看，人类的全部努力和创造可能都是没有意义的。然而，人不仅是一个精神的存在，同时还是物质的存在，所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事实上——就成了一种普遍的人生态度。[16]我以为，佛教的“空论”以及与其相似的后现代解构一切的“相对论”实际上是对这类根本问题看得太真、走得太远。所以，人们对于后现代历史学的种种保留、批评甚至排斥可能并不是因为它错了，而恰恰是因为它太正确了，在终极意义上封闭了一切想象力和可能性，并因此颠覆了依存于想象力和可能性的日常伦理和生活实践。后现代主义的悲壮之处就在于它试图粉碎人们的生活之梦。
人终究是要生活的。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维特根斯坦说，“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17]然而，我觉得冯友兰先生的说法似乎更深刻：“人必须先说很多话然后保持静默。”[18]
注释：
1 参见首届“长江读书奖”授奖辞，载《读书》2000年第11期，第159页。
2
“后现代历史学最重要的观念……也就是说，历史学成了文学。”葛兆光：《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第50－51页。
3 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4
例如，参见［美］斯蒂文·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第一章“后现代理论探源”，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5
［美］波林·玛丽·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后现代术语词汇表”，第5页。
6 福柯（Michel
Foucault）就有一篇题为《这不是一只烟斗？》的论文，评析法国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利特（Rene
Magritte, 1898－1967）的一幅同名画作。
7 参见葛兆光：《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第53页。
8
参见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第159页。
9 葛兆光：《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第69页。
10 参见Karl R.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5th ed., Vol.2,
Ch.25, “Has History any Meaning?”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6.
11
从事后现代主义研究的学者大都承认，后现代主义是难于定义的，其内涵和外延都有很大的模糊性。然而尽管如此，把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应该是没有多少疑义的。后现代历史学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和启示也大都来自于这一层面。
12 参见葛兆光：《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第69页。
13 参见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第158页。
14 参见葛兆光：《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第69页。
15
“承认还是不承认有一个确实存在的‘过去’，并确认每一个历史学家的‘叙述’以及‘文本’都要受制于这个曾经存在的‘过去’？”
葛兆光：《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第69页。
16
例如，虽然加缪认为“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荒谬是“人与世界之间的惟一联系”，但他又主张反抗荒谬，指出人的高贵在于在这毫无意义的世界里重新获得其地位。（《西西弗的神话》）史铁生也说，“人的真正名字叫做：欲望”，活下去的理由在于“死是一件无需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我与地坛》）
17
［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贺绍甲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105页。
18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涂又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第38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