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先生的《中国思想史》（两卷本）出版以后，得到了学界的普遍关注。因作者对“写法”的重视以及在思想史写作的方法论层面上的尝试性实践，[1]其第一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还荣膺首届“长江读书奖”的“专家著作奖”。2000年12月，该书第二卷《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出版，笔者特别注意到，书名中去掉了“世界”二字，这或许暗示了作者写作姿态（或者说是作者反复强调的“写法”）的某种变化，在第二卷导言《续思想史的写法》中，作者特辟一节专门讨论了“作为思想史研究资源的后现代历史学”，承接葛兆光先生的话题，本文拟对这“剪不断、理还乱”的“后现代”以及“历史学”提出几点商榷意见，当然文中也有若干“借题发挥”、陈言己见之处，请葛先生和读者诸君明察。
　　
一、“史皆文也”：文学还是文本？
　　
　　《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导言”的第四节题为《从“六经皆史”到“史皆文也”：作为思想史研究资源的后现代历史学》，在这里，葛兆光先生引用了詹京斯（Keith
Jenkins）的说法，即把历史看作“一种语言的虚构物”、“一种叙事散文体论述”，并据此认为后现代历史学的观念是将历史学等同于文学，[2]我觉得这可能并不恰当，至少是部分地误解了后现代主义的主张。因为严格说来，仅凭詹京斯的上述说法，还不足以认定后现代历史学是将历史等同于文学。至于海登·怀特在《话语转喻论》[3]一书中将历史与文学等量齐观的说法，我觉得应当从——如该书标题所示——“转喻”的角度去理解，如果仅仅停留在字面的理解，则可能犯下类似当年武断地批判贝克莱（“存在就是被感知”）的错误。或者退一步说，即使怀特毫无保留地认为历史即文学，我们恐怕也很难将这种极端的意见作为后现代历史学的代言人。此外必须指出的是，葛先生在这里似乎还混淆了“历史”和“历史学”两个概念。历史是“过去”，而历史学是关于历史的理论。像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科一样，历史学以解释为主要目的，其本身并不存在“真”与“假”的问题。后现代历史学至多是将历史（记载）等同于文学（作品），而不可能将“历史学”等同于文学。

　　对于后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历史学的语源、概念和理论谱系考察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专门性著作多有介绍，[4]它与本文主旨也不相关，此处略去不论。笔者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一个问题是，在探讨后现代历史学的有关问题时，应该将“文学”（literature）与“文本”（text）两个概念做出明确的区分。文学与想象相连，可以凭空虚构，而文本则不然，它是一个后现代主义独有的、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文本泛指“所有现象、所有事件。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每一事物都是一个文本。”[5]显而易见，“文本”这一概念并不专指文字文本，尤其不专指文学文本。一幅画，一段音乐，一个事件，乃至一只烟斗[6]，这些事物在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视野中都可以成为文本。而被书写、被言说的东西常常是用“话语”（discourse）、“叙述”（narrative）两个概念来加以表达的，它们也完全不能与文学相等同。实际上，通过阅读我们可以发现，后现代历史学更多的是将历史认同为话语、叙述和文本，即葛兆光先生所说的把过去折射给我们的那层“透明无碍的玻璃”[7]。盛宁先生在其专著《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一书中也说，代表后现代思潮的新历史主义者是把历史等同于文本。[
8]所以，如果要把后现代历史学的主张归纳为“史皆文也”的话，这里的“文”当指“文本”，而不是葛先生所说的“文学”。

　　虽然同为“叙述”，但历史叙述不同于文学叙述，历史不能像小说一样随心所欲地虚构，我想，这应该是毫无疑义的，包括大多数后现代历史学家在内都会同意。即使怀特出于语言决定论的解构主义立场，断言“历史作为一种虚构形式，与小说作为历史真实的再现，可以说是半斤八两，不分轩轾”，也很难由此推论说历史可以像小说一样任意虚构。而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怀特这里提到的“小说”，有“作为历史真实的再现”这样一个重要限定语。此外，还有一个也许并非不重要的细节问题就是，在英文中，“虚构”（artifact）一词的本意是
“人为之物”（与天然物相对），并没有中文中“虚假”这样一层含义。历史是“真实”的，同时它恰恰又是“人为”的。在批判后现代历史学的“颠覆性”主张时，葛兆光先生质问道：“能够面对殷墟那个巨大的遗址说‘殷商’与‘夏’一样不存在么？能够面对二十四史的记载说历史上的王朝是虚构的么？”[9]实际上，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如果说历史即文本的话，那么当地上文献（《二十四史》）与地下文物（殷墟）都成为后现代历史学视野中的“文本”时，后现代历史学对于现代历史学的“反动”也许就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的惊世骇俗了：殷墟和《二十四史》当然是“历史”——作为“人为”的“文本”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说，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所谓“文本之外一无所有”的断言确实是正确的。其实，类似的观点也并非后现代历史学的独创，早在1943年，卡尔·波普就指出，不可能有“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而只有对历史的各种解释；没有一种解释是终结性的，每一代人都有权利（而且也有某种义务）做出自己的解释；历史解释不是客观的，而是为了回应实际问题和决策中产生的需要，因此，在历史中并没有人类注定要走的路；在某种意义上说，历史没有意义。[10]这样的观点颇有一些“后现代”的味道，但却从未听到有人说波普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应当看到，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运动和学术思潮虽然已经渐渐隐退，但另一方面，它的洞见与影响早已融入了我们的血液，成为我们的常识和思维方式的一部分了。换句话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已经是后现代主义者了！

　　说了一些为后现代主义辩护的话，但这并不意味笔者对它持一种毫无保留、全盘接受的态度——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不符合后现代精神的。而且，当我们言及后现代主义时，实际上是对一种学术、文化思潮的模糊指涉，因为后现代主义本身就是“百花齐放”、“精彩纷呈”的，在被标签为“后现代主义”的一批思想家的学说之间也是互有抵牾、轩轾并存的。
　　
二、对后现代历史学[11]的态度与评价
　　
　　正如葛兆光先生所说，后现代主义学说包含了许多发人深省的洞见，我想，也许可以把它比喻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相对论”吧：它瓦解了一切绝对主义的宏大叙事，具有极强的颠覆性。然而也正是这些特征，使它遭到了种种非议。具体到历史学领域，把历史“降格”为依附于文本的话语和叙述，[12]到底是不是不能接受的呢？对于这一问题，我想通过一个小例子来加以说明：关注新闻时事的人大都有这样一种经验，每当有重要的考古新发现（也就是重构历史的新“文本”）问世，便常常可以听见“重写××史”的舆论呼声和学者主张，可以想见，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进展，重写历史的过程是永远也不会完结的（否则就没有历史学了）。或者说，这是一个“主观”历史书写（话语）逐渐接近“客观”历史本真的过程，但书写是永远不可能达到本真的，而所谓历史本真，也只是存在于观念中的一个无法真正企及的抽象目标而已。如果历史叙述是一块无法消除的“玻璃”，那么我们在何种意义上能说历史是真实的呢？真实难道不是相对的么？的确，我们无法否认后现代主义“相对论”的深刻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