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中國近代民族主義是西學東漸的產物，這是大多數學者的看法。毫無疑問，中國傳統的「族類」觀念在外來侵略之後受到了挑戰，中國人對「國民集體」之nation定義的理解，也是在外來思想的刺激下、尤其在對外反抗的意識和行動中逐漸成熟的。但是，西方民族主義根植中國以後，特定的社會、歷史和政治背景必然使其帶有自己的特色。有相似之處，也有不同的地方，正如二十世紀歐洲之外風起雲湧的民族主義，其反殖民主義、反外來統治的立足點或出發點與歐洲民族主義觀念常常是大相徑庭。鑒於此，用歐美現代nation觀念衡量世界，肯定有走不通的地方。再則，Nation的多層意思雖然由來已久，可是，把「民族」和「國家」幾乎變成一個聯體同時體現在一個概念裡，這是後來的詮釋。「術語密林」的很大一片是後人培植的，即便十九世紀的歐洲對nation理解頗深，假如把今天的一些高度理念化、學理化的術語放到當時，恐怕也是空谷足音。就此看來，下引觀點也不是完全沒有來由的30：
至於晚清民族主義之觀念，當發生甚早。顯然的事實，民族主義之詞彙本身，並不是由西方Nationalism一字直接譯來，最早習慣沿用，也並無「民族主義」一項詞彙出現。這種思想，實際是一種時代的覺醒與反應，而使傳統民族思想之內容有所擴充。
這類觀點在西方學界是很少見的。西方的一種看法是，前現代中國人所認同的是文化和歷史傳統，對甚麼是nation毫無概念，因此，這種文化主義（culturalism）與基於現代「民族國家」概念之上的民族主義毫不相干31。甲午戰爭到五四運動時期，中國人才從前現代的文化主義轉型到現代的民族主義。持這種觀點的人至今不在少數。而少數人中卻還有另一種發現：前現代中國同樣存在強烈的民族主義，而且，傳統中國的社會整體之表現形態，並非全然不同於現代民族主義對社會整體的設想。這是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的觀點，其基點建立在種族性與文化觀念上。也就是說，「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既是族性的又是文化的。（此立場與前文所說的中歐之「文化─民族」觀念相似。）杜贊奇不同意把政治與文化截然分開，在中國如此，在羅馬帝國、印度或中世紀歐洲也一樣。民族主義研究的兩位大家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和格爾納（Ernest Gellner），都很強調民族認同中「意識」所起的重要作用；杜贊奇引伸此說，認為把作為一種認同感的文化主義與民族認同感加以區分是很困難的。前現代中國便是一個「自我意識之政治共同體」（self-conscious political community）或曰nation32。
六 「不知有國」勘誤
梁啟超流亡日本時創辦的《清議報》第73、74期（1901年）連載的「本報論說」題名〈論支那人國家思想之弱點〉，簡要地從地理和歷史出發論說中國人「不知有國」，中國「無國號」，並陳述了中國人「國家是君主一家之產業」及「君主即國家」等觀念33。從思路到行文可以斷定，此乃梁氏手筆；其主要思想已詳盡見之於1900年發表的長文〈中國積弱溯源論〉。清末言論界驕子梁氏的此類論說，還見之於他的其他一些文章。這類思路對西方的中國研究影響深遠，延續至今。換言之，西方中國研究中的一種常見的觀點，很可能源於梁氏的「不知有國」說，從而推論前現代中國沒有nation。歐美對梁啟超深有研究，梁氏許多言論常常是很體面的「證據」。試舉一例：菲茨傑拉德（John Fitzgerald）曾徵引梁說，並得出結論說：「中國人習用朝代、而不是國家來指稱他們的歷史共同體，可見，事實上以前根本不存在Chinese nation。」34（筆者註：這裡自然是說「民族國家」或「國家民族」。）因此，我們也不難理解菲氏文章標題便是" The Nationless State: The Search for a Nation in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這就是西方從現代民族主義觀念出發，以朝代編史及中華民國之前沒有國名來論證二十世紀前中國沒有nation之觀點的大概思路。在闡述「中國」是否國名之前，筆者想先作一些說明：首先，逃亡日本、被清廷懸賞通緝的梁啟超的論說，多少帶有當時在知識界開始流行的反清逐滿情緒，矛頭針對一個王朝並依此類推。可是從邏輯上說，「不知有國」的前提是「有國」。梁文本身便是明證。其次，中國二十四史以朝代為序，這是觀念或「規矩」問題，本無可多加追究；在全世界通行以耶穌降生為準的公元之前，這是很正常的事情。甚至連王韜編《法國志略》（1871年）、黃遵憲編《日本國志》（1879年）也均按他國朝代編史，配以中國年號相對照。馬禮遜《外國史略》記載「葡萄亞國於周朝時已通貿易，後羅馬國攻服之，以為藩屬，漢朝時國日強，然屢被外國侵伐，唐肅宗時並入回回國者三百年，宋朝時〔……〕」35，這類敘述方法在十九世紀介紹外國史地的書籍中佔多數。筆者無意為這類過時的年表辯護，只想說明西曆在中國確立之前的一種通常用法，而且不純屬「國粹」，世界各地均有此例。在歐洲，早期按朝代編史也不是個別現象（當然西人有公元參照），其原因正在於王朝觀念的重要意義。然而，君主國的連續性卻是事實，朝代可以更迭，君主國依舊。同時，歐洲封建主義時期，「朕即國家」並非路易十四之獨家觀念。第三：梁啟超批判中國人「不知國家與朝廷之界限」，提倡民權與人的獨立精神，無疑具有積極意義。然而，倘若將此視為中國特有現象，定然是一種錯覺。一般而論，世界史上幾乎所有帝國，帝王是國家的象徵，而在民權思想尚未成熟的時期，忠君愛國是一回事。帝國者，君主之國也。以英國為例：直至十八世紀下半葉，Nation與the Empire（帝國，帝權）還是通假詞，可相互替換36。第四：朝代與國家在邏輯上（概念上）當然有別，可是在實際上是不可分割的：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倘若說歷史上「根本不存在Chinese nation」，那就很難解釋一個歷史事實：十九世紀西方列強侵略了誰？難道不是Chinese nation（中國和她的人民），而僅僅是（或曰首先是）一個王朝？最後：國號固然重要，但是，希特勒統治下的波蘭人，可以稱其為亡國奴，卻不能說nationless；波蘭人的「波蘭」依然存在。Nation的概念史既表明了這個「通用」概念與歐洲近代史的緊密聯繫，也展示了這個概念所包含的文化主義本體，它只有在理念和價值判斷中才能體現出來。
下面，我們就在這個層面上來談「中國」，並以清末具有代表性的言論稽時人的「中國」概念，以顯示「nationless」論者在解讀「不知有國」或「無一國名」時的誤解。
王爾敏在〈「中國」名稱溯源及其近代詮釋〉一文中指出，中國人統稱其國名為「中國」，原始於古代，歷代沿習，以迄於今。雖然數千年來朝代更迭，各以朝名冠稱國名，而「中國」之通稱，實為最廣泛、最淺顯、最常見的中國人自號之名詞，實為中華民族生長發展過程中的一種自然的自我意識37。可是，這個自古有之、習以為常的國名在近代受到懷疑，其緣由一方面在於這個共喻之稱或曰統稱並非正式的統一國名，一方面是「中國」二字在中西碰撞後本身受到的衝擊亦即國人「中國」信念的動搖。
中國第一任駐外公使郭嵩燾曾在《日記》（光緒四年正月初十）中寫到：「佛經呼中國為支那，日本人亦用之，西洋轉音曰齋拿。」黃遵憲《日本國志．鄰交志》在「華夏」篇按語中亦有詳盡記載。不同稱謂，只是他國人的事情；中國人也只是到了十九世紀才知道得更多，並對之作出反省，意在為中國「正名」，以徹底取代外國人對中國的煩瑣稱謂。雖然當時的言論界抱怨中國沒有「全國總名」，但是「中國」還是存在無疑的（典籍中的中國，還有「華夏」、「中夏」、「中華」等不同名稱）。換一個角度說：布路亞（葡萄牙）、大呂宋（西班牙）、土魯機（土耳其）、大尼國（丹麥）、比耳西（波斯）等等，單在當時就不是中國人對這些國家的唯一稱謂，這與被稱謂之國有無國名（甚或是否有國）關係不大。國家（nation）之形成是漫長的、系統化的來往相處的結果，是世代聚合的產物。中國人的認同感也許是凝固太久了，甚至變成了「潛意識」。晚清士人對國名的思索，目的是──多少針對滿清與歷代王朝──找一個「正式的」統一國名。但在立論的時候，「中國」已是前提，且沒有人否認這個統稱的歷史存在，只是有人追究它的合理性而已。比名稱更重要的是，nation是一種存在。假如說中國以前沒有nation的話，那就無法解釋清季保種、保教、保國的民族意識。要保的這個「國」不可能晚於意識。
對自古相沿的「中國」提出異議或更改國名的看法，汪康年大不以為然，認為約定俗成的稱謂不一定正確，但沒有更改的必要：「即西人之各種名稱，似此者多矣。安能一一革之乎。又如日本二字，今日核之於理，豈有當乎。」38黃遵憲則明晰地指出「中國」的來由即歷史上的「相對而言」：「中國之云，本以對中國之荒服邊徼言之。因襲日久，施之於今日，外國亦無足怪。」39探討「中國」名稱最有說服力者，或許當推竭力主張以「中華」為正式國名的章太炎之文化主義立場40：
中國云者，以中外別地域之遠近也。中華云者，以華夷別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在中華之名詞，不僅非一地域之國名，亦且非一血統之種名，乃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義，無論同姓之魯衛，異姓之齊宋，非種之楚越，中國可以退為夷狄，夷狄可以進為中國，專以禮教為標準，而無有親疏之別。其後經數千年，混雜數千百人種，而其稱中華如故。以此推之，華之所以為華，以文化言可決知也。故欲知中華民族為何等民族，則於其民族命名之頃，而已含定義於其中。
七 贅 語
關於「民族」或「民族意識」問題，也許並非「旁觀者清」。民族意識是個人或群體對一個「民族」的歸屬感，其中既有客觀因素，也有主觀認同。一般說來，認同者總是把自我民族視為崇高價值，是區別於他人的特殊的東西。世界上有兩個極為相似的古老意識：非我族類之夷夏之分；非希臘人蠻族也。這便是民族意識初見端倪的時候。作為一種社會機制的nation，不是假設之物，而是歷史發展的結果。地域、社會、歷史不同，民族觀念亦因而有異。至於nation，甲方不必因為乙方沒有一個貼切的表述而納悶，乙方也不必因為甲方一詞多義、間雜難分而感到摸不著頭腦。這也都是歷史發展的結果。民族主義既是一種研究對象，也是一種詮釋方法。作為一種得心應手的工具，民族主義在西方近現代中國研究中最為常見，且不乏濫用之例41。
Nation不是天生的，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今天對nation概念的認識，是歷史的積累，歷史還會不斷修正前說。從某種程度上說，Nation是一個有待徹底破譯的象徵。因此，鑒於現代民族主義概念本身的模糊性以及nation之性質隨歷史而變，沒有一種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近現代民族主義給人類帶來的不僅是平等、主權、民主、人權；無數次衝突、戰爭、種族主義、民族殺戮，至今還在表明始於十九世紀、建築在劃分界線、排斥攮除、建立同仇基礎上的nation觀念之好戰性。從這個意義上說，民族主義還是一種ideology亦即錯誤觀念形態。
中華民族─Chinese nation(s)─「五族共處」，這種組合肯定不符合民族主義中的「民族國家」理論，也就是各民族為不同的實體，民族有權或必須獨立自主各自建國。但這只是理論或教條而已，世界上多民族之nation比比皆是，大至俄羅斯、美利堅，小至瑞士、比利時。正是在歐洲這個現代民族主義理論的發源地，法國的巴斯克人、布列塔尼人、科西嘉人，大不列顛的威爾士人、愛爾蘭人、蘇格蘭人，西班牙的巴斯克人、加泰隆人等等，受民族主義驅使，自主獨立的呼聲此起彼伏。與此同時，歐洲共同體卻正在茁壯成長，且不斷向東歐擴展。其目的無外乎整合一個中國人在十九世紀就已說過的「歐羅巴民」亦即European nation(s)。
註釋
1 參見《中國大百科全書》，政治卷（北京、上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2），頁255。──古代文獻中偶爾亦有「民」「族」二字承接出現的情況，但並不連作一詞。例如鄭玄注《禮記．祭法》寫道：「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顯然，這裡說的是「民」「族居」。
2 參見韓錦春、李毅夫：〈漢文「民族」一詞的出現及其初期使用情況〉，《民族研究》（北京），1984年第2期，頁37。
3 參見彭英明：〈關於我國民族概念歷史的初步考察──兼談對斯大林民族定義的辯證理解〉，《民族研究》，1985年第2期，頁8。
4；25；26；27；28 愛漢者（郭實獵 Karl Gützlaff）等編纂，黃時鑒整理：《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271；171、273、22、326、171；197、207、216、281；205、244、273、334；262、296。
5 參見註1《中國大百科全書》，頁255；註2韓錦春、李毅夫，頁39。
6 Michael Lackner, "Anmerkungen zur historischen Semantik von China, Nation und chinesischer Nation im modernen Chinesisch", in Kulturelle Grenzziehungen im Spiegel der Literaturen: Nationalismus, Regionalismus, Fundamentalismus, ed. H. Turk, B. Schultze, R. Simanowski (G?ttingen: Wallstein, 1998), 331.
7 John Fitzgerald, "The Nationless State: The Search for a Nation in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3 (January 1993): 85.
8；10 Hans Kohn, The Idea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Macmillan, 1944).
9 F. Meinecke, Weltbürgertum und Nationalstaat , vol. 5 of Werke, ed. H. Herzfeld et al. (München: Oldenbourg, 1969); Karl W. Deutsch and William J. Foltz, eds., Nation-building (New York: Aldine, Atherton, 1971).
11 Th. Schieder, "Typologie und Erscheinungsformen des Nationalstaats in Europa", in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Bd. 22 (1966), H. 1, 58-81.
12 芮逸夫：〈中華國族解〉，載《中國民族及其文化論稿》，上冊（台北：藝文印書館，1972），頁4。
13 羅存德編撰：《英華字典》，第三部（香港：Daily Press Office，1869），頁1211。(Wilhelm Lobscheid,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with the Punti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 Part III [Hong Kong: Daily Press Office, 1869].)
14 James Townsend,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27 (January 1992): 109.
15；16；24；30 王爾敏：〈清季學會與近代民族主義的形成〉（1970），載《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5），頁227；227；209；229。
17 曾紀澤文章的譯者為顏經與袁竹一。
18 對照本為：Marquis Tseng（曾紀澤）, "China－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載許政雄：《清末民權思想的發展與歧異》（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附錄一，頁155-64。曾紀澤：〈中國先睡後醒論〉，載龍應台、朱維錚編注，龔自珍、康有為、梁啟超等著：《未完成的革命──戊戌百年紀》（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8），頁89-96。
19 何啟原文"China－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A Reply to Marquis Tseng" (To the Editor of the China Mail)，載許政雄：《清末民權思想的發展與歧異》（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附錄二，頁131-54。
20 何啟、胡禮垣：《新政真詮初編．曾論書後》（上海：格致新報館，1901）。
21 梁啟超：〈中國史敘論〉（1901），《飲冰室文集》之六（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60），頁12。
22 李提摩太譯，蔡爾康述：《泰西新史攬要》（上海：廣學會，1894）；林樂知：〈中西關係略論〉，載王錫祺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上海：著易堂印行，1877-97），第十一帙；餘篇均載《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再補編，第十二帙。
23 如《萬國歷史》，《萬國史講義》，《萬國史綱》，《萬國史略》，《萬國興亡史》，《萬國地志》，《萬國綱鑒》，《萬國宗教志》，《萬國憲法比較》，《萬國通鑒》，等等。當然，利馬竇早已用「萬國」稱世界，如《萬國圖記》（1600）。
29 Benjamin Akzin, State and Nation (London: Hutchinson, 1964), 7-10.
31 James Harrison,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New York: Research Institute on Modern Asia, Hunter College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1969). 轉引自註14，頁98。
32 Prasenjit Duara, "De-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Nation",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0 (July 1993): 1-26.
33 〈論支那人國家思想之弱點〉，《清議報》，七十三、七十四（光緒二十七年），《中國近代期刊彙刊》（北京：中華書局，1991），頁4611-14、4667-73。
34 註7 Fitzgerald，頁86："The Chinese custom of referring to their historical community by dynasty (chaodai) rather than by country (guojia) implied that there was in fact no Chinese nation at all."
35 〈外國史略〉，載王錫祺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1877-97），再補編，第十二帙，頁24。
36；41 參見羅志田：《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思想．序論》（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頁7-8；3。
37 參見王爾敏：〈「中國」名稱溯源及其近代詮釋〉（1976），載《中國近代思想史論》，頁447-66。
38 汪康年：〈汪穰卿先生遺文〉，載《芻言報》，宣統二年十月十一日；摘引自註37王爾敏，頁459。
39 黃遵憲：《日本國志．鄰交志一》（1879）（上海：圖書集成印書局，光緒二十四年，1898），頁133。
40 章太炎：〈中華民國解〉，載《民報》，第十五號，光緒三十三年刊（19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