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具有很强的人文精神，其方法也是人文主义的方法，生命体验和直觉就是这样的方法。但是，它能够与科学理性的方法结合起来。

简单地说，体验方法是要解决人的存在问题，包括人的“自我实现”。直觉方法主要是解决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包括“安身立命”之道。其实，二者是有机联系、不可分开的。缺了任何一种，就不是中国哲学的完整的方法。中国现代的哲学家，都承认直觉是中国哲学的根本方法，却很少有人重视体验的方法。实际上，体验和直觉一样，是中国哲学的根本方法。这两种方法及其统一，对于当代中国哲学的重建，仍然具有重要作用。

直觉方法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这就又回到前一辈学者所讨论的问题上了。梁漱溟先生认为直觉是“理性”的，而冯友兰先生认为直觉是非理性的、神秘的，牟宗三先生则认为直觉是“完全理性”的。究竟如何看？

梁先生所说的“理性”，是与“理智”相对而言的，显然具有价值意味。冯先生所说的“理性”，正是从理智、知性而言的，就此而言，牟宗三对他的批评是正确的。但冯先生也说过，哲学是“求好”，科学是“求真”，所以，哲学方法虽不反对科学方法，但二者毕竟不能完全等同。至于直觉，虽能把握“全体”，却不能把握概念，因而是神秘的。他是站在西方理性主义立场看直觉的。牟先生视“智的直觉”为“理性”，是指本体即实体的直接呈现。但是，连康德本人都承认，这只是人类理性的一种“要求”或“需求”，人实际上是不可能具有的。而牟先生则认为人是可以具有的，所以，人“既是人又是神”。

我认为，中国哲学的直觉方法是比较特殊的，似乎很难在“理性”和“经验”之间，二者择一。它确实是非概念、非逻辑的，甚至有神秘性。但是，其中也有概念、范畴，甚至也用“辨名析理”的方法。但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却不是各自孤立存在的，而是处在相互联系之中，而且最终都归于“天人合一”的整体系统。不仅概念与概念之间，概念与经验之间，也不是截然分开、各自独立的。这也许就是冯先生所说的“拖泥带水”。从概念论的观点看，是“拖泥带水”的，但是从存在哲学的观点看，这正是中国哲学的特点。我曾经说过，中国哲学不是“本质先于存在”，也不是“存在先于本质”，而是“本质即存在”，本质与存在是不能分开的。理性不是纯粹的形式，而是有经验内容的，是具体理性，不是抽象理性。它需要“辨名析理”式的分析，但没有在这条分析的路上一直走下去，因而，终于没有产生出西方式的理性哲学，而是沿着直觉的方法，通向了艺术化、诗性化的哲学（其中有情感因素，见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哲学始终关心的是生命问题，而生命问题是很难用概念分析、逻辑分析所能解决的。但这并不是说，其中没有理性的成分。

生命现象是整体的现象，生命是在与“他者”相联系的整体中存在的。因此，中国的哲学家喜欢从整体的角度观察和理解自然界，也喜欢从整体的观点理解人。自然界是一个生命整体，具有生命创造的能力，是在“生生不息”的过程中存在的，不是静态的精神“实体”。自然界的存在是由其功能、作用显示出来的，“生”或“生生”即生命创造是自然界的最本质的功能，也是自然界的存在方式（或状态）。人只是自然界的生命创造的结果。因此，人与自然界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而自然界是有“内在价值”的。“天道”、“天德”、“天理”所表示的，就是自然界的最高价值。这同机械论哲学是有根本区别的。直觉方法就是从整体角度理解人和自然界的根本方法，任何分析都只是实现这种理解的一种步骤，而不能成为究竟。其究竟则是整体的把握。这种直觉的方法，也是一种生命提升的方法，也可以说是“过河拆桥”的方法，对人生而言，是不能走回头路的。

但是，为了实现整体的直觉，中国哲学也需要运用分析，其主要任务是将自然界与人区分为“形而上”与“形而下”两个层面，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方法。但是，“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是决不能截然分开、各自独立存在的，二者也不是平行的。形而上者之道（理）不是“超绝”的存有，只是自然界的根本法则，是在自然界的“气化流行”中存在的，是在人的生命活动中完成的。如同人有神与形而神在形中，有心与身而心在身中一样。因此，中国哲学没有“灵魂不灭”的观念，也没有灵肉二元论的传统，更没有“绝对实体”的承诺。总之，只有一个世界，没有两个世界。正因为如此，直觉方法既不是“完全理性”的，也不是“纯粹经验”的，而是对生命存在及其意义的整体的、直接的、跳跃式的把握。这里，实际上已经突破了理性与非理性的严格的划分及其对立。它既有经验的内容，又有理性的因素，甚至有超理性的成分，是一个服务于复杂体系的方法，而不是线性思维的方法。其实，在西方哲学中，对直觉也有不同的理解与用法。如伯格森的直觉主义，是指生命的本能活动即“生命之流”而言的，更具有感性特征。康德的“智的直觉”则完全是形而上学的、超越的、宗教的。中国哲学的直觉，可说是打通了感性与理性、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界限，从整体上把握生命意义的方法。

整体是由部分构成的，部分是由个体构成的。中国哲学并不否认部分和个体的存在。就人而言，中国哲学是重视个体存在的。有人认为，中国哲学是“无个体”的，人只是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某个地位中的“角色”。我认为不能笼统地这样说。如果与西方哲学的以“自我意识”为标志的个人比较，的确是不同的；如果就人作为德性主体而言，它是承认个体性的，每个人都是与天直接“对话”或“沟通”的。同时，在中国哲学中，也有“类”的概念，人与动物属于不同的“类”，这也是从逻辑上说的。“类比”方法就是中国哲学中的又一个重要方法。个体、部分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与自然界构成有机统一体。社会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不是与自然界对立的。人既是社会的“角色”，又是自然界的一个成员。人的德性是由天给予的，只是在社会关系中展开为社会的伦理，不能说人的德性是由社会中的地位决定的。中国哲学虽然使用了很多范畴、概念，但是，并没有发展出西方式的理性哲学，其原因就在于，它是以“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为指导的，因此在方法上虽有分析的因素，但主要是类比的，综合的，直觉的。类比和综合也是为直觉服务的。“下学而上达”，由“格物致知”而“豁然贯通”，实现“天人合一”境界，就是它的最终目的。从根本上说，这是深层生态学的，以实现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为目的。

直觉不是对象式的认识，是通过存在之“思”而达到的整体性认识，是与自然之道的合一。在这里，还有一种目的性的“实现原则”。直觉也可以说是天道在人心中的“实现”。“天地以生物为心”（我称之为“生之目的性”），“人以天地生物之心为心”，人心者，目的的实现即仁心。“生即仁”之说最能说明人与自然之间的目的性关系，也最能说明“天人合一论”的内在义蕴。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是自然界最高价值（天道）的“实现原则”。直觉就是这一“原则”的实现，是处在过程之中的，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所谓最后的“觉悟”，只是一个理想目标。

对于“生理”、“生意”即仁的体认，是通过自我反思性的直觉方法得到的，也是通过生命的自我体验得到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情感体验。体验和直觉一样很难用概念语言说清楚，但是，体验确实是生命活动中不可缺少的，是人与自然相处中不可缺少的。中国哲学是主张“自我实现”的，但真正的“自我实现”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万物一体”的状态。这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中国哲学有与西方哲学共同的问题，比如解决人在自然界的地位与作用的问题，人性的问题，人的价值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共同的。但是，解决的方式有所不同。其最大的区别是，西方哲学特别强调知性的作用，而中国哲学则特别关注情感的作用。在中国哲学看来，人不仅是理性的存在，而且是情感的存在。人的价值观念是建立在情感之上的，不是建立在纯粹认识之上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哲学是理智型的，中国哲学是情感型的，或诗学的。

如果这一点能够成立，那么，情感体验就特别重要了。前边说过，“生”即生命创造是自然界的存在方式，也是自然界的“内在价值”，“生之目的”实现为人心之仁，其展开则为仁心之爱。这种“真情实感”（冯友兰语）出自人的内心，是人的存在本质。无论对于人，还是对于物（特别是动、植物等生命之物），都要出于仁心之爱，实现“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这是一种整体的生命和谐，是深层生态学的重要内容。这中间有“差异性原则”，但是，仁的本质是一样的。在生命的层次上，人与万物是平等的，所不同的是，人有审美意识，道德意识，能够以同情心、爱心对待人与万物。而真正实现这一普遍关怀、从而享受到生命快乐的根本方法，就是情感体验。在体验中便有“移情”作用，“移情”也就是同情。

人只有在自我体验中才能意识到、感受到自然界的生命之美，值得我们去欣赏、去享受；也只有在自我体验中才能意识到自然界的生命价值，值得我们去尊重、去热爱；也只有在自我体验中才能意识到自然界的无私、伟大，从而产生一种敬畏之情、报本之心。这种体验是从自己的生命开始的，是从自己的亲身感受中体贴出来的，不是从客观的认识中得到的。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人没有不爱自己生命的，当自己的身体受到伤害时，没有不觉得疼痛的，因而才有保护身体的需要。正是从自己开始，才能体验到别人也是和我一样的人，也有和我一样的情感，因此，要尊重别人，爱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这种体验和“移情”的结果。动物也是有生命的，有知觉的，甚至有仁、义一类的行为（现代科学正在研究动物的思维、语言、社会和文化），因此，也是值得同情的、值得尊重和爱护的。植物也是有生命的，甚至是有知觉的（现代科学证明，植物有信息交换），因此，同样值得爱护。不仅动、植物，山川土石也是与人的生命息息相关的，因此是值得保护的。这种体验就是中国哲学所说的“感通”，人与人，人与万物是相通的，也是“一体”的，要像爱护自己的身体一样爱护万物。这种体验是创造人文价值的最重要的精神来源，是科学认识无法取代的，但又是能够相互融合的。

人的情感是丰富多彩的，也是千变万化的。但是，有些基本的情感是可以“分析”的，也是确定的。比如好恶之情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善恶之辨，就是价值评价种的重要问题。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情感是不是如“情感主义伦理学”所说，完全是私人的、主观的？建立在情感之上的伦理学是不是毫无客观性？这是当代哲学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不仅关系到社会伦理，而且关系到生态伦理。

从这里很自然地会发生一个问题：情感与理性究竟是什么关系？是分离和对立的，还是能够统一的？实际上，情感是可以“上下其说”的。从下面说，可以成为私情，同感性欲望相联系；从上面说，则与“生理”相联系，是公共的、普遍的，具有理性形式的。中国哲学讲“性情”，讲“情理”。性和情是不能分开的，性是通过情而实现的。理和情是不能分开的，理是由情来说明的。这也就是说，理性是有情感内容的，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而不是二者的对立。与此相应，人的情感体验是具有理性精神的，或理性化的，决不是私人的好恶与快感之类。这里所说的理性，是指价值理性而言的。当然，其最高体验可以是一种不可言传的神秘体验，亦可说是一种宗教体验。

人与自然的关系，决不仅仅是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更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应当确立一种和谐统一的价值关系。这就要求情感的付出，需要爱心，还要有敬畏之心。认识中的自然永远是不完整的。只有将认识与价值统一起来，将情感与理性统一起来，才能正确解决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现在有很多学者提出人文与科学的结合，这被认为是21世纪人类文化发展的主要方向。要实现这一点，就要克服人类中心主义，承认自然界的价值，承认人类情感的重要作用。生命体验是实现这一转变的重要方法。

这当然不是说，将中国哲学的方法直接拿来用于现代社会。它有待于我们的重新解释。在解释的过程中，要进行中西“比较”，运用“比较”的方法。“比较”有两层涵义：一是承认有可比性；二是要讲出中国哲学的特点。只有这样，才能展开真正的对话。当代生态学正在发展之中，其中有科学观察、试验、分析、综合和统计等多种方法，需要我们认真吸取。科学理性精神是建立生态学的基本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要真正建立深层生态学，就要发扬中国哲学中的人文主义精神及其方法。中国哲学的方法对于当代生态学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解释学的方法只是将其“解释”出来，使之成为现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