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法论与哲学观

 

哲学的创造总是伴随着新方法的出现，因此，很多哲学家都很重视方法的问题。但是，方法问题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有某种哲学，才有某种方法。

古代哲学并没有单独的方法论。古希腊的本体论哲学有本体论方法，怀疑论哲学有怀疑论的方法，即使中世纪的宗教哲学，其“本体论证明”的方法，也是以本体存在为前提的。西方近代哲学发生“认识论转向”之后，主客体的区分已经完全确立，如何认识客体的问题突出起来，于是，才有方法论的出现。逻辑分析便成为重要方法。现代西方哲学发生“语言学的转向”，于是，便有语言分析的方法。从概念分析到逻辑分析，再到语言分析，构成西方哲学最重要的方法论传统。

方法论的出现，得益于逻辑的运用。逻辑成为哲学的重要工具。就此而言，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已经重视工具和方法的问题了。但是，哲学方法论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问，仍然是近代以后的事。特别是科学独立发展之后，哲学不再是“科学”，有些哲学家就从方法上思考哲学的问题，使之成为指导科学的“方法”。这样，哲学就几乎成了方法论。但是，即使如此，所谓方法论还是围绕认识问题展开的。只有极少数人将哲学方法变成一种纯粹的技巧。

分析方法的根本特点是理性精神。而理性从根本上说是人的理智能力，能赋予事物以普遍形式。理性主义哲学运用概念和逻辑分析的方法进行推理，而经验主义哲学则用实证逻辑，使经验变成逻辑语言可以言说的。当理性的逻辑方法成为哲学的主要方法之后，其他的方法如直觉等等，则被判定为非理性的、神秘主义的。不过，在现代哲学发展中，当“日常语言”进入哲学之后，情况又有新的变化。当代西方哲学对理性主义方法普遍地进行反思和批判，于是又出现了新的方法。如现象学的“本质还原法”，解构主义的“解构法”，解释学的“阐释法”，实用主义的“实验法”，科学哲学中的“证伪法”、“归纳法”、“历史主义方法”等等，不一而足。其实，这些方法都是随着新的哲学问题的出现而出现、变化而变化的。就是说，方法问题并不是先于哲学观而存在的。不是先有方法，才有哲学，而是先有新的哲学问题的提出，才有解决问题的方法随之而生。某些西方哲学家如伽达默尔，就并不十分强调方法。他认为，解释学首先是“真理”的问题，其次才是“方法”，不能把“方法”置于“真理”之先或之上。这也反映了当代哲学的某种变化。

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想说明，方法问题固然很重要，但是必须同哲学问题即哲学观联系起来，才有意义，也才能得到说明。不是任何哲学与任何方法都能联系起来的。思考中国哲学的方法问题，也不例外。

 

二、中国现代哲学家的方法论探索及其启示

 

在中国哲学现代化的过程中，涌现出一批哲学家。，这些哲学家自觉不自觉地都谈到方法的问题。这同受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影响不无关系。当时，正是中西哲学相互“碰撞”的时期。但是，由于对中国哲学精神的理解以及如何现代化的诉求不同，这些哲学家们的哲学观也不同，因而其哲学方法也不同。

越是倾向于接受西方哲学观念的人，越是喜欢用西方哲学的方法讲中国哲学，并且强调方法的重要性。越是以中国哲学伪本位的人，越是喜欢用中国哲学的固有方法讲中国哲学，并且不十分强调方法的重要。其结果是，用西方哲学方法讲中国哲学者，确实使中国哲学更具有“现代性”，但是否讲出了中国哲学的精神，则是另一回事。比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便是用实用主义观点和方法讲中国哲学，而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则表明他对“科学方法”的重视。胡适确实开了用“科学方法”讲中国哲学的先河，并得到冯友兰的肯定。又如，金岳霖用西方的认识论方法建立了中国的“知识论”，这与其说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不如说是用西方的方法建立了中国的认识论哲学。这是一个很大的贡献，但是很少引起人们的重视，原因就在于它与中国哲学关系不大。而金先生的“论道”，则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将中国哲学的许多范畴串起来，完成了一套推理过程。不过，金先生清醒地意识到，完全用西方的方法讲中国哲学，总是讲不出中国哲学的“味道”。因此，他又在“比较”中批评了西方哲学，将“道”、“太极”作为最高范畴，讲出其中的价值意义，其目的就在于，回到中国哲学的“人生”问题，不仅要获得知识，而且要“得到情感的满足”。这实在是很深刻的体悟。

用中国哲学方法讲中国哲学者并不是完全回到传统的讲法，他们要回应西方哲学的挑战，就要运用“比较”和“批评”的方法，一方面吸收西方哲学的某些方法，另一方面使传统的方法富有新意。如梁漱溟就吸收了柏格森的直觉主义方法，与中国的直觉方法结合起来，重视情感的作用，以情感论直觉，并将其说成是“理性”的，从而与西方哲学的“理智”形成明显的对比。梁先生虽然没有从哲学上进行更多的论证，概念上表述得不是很清晰，但是，他对中国哲学精神的把握却是深刻的。又如熊十力，吸收了怀特海的过程哲学的某些方法，运用中国哲学的体用范畴，讲“大化流行”之道，其本体论与传统哲学确实有所不同，它更具有感性特征和主观进取精神，但它确是从传统哲学直接发展而来的。他对用科学方法讲哲学的批评，是针对胡适等人的。这也是“科玄论战”的继续。但他和梁漱溟一样，并不反对科学。

对中国哲学现代化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冯友兰，明确提出“方法”的问题，并且进行了自觉的探索。他基本上是用西方理性主义方法讲中国哲学的，但是，他对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概念与直觉的关系问题，非常重视，并作为一生中最重要的课题去对待。开始时，他承认哲学的方法是直觉，而直觉并不反对分析。后来，他又认为，直觉只能得到一种“神秘经验”，却不能得到一种哲学，哲学的方法只能是分析的方法。他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建立了“新理学”。但是最后，他终于将二者结合起来，作为哲学的基本方法。这就是“中西互释”或“中西融合”。他预言，未来的哲学将是中国的直觉与西方理性的统一。后者是手段，前者是最终目的。不管他的看法是否能够实现，他是将直觉视为中国哲学的根本方法，而将逻辑分析视为西方哲学的根本方法，并在自己的体系中试图实现二者的结合。这种做法代表了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到现在为止，我们都要求用理性分析的方法，将中国哲学的概念讲清楚，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

港台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用“消化康德”的办法讲中国哲学，提出“智的直觉”与“逆觉”的方法，试图回到中国哲学的直觉，但又用西方的理性解释之，将直觉说成是“完全理性”的。他所讲的，实际上是合哲学与宗教而为一的一种“形而上学”的方法。

应当提出的是，张岱年在三十年代提出“综合创新”的方法，主张将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的解析方法结合起来，建立中国的新哲学。这一方法在今天比较受关注。但是，如何“综合”与“创新”，则有待于进一步的更具体的探讨。

在当今的中国哲学研究中，方法问题又一次受到了关注。学者大都从西方当代哲学中吸取新的方法，探索中国哲学发展之路。其中，汤一介先生等提出“中国的解释学方法”，比较重要。此前，冯契曾提出，中国传统哲学的方法是“经学方法”。所谓“经学方法”，就是注释经典或解释经典的方法（分汉学、宋学）。“中国的解释学方法”是将西方解释学方法运用到中国哲学的解释系统，作到中西结合，创造出符合中国哲学的新方法。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深入到中国哲学的“文本”，即回到“原点”，通过理解和解释，将其中的真实义蕴揭示出来，同时还需要解释者具有真正的“问题意识”。这一方面的好处是，不能离开传统而去“创造”，不能简单地用“拿来主义”，特别在哲学价值观的问题上。但是，西方解释学的方法，毕竟是在西方哲学的传统中生长出来的，有西方的话语系统。如何进入中国的话语系统，而又将中国哲学的根本精神“带进”现代社会，就成为最重要的问题了。

 

三、如何理解、运用中国哲学的方法？

 

如前所说，我以为要找到一种使中国哲学能够进入新时代并走向未来的方法，首先要有一种哲学观。这种哲学观既能够回答现时代的问题，又是从传统哲学的“根”上生长出来的。它可以而且必须吸收西方哲学的方法（连同观念），但更重要的是要赋予传统的方法以新的意义和功能，使其发挥新的作用。

中国哲学的“根”究竟是什么？很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我们一定要做“刨根问底”的工作。中国哲学的现代重建可能有不同的发展走向，要把它视为开放的系统，但是，只要坚持“回到原点”，在创造性的阐释中一定能够产生出符合中国哲学精神而又能适应时代发展的哲学观及其方法。这是一个过程，我们正处在这一过程之中。

现在，就我对中国哲学的一些理解，谈谈中国哲学的方法问题。

我认为，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的机械论哲学，它是一种整体论的生命哲学，其基本的理论架构是“天人合一”。这种哲学具有深刻的生态意义，亦可称之为深层生态学。其主要方法则是生命体验与直觉的统一。这种哲学对于“现代化”未必有直接的贡献，但是，对于现代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考虑到21世纪已经开始了生态学的转向，这一点就更加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