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会议（第四次会议）可以说是一块重要的里程碑。摩尔不幸于六七年逝世，六九年第五次会议改由克普兰主持，克普兰一反摩尔之所为，根本就不打算出论文集。找的人有一些竟是嬉皮士之流，当时甚至还有反建制的示威活动，虽然外表弄得轰轰烈烈，事后却未留下任何痕迹。陈（荣捷）老先生根本就没参加这次会议，赞助者也大为不满，以后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就此停办，克普兰也早就由夏威夷大学辞职，转到以色列执教。（注：刘述先，1996，《当代中国哲学论·人物篇》，香港：八方文化企业公司，第203页。）
1989年第六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在中断20年之后在夏威夷重新召开，7月30日开幕，8月12日结束，主题为“文化与现代性：历史之引证”，主席为时任哲学系主任的杜伊奇教授。会议有来自25个国家的共112人参加，其中有华人学者陈荣捷、汤一介、李志林、陈来、柯雄文、谢希德、信广来、刘笑敢、刘述先等。张岱年和冯契都受到邀请，但未到会。从这个名单中可以看出，不但一批年轻学者，而且大陆学者也开始跻身于英语世界的中国哲学研究。这次会议之后，中美两国在中国哲学方面的交流与合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两国间不断有交流学者前往对方国家讲学和研究。1992年杜伊奇将会议论文编辑出版。
第七次和第八次会议分别于1995年和2000年的1月份召开，会议由安乐哲和一位俄罗斯学者主持。1995年会议的主题是“正义与民主之哲学探索”，大陆和港台没有学者参加，但是海外华人中有杜维明、倪培民、王大维（David B.Wong）、李晨阳等参加了这次会议，另外澳大利亚学者沙培德（Peter Zarrow）和美国学者南乐山（Robert C.Neville）等作为中国哲学专家也参加了这次会议。第八次会议的主题是“新千年之际的技术与文化价值”，余英时、成中英、李晨阳、金耀基（香港）等华人学者以及安乐哲和郝大维（David L.Hall）与会，大陆学者杨国荣也应邀参加了会议。两次会议的论文集均由安乐哲等学者编辑出版。
于2005年5月召开的第九次会议的主题是“教育及其目的：文化间的哲学对话”，陈来、赵敦华、杨国荣、倪培民、信广来、余纪元、李晨阳等海内外中国哲学专家参加了这次为期两周的国际盛会。会议专设与《论语》、《孟子》、朱熹等有关的专题工作组，这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继第13届中国哲学国际会议（2003年8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之后在海外举办的又一次最大规模的中国哲学会议。可以肯定，这次会议必将海外中国哲学研究和交流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苦心经营，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和支持，并成为沟通东西方哲学思想的重要桥梁。1959年第三次会议期间，摩尔发表题为“回顾与展望：成就与‘未竟事业’”的演讲，对三次会议所取得的成就作了回顾，并检讨了其中的一些不足之处，认为三次会议消除了东西方哲学观念中的许多误解，但是对于某些具体的问题和概念仍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最后，摩尔说：
总而言之，对于东西方一些普遍的和特殊的观念、态度、实践等方面，消除两者的误会和在更大范围内促进相互理解和尊重而言，我们所获良多，但是仍有许多“未竟事业”需要我们关注。我们的这些会议的关键在于日渐进步而不是最终的结论，而且就这个问题的性质而言，这是任何类似问题的目标所在——从长期来看，其结果肯定会有所建树，我们要有长远的眼光，而不是仅仅着眼于表面上的结论或决议。（注：Moore，Charles A.，1959，Retrospect and Prospects：Achievements and"Unfinished Business"，i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Vol.1，No.1～2.）
就中国哲学思想在美国的发展历程来讲，经过几代学者的艰苦努力，中国哲学研究在美国有了很大的发展，从最初的简单的介绍，到现在包括中美学者在内的各国专家进行专题研究和讨论，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对其作出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美国促进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平台
总体上讲，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的中国学术研究基本上是空白，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更是聊胜于无。（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情况，参见崔玉军，2005，“略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国哲学研究在美国的发展”，载《国外社会科学》，第1期。）在这种情况下，东西方哲学家系列会议对在美国介绍中国哲学和推动中国哲学研究尤其难能可贵。事实上，特别是在20世纪中期前后，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系列会议，海内外中国哲学专家才得以藉此机会在美国介绍、传播中国哲学思想，并培养了许多世界著名的学者，大大地促进了此后中国哲学研究在美国的发展。
一、准“美国中国哲学学会”
美国学界素来喜欢成立各种学术组织，甚至有很多组织还下设有各种分会，但是数十年来美国一直没有一个与中国哲学研究相关的学术组织。究其原因，不外是因为中国哲学研究在美国的边缘化境遇，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少，难成气候。另一个原因就是在为数不多的从业者中多数是华人，在当时的情况下谋生为头等大事，无暇他顾，且华人在美国历来低人一等，若非有突出的成就，很难进入美国的主流学术圈。种种原因使得中国哲学研究者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属于自己的组织，直到1975年才由华人学者成中英教授在夏威夷创办国际中国哲学会。
尽管摩尔组织东西方哲学家会议的初衷是促进世界各种哲学思想的综合与理解，但是因为中国哲学传统在亚洲的主流地位，加上陈荣捷在各次会议中的领导角色，于是中国哲学几乎是历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上的重要话题。可以说历次会议上有关中国哲学的论文和讨论在美国中国哲学研究领域均是当时最新的研究成果。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认为东西方哲学家系列会议至少部分地担当起了“美国中国哲学学会”的角色，应不算过分。
言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对中国哲学研究在美国发展的推动，首先应该提到的就是著名华人学者陈荣捷老先生。陈先生于1929年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36年赴夏威夷大学讲授中国哲学。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他受聘于达姆斯学院担任中国哲学教授，1966年退休后又受聘位于匹茨堡市的查塔姆学院（Chatham College），继续讲授中国哲学，直到1983年退休。从60年代开始，陈先生还被哥伦比亚大学聘为访问教授长达30年，讲授宋明理学，直到1994年去世前仍教研不辍，可以说是华人学者中终生在美国推动中国哲学研究的第一人，因而1992年被美国亚洲研究协会授予“杰出服务奖”，被称做是“西方中国哲学领域中的资深学者和联结中西学界的最关键的人物”。因为早年与夏威夷大学同事的密切交谊而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便，所以陈荣捷一直是东西方哲学家会议的积极参加者，中国哲学的主要思想经过他而受到更多美国乃至欧洲学者的关注。实际上，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已经是中国哲学在美国的一面旗帜。
另一方面，陈荣捷显然也认识到了中国哲学研究力量的薄弱，所以总是尽量邀请大陆和港台学者参与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在由他主持的1982年夏威夷朱熹国际会议召开之前，他曾经与冯友兰先生多次信函往来，邀请他与会。盛情之下，冯先生欣然应命。而此前唐君毅先生（1909～1978）受邀参加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也是由陈荣捷所极力促成。陈先生回忆说：
1959年（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召开第三次会议，予坚持非得国内学人参加不可。所谓国内学者，实指国内学者之尚在东方，以别吾等之多年在外掌教也。予首先提出者即为唐君（唐君毅）。主持者初不同意。一则未审唐君之名，一则以唐君献文必须事先翻译英文，需人代读，而唐君又不能直接以英文讨论答问，有碍思想之交流。予到香港与唐君商量，唐君亦谦以英文会话困难，不便参加。予以宣传我国哲学思想，非唐君莫属。会议可拨款由唐君聘人练习英语会话。盖如我国学人不与西方学者交接，则以前传教士与游客所遗落关于中国哲学之误解，将永无改正之日，而东、西思想之融和结合亦无期矣。卒之第三次东西哲学家会议得唐君与谢幼伟教授参加。连我等在美之胡适之先生与吴经熊、梅贻宝先生与予，东、西学会宣读论文四十八人之中，我国占六人矣。（注：陈荣捷，《唐君毅与西方哲学会议》，载陈荣捷，1995，《新儒学论集》，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出版，第314页。）
唐君毅先生此后连续参加了第四、第五次会议以及在欧美召开的其他中国哲学会议，成为向西方介绍中国哲学的又一位著名学者。除了港台地区和美国的学者以外，历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主席也一直在设法邀请中国大陆的学者参加。比如在1949年辛克莱尔以校长的身份数次致信胡适和冯友兰两先生，邀请他们参加第二次会议，并希望他提交“中国哲学中的绝对性及其与经验世界的关系”方面的论文，以及在当年的暑期学校中讲授道家哲学思想。但是因为授课任务繁重，冯先生只好婉言谢绝。（注：辛克莱尔的信及冯先生的回复均藏于夏威夷大学档案馆。）胡适也因事未能成行。此后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大陆学者只有到1989年第六次会议时才得以参加，东西方哲学家会议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二、20世纪60年代前中国哲学研究在美国最重要的推动力量
出于历史的原因，美国早期的中国哲学研究仅限于在华传教士和少数几个美国本土学者如顾立雅等，（注：顾立雅（Herrlee G.Creel，1905～1994），芝加哥大学教授，其早期研究以中国早期文明、中国古代思想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等为主，著有《中国的诞生：中国文明成型期的研究》（1937），其后转向中国思想研究，著有《孔子：其人其神》（1949）及其增订版《孔子与中国之道》（1960）以及《中国思想：从孔子到毛泽东》（1953）等书。）研究人员数量极少，且这些传教士和学者的研究也不是以中国哲学为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一直是在断断续续中缓慢发展，完全听凭于个别学者的兴趣所至。在这种情况下，东西方哲学家系列会议，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前的数次会议成为美国中国哲学研究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为中国哲学研究在美国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诚如三次参加会议的梅贻宝先生所言，“这一系列的东西方哲学研讨会是世界上东西方文化交流运动中一项很具体而持久的实例。同时亦就供给中国哲学人士一个很便利而自然的机会，在海外宣扬中国哲学文化。”（注：梅贻宝，1984，《中国人的心灵·序》，东海大学哲学系编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第5页。）
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为中美很多学者提供了学习和交流的机会，像成中英、艾琳·布鲁姆（Irene Bloom）、安乐哲等学者，都是数次参加东西方哲学家会议，现在这些学者已经成为世界著名的中国哲学研究专家。而据成中英介绍，他创立国际中国哲学会的想法也与东西方哲学家会议有关。他说：
国际中国哲学会发端于1964年夏天在夏威夷召开的第四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参加此次会议的中国资深代表是陈荣捷、方东美、梅贻宝、唐君毅和谢幼伟，年轻一辈中有我、刘述先博士、黄秀玑等。因为既是主人，又是会议的参加者，所以我邀请所有中国哲学学者聚到一起，谈论在当前西方学术背景下中国哲学的角色和未来发展。我提议组织一个非正式的协会，旨在教授和发展中国哲学等方面建立联系和相互帮助。同时我也有一个计划，即组织并建立一个正式的中国哲学学社，目的是在国际基础上促进中国哲学的研究。（注：见国际中国哲学会主页http：//www.cwu.edu/～iscp/。）
如果说东西方哲学家系列会议是准“美国中国哲学研究学会”的话，那么，由此会议衍生出来的学术集刊《东西方哲学》（Philosophy East and West）则更是此“学会”的常设机关刊物。在美国，第一份纯粹的中国哲学学术期刊是由成中英在1965年创办的《中国哲学通讯》（1973年更名为《中国哲学季刊》（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注：目前欧美与中国研究有关的期刊有很多，但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则不多，著名的有《美国东方学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851年创刊）、《哈佛亚洲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936年创刊）、《亚洲学报》（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41年创刊，原名为《远东学报》，1956年改为现名）等，因为各种原因这些刊物均只刊登少量中国哲学研究论文。欧洲则有《通报》（Toung Pao，1890年创刊）、《伦敦大学亚非学报》（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1917年创刊）和《华夷学志》（Monumenta Serica，1935年创刊）等，这些杂志也只是偶尔刊登一些中国哲学研究论文及书评。）而《东西方哲学》则无疑为中国哲学研究论文提供了最合适的园地。
《东西方哲学》1951年创刊，摩尔担任主编，陈荣捷先生为编委会委员。此后担任编委会委员的还有成中英、柯雄文、艾琳·布鲁姆、杜维明、秦家懿等著名中国哲学专家，现任主编是安乐哲。《东西方哲学》每年一卷，除了少数几卷之外，均是每年4期，到2000年创刊50周年时，已经登载学术论文1600篇左右，其中涉及到儒学和道家思想的就有400多篇，这个成绩是西方任何期刊都不能匹敌的。半个世纪以来，《东西方哲学》刊登过所有海外著名中国哲学专家的研究成果，成为世界各国学者探讨中国哲学问题最重要的“话语场所”。这些学者以《东西方哲学》为主要媒介，不但形成了海外中国哲学研究的主要学者群体，而且《东西方哲学》也由此成为国外中国哲学研究方面最具权威的学术期刊，中国哲学思想也通过它而逐渐进入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学术视域。从某种意义上讲，和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一样，《东西方哲学》是中国哲学研究在美国从无到有的见证者。
三、交流与交锋
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从一开始就引起了夏威夷和美国本土的关注，从第二次会议开始，每次会议都吸引了欧洲、亚洲和北美的知名学者参加。诺索普参加过前三次会议，他在第一次会议中提交的论文“东方直觉哲学和西方科学哲学的相互补充”就曾经引起长期的争论。诺氏认为东方哲学思维属于“审美的连续性”，其思维方式为综合的、审美的、当下的；而西方则是“静观的连续性”，注重分析和逻辑的方法。诺索普认为，东西方哲学都不是自足的，都不具备整体的哲学特征，两者应该是相辅相成，互相关照，唯其如此才能帮助我们互相认识对方和我们本身。诺索普后来将他的演讲词整理后，在1946年以《东西方的相遇》为名由麦克米伦出版社出版。（注：Northrop，F.S.C.，1946.）诺氏对东西哲学的判断虽然是欧洲主流哲学家对东西方哲学的基本观点的延续，但在当时仍引起很大的争论，以至于20多年后摩尔在其编辑的《东西方哲学》一书的导论中，对这一问题仍很慎重。（注：参见Moore，Charles A.（ed.），1967，The Chinese Mind：Essentials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p.9.）
第一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除了会议论文集《东西方哲学》和上述诺索普的《东西方的相遇》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收获。其中之一就是陈荣捷受邀撰写中国哲学名词解释。此事源于鲁纳斯（Dagobert D.Runes，1902～？ ）。此人是美国著名出版商，长期主持位于纽约的哲学图书馆出版社（Philosophyical Library）。1949年他因事在夏威夷逗留，并旁听了第一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的演讲。当时鲁纳斯正在酝酿出版一本世界哲学辞典，听了陈荣捷的演讲后，就邀请陈荣捷撰写中国哲学部分。这就是1942年出版的《哲学辞典》，（注：Runes，Dagobert D.（ed.），1942.）内收陈荣捷撰写的中国哲学词条250多个。（注：为中国哲学撰写词条的还有一位学人名为Herman Hausheer，其人情况不详。）该书可能是国外第一本收有如此众多的中国哲学专业术语的词典。陈荣捷解释的词条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是词条的名称，用威氏拼音法拼出，其后是该词条的解释。但是因为缺少必要的文化环境，单纯的哲学术语并不能让英语世界的学者了解中国哲学的真正面貌，而且鉴于中国哲学术语的独有特点，出现了很多词条同名异义的情况，像"Chih"条下就有“志”、“直”、“智”、“指”、“知”、“质”和“致知”7个概念，所以《哲学辞典》出版后，有人就对此表示大惑不解。考虑到当时中国哲学研究在西方世界的极度空白，西方学者的困惑也有情可原。这可能也是陈荣捷接受摩尔的建议，开始编译《中国哲学资料书》的原因之一。该书是陈先生的成名作，在这部书中，陈先生放弃用音译中国哲学术语的做法，而是“有词必释、有名必究、有题必释，有引句必溯其源”，所以注释多达3000多条。1963年《中国哲学资料书》出版后，好评如潮，至今仍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哲学最主要的参考资料之一。
几乎每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的论文都涉及到中国哲学精神中的一些核心问题，像谢幼伟在第三次会议上的论文“孝与中国社会”专以“孝”为中心，讨论这一思想对中国的社会活动、家庭生活、宗教崇拜、政治事务的广泛影响。而在同次会议上胡适提交的论文“中国哲学中的科学精神和方法”更是对此前中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提出了总的批判。胡适尤其不同意诺索普教授所认为的东方哲学中的“直觉的思维方式”是东方国家没能发展出科学思想的主要原因。胡适认为，毫无疑问，古代中国的思想遗产中有一种“苏格拉底传统”，这种被胡适称之为“自由问答、自由讨论、独立思考和怀疑以及对知识的热切而公正的探索”的传统，使中国人能运用人的理智来反对无知和错误，运用怀疑和批判的精神来反对迷信和盲目崇拜，所以胡适认为这种大胆的怀疑和提问正是科学精神的主旨。（注：Hu Shih，1967，p.108、115.）胡适还列举了很多历史上的例子来证明，从老子和孔子开始，一直到顾炎武等人，中国哲学中一直都有这种科学精神。但是虽然如此，胡适仍没有解释在顾炎武等人埋头于“考据、训诂”等他所谓的“科学精神”的时候，顾炎武的西方同时代人伽利略、开普勒和牛顿等人却“创造了新科学和一个新世界”。（注：同上，p.129。）“中国何以没能产生出西方那样的科学”是20世纪50～60年代西方学界所热烈争论的一个话题，而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胡适是不可能给出一个准确答案的。
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美国中国学的兴起，中国哲学在美国的发展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专业的研究机构和学术期刊也相继出现；更为重要的是，涌现了一批中国哲学研究专家群体，其中除了华人学者之外，美国学者也在不断增加，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从最初的思想介绍和交流转向学术研究与合作。这其中的变化，东西方哲学家会议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现在，虽然中国哲学研究在美国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仍“没能对美国的主流哲学思想构成挑战”（杜维明语），仍需要中美学者共同努力，一起推动中国哲学研究在美国更大的发展。
【参考文献】
[1]Hu Shih，1967，The Scientific Spirit and Method in Chinese Philosophy，in Moore，Charles A.（ed.），1967，The Chinese Mind：Essentials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Honolulu：East West Center Press and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Moore，Charles A.（ed.），1967，Philosophy East and West，Honolulu：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p.57.
[3]Moore，Charles A.（ed.），1967，The Status of the Individual East and West，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4]Moore，Charles A.（ed.），1967，The Chinese Mind：Essentials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Honolulu：East West Center Press and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5]Northrop，F.S.C.，1946，The Meeting of East and West，New York：Macmillan.
[6]Runes，Dagobert D.（ed.），1942，Th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New York：Philosophical Library.
[7]Wing-tsit，Chan（ed.），1986，Chu Hsi and NeoConfucianism，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8]安乐哲，1982年6月30日，《野人献曝》，《中国时报·副刊》。
[9]陈荣捷，1995，《新儒学论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
[10]梅贻宝，1984，《中国人的心灵·序》，东海大学哲学系编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11]刘述先，1996，《当代中国哲学论·人物篇》，香港：八方文化企业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