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中国哲学研究在美国的发展是中美两国数代学者长期努力的结果，其中著名的东西方哲学家系列会议对此贡献良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东西方哲学家系列会议实际上担当起了类似于“美国中国哲学学会”的角色。可以认为，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不但从其一开始就是中国哲学研究在美国的重要推动力量，而且自始至终都是如此。本文从中国哲学研究在美国的发展这一角度回顾了60多年来8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的主要情况，讨论了历次会议以及《东西方哲学》期刊在美国对促进中国哲学研究的贡献。 
【关键词】 哲学/会议/中国/美国

 

      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是“美国中国学”的一个部分。美国对中国的研究虽然晚于欧洲，但是后来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中国在美国亚洲战略中重要性的日益提升，美国中国学迅速崛起，各大学和研究机构争相延揽中国研究方面的专家学者。借此契机，中国哲学研究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出现了一批国际知名的中国哲学研究专家。经过10多年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之后美国已经成为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之外最重要的中国哲学研究中心。目前世界上最知名的中国哲学专家绝大部分都在美国。
    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从有到无，从追随欧洲到反超欧洲，期间经历了大约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这其中除了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美国几个重要基金会的资金支持以及在美国的华人学者群体的倾力推动等原因之外，当然也不能不提到久负盛名的东西方哲学家系列会议。从某种角度而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东西方哲学家会议担当起了“美国中国哲学学会”的角色，尤其是它在20世纪中期前后召开的数次会议不但向美国学界介绍了中国哲学精神中的最主要部分，而且还为此后的进一步发展培养了两代乃至三代中国哲学研究专家。可以认为，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不但从其一开始就是中国哲学研究在美国的重要推动力量，而且自始至终都是如此。
    60多年来，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与会学者的人数由第一次的6位上升到第八次（2000年）的180多位，可以说其影响越来越大。今年夏天，第九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将在夏威夷召开，借此机会，本文将对此前的历次会议作一个简单的考察和回顾，并从其在美国促进中国哲学研究的角度探讨这些会议的重要价值。
    　　　　第一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
    东西方哲学家系列会议始于1939年，会议的召开与夏威夷大学及该校哲学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夏威夷大学可能是美国高等院校中惟一一所在哲学系讲授中国哲学并提供中国哲学研究生学位课程的大学，这与夏威夷大学的传统有关。夏威夷大学虽然是从一所农学院（建于1907年）发展而来的综合性大学，但是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当地居民的多元化的民族特性，该校对东西方文化的教学和研究一直重视有加，这种办学特点在西方大学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早在20世纪20年代，著名华人学者李绍昌（注：李绍昌，1891年生于广州，1918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硕士学位。1922～1943年在夏威夷大学担任中国语言和文学教授，1943年起任密歇根大学中国文化教授。）就在该校讲授中国文化，所用的教材就是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翻译的《华英四书》。30年代初期，经李绍昌联系，该校的东方研究所还曾开设过短期中国哲学课程（一年），授课教师就来自中国，可惜后来因为经费问题而停止。1938年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成立，开设的课程有印度哲学、佛教哲学和中国哲学，讲授中国哲学的教师就是美国第一位华人中国哲学家陈荣捷先生（1901～1994）。其后很多来往于中国和美国大陆之间的中国学者中途大多要在此地停留，他们也常被邀请演讲或短期讲学，内容多数是关于中国历史、语言、文化方面。这种情况不仅是在美国，就是在整个西方也是绝无仅有的。1942年陈荣捷先生离开夏威夷大学前往美国长春藤盟校之一的达姆斯学院任教，继任其教席者为张仲元、成中英和安乐哲，可以说百年来该校的中国哲学研究一直学脉相承，薪火不断。当然除中国哲学之外，该校哲学系还讲授其他东西方哲学课程，而尤其以流派众多的亚洲哲学为特色。这一特点是与其哲学系的宗旨有关：整合东西方的思想，使其成为一个世界各地的思想家可以在此相互批判、借鉴的组织。在这种原则指导下，以哲学系为代表，夏威夷大学不但成为地理意义上的东西方中心，而且也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中心。对此，安乐哲（Roger T.Ames）教授曾说：
    在全美州立大学中，夏威夷大学是相当资深的一个。75年来，办学者孜孜以求力争上游；尤以东西文化交流方面，由于地缘关系，夏威夷大学做到了“当仁不让”的地步。从学系的设置、师资的延聘、学术刊物的出版，以至于学术活动的推动，说得上是不遗余力。其中尤以“东西方文化中心”的设立为其极致。它象征了一项长期觅致东西文化交流的决心和努力。（注：安乐哲，1982年6月30日，《野人献曝》，《中国时报·副刊》。）
    “东西方中心”成立于1960年，由联邦政府直接拨款，旨在促进东西方文化和技术的交流。据安乐哲说，该中心的成立与陈荣捷尤其是摩尔教授长期致力于东西方哲学研究和交流有极大的关系。查尔斯·摩尔（Charles A.Moore，1901～1967）和陈荣捷均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后受聘到夏威夷大学任教，并一起筹建夏威夷大学哲学系。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成立后，摩尔被任命为首任系主任。由于当时美国对东方哲学思想所知甚少，所以摩尔为哲学系设定的目标非常明确：不能像美国本土大学中的哲学系那样只开设西方哲学课程，而更应该包含中国哲学、印度哲学和佛教哲学等东方哲学课程，其目的是将亚洲文化独特的思维方式和主要思想观念介绍给西方。这也是后来摩尔提议召开东西方哲学家系列会议及创办《东西方哲学》杂志的初衷之一。陈荣捷与摩尔同庚，两人很快成为知心朋友，经常一起到当地著名的威基基海滩游泳。摩尔一直有研究东方思想尤其是印度哲学的念头，而陈荣捷是该校当时惟一的中国哲学教师，对佛教和中国哲学素有研究。重要的是，两人都有在美国推动东方哲学思想研究的志趣，一起相处的时间久了，就萌发了召开一个东西方哲学家会议的想法。陈荣捷后来回忆道：
    我和摩尔成为了好朋友，两家也相处得很好。几个志趣相投的年轻人经常相约一起去游泳，看电影，谈论国际形势。逐渐地，我、辛克莱尔（注：辛克莱尔（Gregg M.Sinclair，1890～1970），日本文学专家，时任夏威夷大学东方研究所所长，1942年起担任夏威夷大学校长。杨步伟称之为“孙启礼”，见杨步伟，1985，《杂记赵家》第十二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和摩尔有了一个念头，为什么不在夏威夷这个东西方的交界地邀请世界的哲学家来召开一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呢？（注：陈荣捷，《陈荣捷口述自传》（未刊稿），第99页。原件藏于哥伦比亚大学，感谢Irene Bloom教授惠寄。）
    然而30年代末的世界正处在战争的漩涡中，要想在夏威夷这个太平洋岛屿召开一次国际会议，其难度可想而知。但是在其师友和同事的帮助下，经费和与会人员都有了着落。1939年7月4日，第一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如期召开。出席会议的一共有6位学者。除了陈荣捷和摩尔两人以外，还有明尼苏达州立大学的康格尔教授（George P.Conger）以及耶鲁大学的诺索普教授（F.S.Northrop），这两人均来自美国大陆。另外还有两名正在夏威夷大学作访问教授的日本学者。这6人中美国学者和亚洲学者各占一半，只是无法邀请到印度学者参加，但是康格尔的研究专长就是印度哲学，可以稍微补此缺憾。会议原本准备邀请日本学者铃木大拙和哈佛大学的霍金教授，（注：霍金（William E.Hocking，1868～1960）曾任哈佛大学哲学系主任和美国哲学会会长，是胡塞尔最早的美国学生之一，是当时美国新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赵元任先生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其博士考试就是由他主持的，赵先生一家后来成为霍金的密友。他也是陈荣捷在哈佛大学哲学系读书时的主讲老师之一。）但是两人均因事未能与会。（注：铃木和霍金虽然没有参加本次会议，但是仍在会后分别提交了论文“参禅之解释”和“论比较哲学研究的价值”，两文均收录在摩尔于1944年编辑的会议论文集《东西方哲学》中。）
    第一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于8月1日结束，会期长达4个星期。漫长的会期是东西方哲学家系列会议的一大特色。6位学者在本次会议上发表了10余篇论文。作为中国哲学的惟一代表，陈荣捷提交并宣读了两篇论文，分别是“中国哲学史话”和“东方哲学精神”。在“中国哲学史话”中，陈荣捷回顾了两千多年中国哲学发展的大致脉络，以及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主要阶段和特点。陈先生在该文中重点突出了秦汉之后尤其是宋明新儒学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性，认为“新儒学的历史实际上就是现代中国哲学之历史，不但主宰了晚近800年之中国思想，亦主宰了日本思想长达数世纪之久”。（注：Wing-tsit，Chan，The Story of Chinese Story，in Moore，Charles A.（ed.），1967，The Chinese Mind：Essentials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p.57.）这种观点在中国大陆虽然早已成定论，但是当时西方学者普遍认为“秦汉之后无哲学”，在这里陈先生介绍了二程、朱熹和陆王的哲学思想，讨论了宋明600年间中国哲学的辉煌成绩，引起与会学者的极大关注。这些论文在1944年经由摩尔编辑并以《东西方哲学》之名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会议还决定10年后再召开第二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
    摩尔成功地组织了第一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之后，接着又组织了此后的三次会议（1949、1959和1964年），每次会议都大受好评。1967年摩尔去世后，《东西方哲学》编委会决定将最新一期题献给他，并刊登了他生前同事的回忆，以表彰他一生对东西方思想交流所作出的巨大贡献。1942年陈荣捷离开夏威夷大学，受聘于美国达姆斯学院教授中国哲学，但是他还是参加了第二、三、四和第六次（1969年第五次因事没有与会）会议，并多次被选为会议的指导委员会委员和资深代表，在1989年第六次会议上还被选为名誉主席。可以说他是东西方哲学家会议的积极参与者。
    说到东西方哲学家系列会议，还应该提到夏威夷当地一个著名的华裔企业家程庆和。程庆和（Hung Wo-Ching，1912～1996）毕业于燕京大学，后获得犹他大学博士学位。程先生是一家航空公司的总裁，与摩尔和陈荣捷等学者交游甚密，多次为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和在夏威夷召开的与中国哲学有关的会议捐款。在一篇纪念程庆和的文章中，安乐哲和杜伊奇（Eliot Deutsch）讲到其中的一个故事：
    我们有一次问程庆和博士何以会慷慨赞助和热心支持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他说那是在50年代的一次会议上（第三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1959年），他去听拉达克里希南（S.Radhakkrishnan）博士（注：拉达克里希南（S.Radhakrishnan，1888～1975），印度著名哲学家，著述颇丰。1944年曾以学者的身份访问中国，1962年当选印度总统。）的演讲，但是听众非常多，无处容身。再一次去听铃木大拙博士的演讲时也是如此。于是他就去问会议主席摩尔，如何才能预定一个座位。摩尔的回答非常实际：“给会议捐款。”（注：Deutsch，Eliot & Ames，Roger T.，1996，Remembering Dr.Hung Wo Ching，i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Vol.46，No.2.）
    对此，陈荣捷也提到过：
    大会主席查尔斯·摩尔博士感到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会议了，因为所有的资金俱已告罄。但是程庆和博士问我下次会议是否需要资助，我就让他去问胡适，得到的回答是全力支持。于是，程庆和遂向大会宣布，他和夫人将保证为5年以后的下次会议提供10万美元的资助。（注：陈荣捷，《陈荣捷自订年谱》（未刊稿），第31页。原稿藏于达姆斯学院，感谢Lo-Yi Chan博士惠寄。）
    从1964年开始。程庆和先生成为在夏威夷召开的第四次、第五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以及“王阳明比较研究”会议（1972年）和“朱熹国际会议”（1982年）的主要赞助人和募捐召集人。鉴于程庆和先生的慷慨无私和友谊，1982年夏威夷“朱熹国际会议”之后，大会主席陈荣捷将会议论文集《朱熹与新儒学》献给程庆和先生，称“因为他非凡的远见、慷慨的支持和杰出的领导，使朱熹国际会议和数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得以召开”。（注：Wing-tsit，Chan（ed.），1986.）这也说明中国哲学研究在美国取得发展，实际上华人在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二至第八次会议概况
    1939年的第一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受到当地社会和夏威夷大学师生的欢迎。但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其影响并不大，且让会议主席摩尔一直感到遗憾的是这次会议没有印度学者参加。1947年摩尔获得富布赖特研究奖金，赴印度研修印度哲学一年。期间他与印度哲学界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并极力邀请印度学者参加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印度著名学者拉达克里希南原本决定参加第二次会议，但他恰在1949年被任命为驻苏联大使，未能与会。因战争的原因，身在北京大学的胡适同样也没有与会。（注：见Klausner，Neal W.，1951，The East-West Philosophers Conference，in The Journal of High Education，Vol.22，No.2，关于该次会议的介绍还可参见Kruse，Cornelius，1949，East-West Phiosophers'Conference，in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46，No.26.）
    1949年夏天，第二次会议在相隔10年后如期召开，会期近40天（6月20日～7月29日），主题为“世界哲学的综合”，有20多位代表参加，其中有5位印度学者，可谓不负摩尔之望。中国方面有陈荣捷、梅贻宝两人参加，均为在美华人学者。李绍昌虽然参加了该次会议，但不是正式代表。另外还有牛津大学的休中诚教授（注：休中诚（E.R.Hughes，1883～1956），牛津大学教授，早年曾经在华传教。曾编译过《古典时期的中国哲学》（1942），翻译过《大学》及《中庸》（1943）。1947年将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翻译成英语，以《中国哲学精神》为名出版。）也作为中国哲学方面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陈荣捷提交的论文的题目是“中国形上学之综合”、“新儒学与现代中国思想”，梅贻宝提交的论文的题目是“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中国哲学中的社会、伦理和精神基础”，休中诚的论文题为“中国哲学中的认识论方法”。这次会议还决定出版《东西方哲学》季刊。经过两年的准备，《东西方哲学》于1951年正式创刊，现在该刊已经成为世界著名的学术刊物，也是英语世界中国哲学研究的主要期刊。与第一次会议一样，会议论文由摩尔编辑，1952年以《东西方哲学论文集》为名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
    20世纪50年代末，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强国，而亚洲的民族主义运动特别是新中国的成立成为美国朝野上下关注的热点，在此背景下，美国学界对中国的研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迅速发展起来。1959年第三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召开时，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参加人数达到空前，有100多人，中东地区甚至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都有学者参加；第二是会议作出决定以后每隔5年召开一次；再就是会议吸引了当时世界最知名的三位东方思想家：胡适、铃木大拙和拉达克里希南，三个人的演讲经过电视转播，甚至在美国大陆的学者中都引起了轰动。参加本次会议的印度学者与上次会议相同，而中国仅有陈荣捷和胡适、谢幼伟、唐君毅、吴经熊、梅贻宝6人。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学者提交的论文均引起很大的反响，尤其是胡适的论文“中国哲学中的科学精神和方法”对当时西方学界断定中国哲学传统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反驳，认为中国哲学中也有怀疑精神和求知方法。此论在当时曾引起中西学者广泛的讨论。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东西方哲学：理论与实践”，会期长达6个星期（6月22日～7月31日），与前两次相同，会后摩尔将本次会议论文结集为《东西方哲学与文化》，于1963年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
    1964年6月29日～8月8日，第四次会议在刚建成不久的东西方中心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东西方中的世界和个人”，副题为“东西方中个体在现实、思想和文化中的地位”，40多位学者与会，中国方面与会的有陈荣捷、方东美、唐君毅、谢幼伟、梅贻宝、陈特、吴经熊、成中英、刘述先等学者，为有史以来最多。这次会议论文还是由摩尔编辑，取名为《东西方中个人的地位》，于1967年出版。（注：Moore，Charles A.（ed.），1967，The Status of the Individual East and West，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66年摩尔开始着手将前4次会议的论文汇总编辑，分别以《印度人的心灵》、《日本人的心灵》和《中国人的心灵》出版。摩尔生前没有完成三书最后的编辑任务，他去世后由其同事、哲学系主任纳格利（W.E.Nagley）总其成，1967年在摩尔去世之后不久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人的心灵》一书出版后非常受欢迎，数年之内4次再版，1984年该书中文版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