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译介西方逻辑著作的过程中，东方的启蒙思想家们为使读者便于理解和接受“Logic”，必须寻找一个与传统思维相接近的词汇。日本学者使用了“论理”一词，而在中国，启蒙思想家们“欲于国文中觅一、二字，与原文意义之范围同其广狭。”[3] (第274页)于是就找到“名”、“辩”二词。例如，1905年严复在翻译英国哲学家J. S. Mill的“A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现译为《逻辑学体系——归纳与演绎》)时所使用译名为《穆勒名学》，1908年王国维在翻译英国逻辑学家W. S. Jevons的“Elementary Lesson in Logic: Deductive ang Inductive”(现译为《逻辑基础教程：演绎与归纳》)时所使用译名为《辩学》。其原因正如崔清田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这是因为西方逻辑缘起论辩，研究思维，兼涉语言。先秦时期对名、辩的讨论则是我国古代文化发展中较为侧重智与言的一个方面，二者被认为有某些相同之处。”他进而指出：

　　由于西方传统形式逻辑输入的刺激和诸子学的兴起，我国学术界的一些先驱者开始比照西方传统形式逻辑的模式，对先秦诸子，尤其是名、墨两家有关名与辩的思想予以新的诠释。通过这种诠释，中国古代的名、辩思想被认为与西方传统形式逻辑基本相同。因此，他们确认传统的形式逻辑不仅在西方存在，在中国古代也存在，甚至这种存在还先于西方。这样一来，“名学”与“辩学”又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被用来指称通过诠释而成的“中国古代逻辑”(此逻辑指西方传统形式逻辑)。胡适用英文写就的《先秦名学史》可说是以上述认识为据的代表著作之一。[4] (第2-3页)

　　运用西方哲学、逻辑学的理论与方法去解析东方的思维方式，最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墨辩”的研究。清末《墨子》校释的集大成者孙诒让1897年写信给梁启超，说《墨经》“閎义眇恉，所来窥者尚多”，“为周名家言之宗”，有如雅里大得勒之演绎法，培根之归纳法及佛氏之因明论者，期待梁启超能从事研究墨家逻辑的“旷代伟业”②。整个二十世纪的《墨经》研究大家，如二、三十年代的梁启超、胡适，四十年代以后的谭戒甫、沈有鼎，基本上都是沿着孙诒让所指引的这条道路在努力。冯友兰、任继愈等哲学史家在肯定他们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后期墨家对于中国古代逻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对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都进行了研究，其中有很多合乎科学的论断。”[5] (第273页)“后期墨家的逻辑理论相当完整严谨”，“是古代三大逻辑学之一，堪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和印度因明学相媲美。”[6] (第544页)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第八篇“别墨”中写道：

　　古代本没有什么“名家”，无论哪一家的哲学，都有一种为学的方法。这个方法，便是这一家的名学(逻辑)。所以老子要无名，孔子要正名，墨子说“言有三表”，杨子说“实无名，名无实”，公孙龙有《名实论》，荀子有《正名篇》，庄子有《齐物论》，尹文子有《刑名》之论。这都是各家的“名学”。[7] (第166-1673页)

　　这是一种更为夸张的说法，即各家都一定有可与西方思想相对应的“逻辑”，而这种逻辑必然用“名”来表达。我们可以同意各家都有为学的方法，但未必都与“名”相关，“名”也未必说的都是“逻辑”，但正是这种思维方式的误导，使名思想的研究长期限于非常狭小的圈内，得不到客观的，充分的整理。

　　近年来，中国逻辑史学界出现了对上述研究方式作全面反思的思潮，仍以“墨辩”研究为例，有学者认为，20世纪“据西释中”的“墨辩”研究方法，至少导致了两大失误。“第一，把目的、对象、性质及内容不同的两种思想混同为一，使两者的比较研究失去了前提。第二，专注于墨家辩学与西方传统形式逻辑在具体原理与概念上的比照对应，对形成和制约西方传统形式逻辑以及墨家辩学的历史条件缺乏足够的分析，影响了对这两者各自特有的内容与性质的认识。”所以他们不主张使用“中国逻辑学”而代之以“名学”和“辩学”。③

　　日本关于“名家”研究的情况也几乎完全相同，19世纪后随着西欧学术的传入，逻辑学作为西欧学术之基础受到格外重视，在中国历史中发掘与逻辑学相当的遗产之热潮也勃然兴起。④ 虽然他们比中国学者更早认识到西方学术原理在中国古代逻辑学研究方面的局限⑤，但也仅是在中国古代逻辑学研究内部作一些方法的调整。依然无人试图将名思想的研究，还原到更真实更广阔的空间，即“名”的政治思想史的空间中去。

　　笔者认为，20世纪的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研究非常有意义，也取得了巨大成果。经过数代杰出学者的努力而创建起来的中国古代逻辑学已经是一门独立的体系完整的学科，说中国古代并不存在一门类似逻辑学的学问是过分的，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全面否定论”，不利于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发展[8] (第28-32页)。但这种反思也并非偶然，而且有它的可贵之处。它说明中国逻辑学研究的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西方学术理论、方法在“墨辩”研究中的缺陷。这种缺陷表现为单纯认同式的比附，必然使“墨辩”思想所由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的分析得不得真正的重视，最终反而使“墨辩”思想得不得客观的研究。

　　缺陷不止于此，这100多年来的中国古代逻辑研究造成了一种习惯性思维，即根据西方的学术观念来分析中国古代思想时，我们很容易在接受其理论和方法的同时，把中国古代思想本来有机相关的问题割裂开来，“削足适履”式地去适应西方的学科分类。自从将“名”、“辩”与西方逻辑学相比附后，只要谈到“名”，似乎就只能从逻辑的角度出发。这样使很多看上去与逻辑学无关的“名”的资料被轻视，被闲置，甚至被曲解。特别是那些伦理意义上的、政治意义上的“名”，虽然是中国古代“名”思想中不可割裂的、有机的、重要的成分，却因为西方逻辑学研究的思路而得不到正视，得不到客观的研究。至今为止关于“名”的研究，几乎把重点完全集中于“名”在语言学上和逻辑学上的意义，即便讨论孔子和荀子的“正名”说，也大多是从逻辑学的角度。这样做不能说一点没有学术上的意义，但也显然没有触摸到问题的实质，孔子和荀子的“正名”，即便是与语言相关的问题，也必须与政治相结合，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归根结底，“知”与“言”的问题在中国是政治的问题，而西方则未必如此。另一方面，名思想被单纯当作逻辑思想来研究之同时，按照西方的学术观念创建起来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法律思想史，却在材料取舍上把“名”思想材料排斥出去，使其长期得不到有效的整理。

　　对西方学术思想(更准确地讲是近代西方学术思想)的生搬硬套和削足适履导致的灾难，不仅仅是材料取舍和研究课题选择上的偏差。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是理论框架的滥用。例如关于“名实论”的讨论，直到现在为止，仍有学者执着于名与实孰先孰后，即所谓主观与客观，第一性与第二性，唯心论与唯物论的问题。这就导致了道家的“无名”学说体系是唯心论，而以这种学说体系为背景产生的黄老思想家的以“名”应“形”理论却是唯物论这类可笑的说法。其实第一性第二性，唯心论唯物论之争对于中国古代“名”思想的研究并无意义。西方学术思想界自身也早已抛弃了这种思维方式，二十世纪后期语言哲学的发达，某种程度上讲正是对这种思维方式的批判。现在，借用现象学，借用语言哲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成为新的潮流。已有一些研究者尝试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去重新解读中国古代的“名”思想。这种新方法的主要立场是，在研究一部文献中，力争不设定主观的前提，竭力用文献本身来解读文献。应该说这是一种非常正确的立场，但是如果走向极端的话，仍然会成为正确研究的障碍。因为完全抛开注疏，抛开其他文献的对比，有时反而离开文献的正确解读越来越远。其次，当这些研究者引进大量新的理论框架和概念时，又产生了新的灾难。理论框架和概念是否被研究者自身正确理解，能否得到读者的正确理解是一个问题，新的一轮生搬硬套和削足适履是更大的问题。在利用现象学和语言哲学解读中国古代文献方面，出色的范例并不多。

　　三

　　由于至今为止缺乏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去研究“名”，过于重视语言学逻辑学意义上的“名”，已使名思想的研究偏离了思想史的实态。事实上，先秦秦汉时期的政治思想史不能没有“名”这根线索。战国时期“名”思想的盛行绝不是偶然的现象。知识论，宇宙观的发展，社会秩序的重新安排，君主专制体制的确立，政府职能的完善，实用主义思潮的盛行，这些复杂的社会思想背景与名实关系的讨论，与各种“正名”说的展开交织在一起，使“名”的思想呈现极其复杂的面貌。对“名”的思想的全面疏理，将有助于更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但这方面工作尚无人做。

　　在从事这项研究时，首先有必要确立研究的范围和方法。

　　第一，“名”的政治思想史虽然离不开“名”、“辩”的话题，不能不涉及公孙龙子、惠施及墨辩的“名学”和“辩学”理论，但既然以“名”的政治思想史为主题，那么，讨论的重点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名家”逻辑思想，而是“名家”的政治思想，及诸子百家中与“名”相关的政治思想。

　　第二，如果借用司马谈的“六家”观念作为学术工具，那么先秦“名”的政治思想史，主要可以沿儒家、法家、黄老思想家三条线索展开讨论。例如在儒家“名”思想这条线索上，应主要探讨孔子及荀子关于“名”的学说及《吕氏春秋》的部分篇章，同时通过批判儒家的法家、道家的眼光，反观儒家的“名”思想究竟有着怎样的特点和影响。在法家“名”思想这条线索上，应主要探讨《韩非子》关于“名”的学说，着重讨论“名”是如何成为专制政治之实用工具的。《尸子》及文献所见慎到的“名”思想，也大体上可以归入此线索。在黄老思想家这条线索上，应主要以《管子》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内业四篇，《韩非子》解老、喻老、主道、扬权四篇，及马王堆帛书中一般称之为《黄帝四经》的文献为材料，看黄老思想家是如何融合道、名、法为一体，形成一个既具形而上性质，又有实际操作可能性之政治体系的，《鶡冠子》也基本上可以归入此线索。《老子》、《庄子》等道家文献中也有许多与“名”相关的论述，但以道家思想为背景的黄老思想将“名”的政治思想发挥到了一个高度，所以应主要从黄老思想的角度展开考察。处于儒家“名”思想延长线上的董仲舒的“深察名号论”，集战国秦汉名思想大成的《尹文子》，也应成为考察的重点。至于《邓析子》，涉及文献材料真伪问题，只能作为一种重要的辅助材料。

　　第三，除了可信度较高的文献资料外，还应尽可能多地利用最新出土的考古材料。出土资料不像文献资料那样经过后人反复筛选和整理，在一定程度已经失去原貌，它最直接地反映出时代思想的真实情况。近年来，连续不断出土的简帛资料，如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简等，已为中国古代思想的再构建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材料。这些材料也反映出先秦秦汉时期“名”思想的发展是当时政治思想史的一条重要线索，尤其在马王堆帛书中，可以为“名”思想研究提供的材料极为丰富，当尽最大可能去利用之，把握之。

　　注释：

　　①本文所引《尹文子》原文主要依据的是伍非百所作《尹文子略注》，收入《中国古名家言》(见参考文献[2])中。《尹文子》非常集中地把“名”作为一种政治思想来论述，这在先秦秦汉时期的文献中是非常少见的，所以对本文而言是极重要的参考资料。但它又是一部问题甚多的书籍。其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 它是不是一部伪作。2. 它算不算名家著作。3. 《尹文子》是不是尹文本人的著作。笔者对此有过讨论，参见曹峰：《〈尹文子〉に見ぇる名思想の研究》，东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编《东洋文化研究》第八号，2006年。

　　②孙诒让：《籀廎述林》第十卷“与梁卓如论墨子书”，民国丙辰五年刻本。

　　③参照崔清田主编《名学与辩学》(参见参考文献[4])之“名学、辩学与逻辑——代绪论”。

　　④参照加地伸行《中国论理学史研究》第一部“中国にぉける论理学”第一章“中国古代论理学史研究の状况”一“日本にぉける场合”，研文出版1983年，第11-20页。中文可参照加地伸行：《荀子论理学之本质》之第二部分，辛冠洁等编：《日本学者论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86年，第154-159页。

　　⑤参照高田淳《中国近代の“论理”研究》，收入《讲座东洋思想4中国思想Ⅲ》第三章第一节，东京：东大出版会1967年。

　　【参考文献】

　　[1]王琯. 公孙龙子悬解[M]. 北京：中华书局，1992.

　　[2]伍非百. 中国古名家言[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3]章士钊. 逻辑指要[M]. 北京：三联书店，1961.

　　[4]崔清田主编. 名学与辩学[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

　　[5]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2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任继愈主编. 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7]胡适. 中国哲学史大纲[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8]孙中原. 论中国逻辑史研究中的肯定和否定[J].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0，(4)：1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