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战国秦汉时期对“名”的讨论极为活跃。当时的“名”可以分为两类，即伦理学政治学意义上的“名”与语言学逻辑学意义上的“名”。前者对中国古代思想史影响之大远远超过后者，但由于受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逻辑学的影响，以往的先秦名学研究只重视后者，未对前者展开过系统研究，这使名学研究偏离了思想史的实态。因此应转换方向，回归于思想史的正途，对先秦名学重新作出客观全面的梳理。

　　【关 键 词】先秦名学/西方逻辑学/中国古代思想史

　　一

　　战国秦汉时期对“名”的讨论极为活跃，几乎任何一家思想都谈“名”、重“名”。不仅所谓的名家，还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乃至兵家、阴阳家都对“名”有着独特的理解，都将其纳入到其学说中，成为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思想史课题。对其他思想流派的研究来说，“名”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切入口。为什么各家都会重“名”，他们对“名”有着怎样的表述，“名”在他们的思想脉络中有着怎样的地位和价值？到了汉代以后，关于“名”的论述为何越来越少，到了三国魏晋，“名”思想为何又突然复兴？这些，都足以构成研究课题。这项研究不仅有着广泛的发展空间，也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然而，一旦以“名”为课题展开研究，试图为之定义或分类，就会发现，这是一件极难做到的事情。“名”是一个意含极其丰富的概念，在先秦秦汉时期，由“名”所构成的词语或概念，因各家对“名”理解的不同而呈现出复杂的面貌。除了专门以“名”为研究对象的名家外，其余各家也都各有表述，如王琯所言“惟当时诸子之言正名，有兼有专。兼者，如管子韩非以法家谈名，荀子以儒家谈名，墨子以墨家谈名，尸子吕子以杂家谈名。在其学说全部只占一域，或为所标主义之一种基念，或以论旨旁衍与名相通。”[1] (第23页)这就使得“名”的概念，不可能像“仁”、“义”这类概念有着比较鲜明的学派倾向和相对集中的表述，而只能成为各种学说中的附属概念，其结果是导致“百人百义”，倡导正名的名思想自身反而是最难正名的对象。

　　究竟什么是“名”？从中国古代文献看，几乎找不到一个关于“名”的完整的定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为之所作的释义是“名，自命也。从夕口，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这是从“名”的字形出发加以分析，把“名”看作为一个动词，表明“名”乃人的自称。我们从中可以读出“名”的基本含义和语言相关，或者说就是标记符号。如果中国古代的“名”只有的这一重含义，那用语言学或逻辑学去分析就容易得多。其实不然，中国古代的“名”有着非常广阔的使用空间。从语言的角度看，就词性而言，它有的时候是名词，表示名称。有的时候是动词，表示命名、指称。有的时候是形容词，指“有名”。就指称的范围而言，它有的时候指的是具体名称，有的时候指的是抽象概念。例如《老子》首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第一个“名”与第一个“道”相对应，指的是抽象的概念和范畴，第二个“名”与第二个“道”相对应，作动词来使用，第三个“名”(常名)与第三个“道”(常道)相对应，即是普通的名称。从释义的角度看，“名”的意义可以随其所指的对象以及“名”的使用者发生变化。例如名的对象在为物的场合与为人的场合，与“道”相关的场合和与“法”相关的场合，“名”的使用者为君主的场合与普通人的场合，意义的世界可以完全不同。而且这种不同又随着时代，随着学派的变异而发生变异。

　　弄清中国古代的“名”到底有哪些语义，有哪些使用方法只是辞典式的工作。对本文而言，在分析“名”于不同的场合究竟怎么被解释、被使用之前，有必要先为之分类。只有做出比较合理的分类，才能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名”的世界中找出可行的途径来。

　　先看古人如何为“名”分类。伍非百先生曾经指出“尹文一派之形名家，与其他墨儒辩者之‘形名家’根本不同。墨分名为达、类、私三种，荀子分名为单、兼、共、别四类，皆从名之自身性质立言。而尹文则从名之所指的对象立言。”[2] (第476页)可见，战国秦汉时期，关于“名”的分类并不多见，只在《墨子·经上》，《荀子》及《尹文子》中可以看到。

　　《尹文子·大道上》对“名”作了如下的区分①：

　　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圆白黑是也。二曰毁誉之名，善恶贵贱是也。三曰况谓之名，贤愚爱憎是也。

　　“达名”、“类名”、“私名”及“单名”、“兼名”、“共名”、“别名”的分类法着眼于“名”作为一种范畴的外延，而《尹文子》的分类则着眼于“名”之对象。也就是说，前者仅从知识论的角度为“名”分类，后者的角度则宽泛得多，着眼的是“名”的社会功用(逻辑学界将《尹文子》在中国逻辑学史上的地位捧得很高，但其实《尹文子》中逻辑学意义上的论述非常少，以对“名”的区分为例，甚至看不到“达名”、“类名”、“私名”及“单名”、“兼名”、“共名”、“别名”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分类)。虽然目前关于“名”的研究绝大部分都围绕前者进行，但毋庸置疑，就中国古代名思想而言，其实后者更具现实性，因为前者仅仅是古代一小部分学者在书斋中讨论的内容，而后者才反映出“名”在中国古代社会意识中的真正地位，即它主要不是思维的工具和对象，而是政治的工具和对象。

　　所谓“名有三科”，其实只有二科，即“命物之名”和“毁誉、况谓”之名，因为后二种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命物之名”和“毁誉、况谓之名”虽然都是名称，但意义完全不同。第一种名表达的只是事物与名称之间的关系，可以与道德、伦理、政治无关。以惠施、公孙龙及墨辩为代表的“名家”所讨论的名基本上都是“命物之名”。第二种名即所谓“毁誉、况谓之名”，显然具有道德的、伦理的、政治的意义，与价值判断相关，它主要是儒家、法家所讨论的对象。集战国秦汉名思想大成的《尹文子》则既讨论“命物之名”，也讨论“毁誉、况谓之名”。不过，看过《尹文子》全文就知道，《尹文子》的重点依然在“毁誉、况谓之名”。

　　与“达、类、私”及“单、兼、共、别”这种分类法相比，“名有三科”的分类法并不严谨，但正是这种不够严谨的分类法，更真实地体现出先秦秦汉时期名思想的复杂性，也更鲜明地反映出中国古代名思想的特色。“名”之所以会呈现出上述的复杂的面貌，之所以会成为具备思想史意义的重要概念，虽然与“命物之名”有很大关系，但事实上与“毁誉、况谓”之名，即“名”的社会功用关系更为密切。在先秦秦汉时期，类似于惠施、公孙龙及墨辩学派那样的“专决于名”或者说“弱于德，强于物”的人其实不多，相反他们始终作为“奇辞”、“怪说”被儒家、法家为代表的当权者打压、批判。相反，“毁誉、况谓”之名因为与政治统治直接相关，所以成为热烈讨论的话题。如果说儒家的工作仅止于为对象给出“毁誉、况谓之名”，法家则不满足于此，法家正名的目的是为了付诸行动。例如《尹文子·大道上》说：

　　名称者，别彼此而检虚实者也。自古至今，莫不用此而得，用彼而失。失者，由名分混。得者，由名分察。今亲贤而踈不肖，赏善而罚恶。贤不肖善恶之名宜在彼，亲疏赏罚之称宜属我，我之与彼，各(或作“又”，据伍非百本改)復一名，名之察者也。名贤不肖为亲踈，名善恶为赏罚。合彼我之一称而不别之，名之混者也。故曰：名称者，不可不察也。

　　这段话反映出的是一种典型法家立场，首先“贤不肖善恶之名”与“亲疏赏罚之称”两种名称要严格地区分开来，但都由“我”即“君主”来操纵和把握。在将“贤不肖善恶之名”赋与臣下的同时，实施“亲疏赏罚之称”即类似于“法”的举动，因此，“名”的赋与权与“法”的执行权都必须由君主独断，不可轻易地让出去。这里，围绕“毁誉、况谓之名”，儒法两家在立场上有着鲜明对立。“今亲贤而踈不肖，赏善而罚恶”代表的是一种儒家的立场，因为儒家是扬贤而抑不肖，扬善而抑恶的，因此，“名贤不肖为亲踈，名善恶为赏罚”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在法家看来这已经侵犯君权了，“名贤不肖为亲踈，名善恶为赏罚”是惟君主能做的事，其他人不能染指。

　　综观先秦秦汉时期的典籍，只要涉及到“名”，其实大部分是这类“毁誉、况谓之名”，这类“名”既是道德评判之手段，又是可以操作的政治工具，也就是说与现实政治有着或远或近的关系。很多情况下，与“名物之名”相关的讨论也越出了知识论或逻辑学意义的范围，最终为政治服务。例如西晋的鲁胜虽然研究的是墨辩，但他在《墨辩注序》却指出“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就是说，依赖名所建立的秩序和准则最终是为政治服务的。所以，“正名论”、“名实论”、“形名论”作为战国秦汉时期盛行的话题，几乎都有两条线索，两套体系，既是知识论的，又是政治学的。

　　在西方人文科学中，上述二种名完全是不同学科的对象，即语言学、逻辑学和伦理学、政治学的对象。因此，如果套用西方的学科分类法，笔者认为可以将战国秦汉时期所讨论的“名”分为两大类，即伦理学政治学意义上的“名”与语言学逻辑学意义上的“名”。也就是说儒家所讨论的“名”，大致属于伦理学意义上的层次，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是调节性的而非规范性的。而战国中晚期法家及一些黄老思想家所讨论的“名”，往往与法思想密切相关，具有规范性的意义，是统治者可以直接把握和操作的工具。语言学逻辑学意义上的“名”主要是以惠施、公孙龙及墨辩学派为代表的“名家”所讨论的对象，他们把“名”自身当作一种认识对象来研究，注重认知的原理与方法，倾向于时空与物性的抽象辨析。不能说语言学逻辑学意义上的“名”没有对伦理学政治学语言学意义上的“名”产生过影响，但相当多的场合，前者只是后者批判的对象。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真正产生过影响的是伦理学政治学意义上的“名”。中国古代思想史，从广义上讲就是一部政治思想史，思想家们对“无益于治”的东西没有兴趣。正因为“名”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工具，如何把握它，管理它，由谁来把握它，管理它，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这种重视，甚至一度到了“名者，圣人所以纪万物也。”(《管子·心术上》)，“有名则治，无名则乱，治者以其名”(《管子·枢言》)，“名者，天地之纲，圣人之符”(《吕氏春秋·大体》)，“名正则治，名丧则乱”(《吕氏春秋·正名》)，“至治之务，在于正名”(《吕氏春秋·审分》)的高度，成为确立是非，制定秩序的根本性法则。

　　二

　　与语言学逻辑学意义上的“名”相比，至今为止，伦理学政治学意义上的“名”之专门研究不能说绝无仅有，但零散而无系统。换言之，所谓“名家”思想的研究最为发达，儒家、道家、法家、黄老思想家的“名”思想只有与“名家”发生关系的那部分才会受到重视，以“名”的政治思想史为主要线索的著述则一部也没有看到过。如前文所述，中国古代，伦理学政治学意义上的“名”无论在内容上及受重视的程度上都远远超过语言学逻辑学意义上的“名”，而目前的研究格局却正好与之相反。造成这种格局的原因同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的形成有关。毋庸置疑，当代的人文科学，即便研究的是中国古代思想，在学科分类、框架、概念、方法、手段上也完全受西方的影响。“名家”思想研究的兴盛，是二十世纪以后的事情，它与西方逻辑学思想在东方的传播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