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儒道佛的历史发展。由于着眼点不同，对三教历史发展的分期也便不同。笔者的分期只是其中之一。（1）儒学的历史发展。先秦儒学是儒学历史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孔孟荀是主要代表人物，是作为诸子百家中的一派而出现的。[13]汉唐儒学是第二个阶段，西汉董仲舒批判吸收了先秦秦汉其余诸家学说，使儒学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主要表现形式是经学。宋元明清是儒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理学家出入佛老，返归六经，创建了宋明理学，主要表现形式即为理学。五四以来，则是儒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从梁漱溟到杜维明，他们的时代课题是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复兴儒家文化传统，希望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乃至全球文明中继续发挥她应有的作用与影响。主要表现形式是现代新儒学。（2）道教的历史发展。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具有包容性、开放性等特点，这使得道教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古人所谓“杂而多端”。在包罗万象的文化体系中，神仙理论（或生死观）可以说是道教的核心内容。但在道教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对长生成仙或者说对解脱生死的看法是有所变化的。大体而言，可分为从汉魏时期重视肉体成仙到隋唐偏重精神解脱，再到宋元时期的性命双修理论。近现代以来，道教学者陈撄宁先生提出了一种新的“仙学”理论，张继禹先生提出了“生活道教”的理念，胡孚琛先生提出了“新道学”理论，这些都可以认为是道教学术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表现形式。（3）中国佛教的历史发展。自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实际上就开始了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过程。按其不同的特点，可以划分出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佛教初传到两晋时期。这个阶段的佛教主要是依附于传统思想而在中土扎下根来，突出的标志是僧肇在批判玄佛合流的基础上创建佛教哲学体系。从南北朝到隋唐五代，是佛教中国化的第二个阶段。这是从学派林立发展到创建宗派的过程，也是中国佛教发展走向鼎盛的时期。天台、华严和禅宗等中国化佛教宗派的出现，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基本完成。入宋以后，佛教的中国化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它对宋元道教的内丹学和宋明新儒学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同时还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了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成为整个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近现代以来，则是中国佛教历史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其突出标志是“人间佛教”理念的传扬和实践。
2、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这个问题学术界已讨论得很多，得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这里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也即从“传统”与“现代”的相对性角度进行简要探讨。从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而言，如何继承和发扬三代以来的文化传统，以应对春秋时期的各种社会问题，即是孔子当时所要处理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从文化角度而言，孔子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无疑是相当成功的。但文化不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这是孔子留给后人的历史遗憾！秦汉之际，如何继承和总结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以适应大一统之后的社会政治环境，这是秦汉之际政治家、思想家们所要处理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他们先后做出了三次选择，即“以吏为师”、“黄老无为”与“独尊儒术”。他们的得失成败也给后人留下宝贵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两汉之际，佛法东渐。当时大概谁也没想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演进从此别开生面。这个外来文化日后竟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个过程竟经历了五、六百年之久！这期间三教的矛盾冲突与调和融合，都给后人留下宝贵的历史启示！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魏晋隋唐时期，佛教文化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某些方面佛教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儒道两教。因此，率先几乎完美地实现了三教合一的，不是儒家，也非道家，而是六祖慧能所创立的中国化佛教——禅宗，也就不足为奇了。但确实值得深思。入宋以后，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即儒家文化角度而言，如何回应佛老，便是宋明新儒家所要处理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他们所建立的宋明理学可以说实现了文化的大综合、大创造，把中国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但内圣有余而事功不足，这是他们留给后人的深刻的历史教训。晚清以降，中国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这个变局一直影响到今日。那时期政治家和思想家们所提出和考虑的许多问题，直到今天仍不敢说，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其中，如何面对和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使传统文化得以继承和发展，也即传统文化的现（近）代化问题，就是从那时提出，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和认真思考的问题。当前，在所谓“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背景下，这一问题被更加严峻地提到日程上来。如何反省和体认以儒道佛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适应并引导当前的社会发展趋势，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新课题。我们从历史发展角度回顾和反省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特别是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过程，目的在于从中获取有益的历史启示。当然，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和当今所面临的全球化过程远非古代佛法东渐那么单纯，其内涵与性质都要丰富而复杂得多。但两者总有一定的相同相通之处。我们应当而且能够从中获取宝贵的历史启示！
3、儒道佛的现代转化及其与现代教育的关系。现代教育取代传统教育是历史的必然，而且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卓越成就。但正如有识之士所指出，这些成就并不能掩盖现代教育日益明显的缺陷，主要表现为片面的科技化知识追求掩盖和削弱了人文学科的教育，以致造成教育本身内部的目的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的分裂、知识传授与人格培养的脱离，以及“成人”与“成才”的对立。教育理念在日益强劲的“实用理性”和“工具理性”的驱动下分化成了不完整的、片面的教育策略和办学方针，使得“德智双修”、“成人成才”的教育本质发生了严重的扭曲。而且在社会分工日益细密的趋势下，教育正朝着越来越专业化、技术化、实用化的方向发展，在“人才市场”的压力下，教育也开始经济化、商品化。[14]另一方面，政治化的意识形态说教过于浓厚，不仅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反而让不少学生对“政治教育”、“道德说教”形成逆反心理。这种状况是值得忧虑的。毫无疑问，以儒道佛思想价值为主导的传统文化教育能够在这方面起到一定程度的矫正和纠偏作用。如果教导有方，学习得法，其作用自不限于“矫正和纠偏”，而应具有更大的价值和更深的意义。[15]当然，这就要求儒道佛三教要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实现自身创造性的转化，才能为现代人提供更有效、更具现实意义的精神教化资源。
但是，如何实现儒道佛三教自身创造性的转化？这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和实践检验的重大问题。近百年来，现代新儒家的探索、“人间佛教”的实践，以及近年来“生活道教”的倡导，都体现了一种“人能弘道”的精神。无疑应该继续发扬。但值得注意，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建设，不管怎样探索、回答这一问题，都只能说是当代中国问题的一个方面，而远非全部内容。现代社会所普遍认同的诸如市场经济、民主法治、科学技术，乃至自由、人权、人格等价值观念，仍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当然，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也有它的局限性。就像大众文化或流行文化一样，容易为一时的、感性的利益所驱使，而缺乏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和崇高的神圣感。民主制可以说是大众文化在政治领域的具体表现。因此，当代中国的政治建设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民主制度，需要结合本国国情加以改进和完善。这里所谓“国情”，不仅指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还包括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只有深刻地领悟“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辩正关系，才算完整地把握到了“中国国情”的基本内涵；只有创造性地把“传统”转化为对“现代”的一种积极的促进和提升的力量，才算无愧于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只有从“现代”着眼（包括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着眼和从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着眼），才能激活“传统”资源，使“传统”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使传统智慧在现代社会发挥应有的作用。[16]
由此可见，如要实现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那么，在国民中形成一种努力继承和弘扬优秀文化传统的共识就显得非常重要而且紧迫，因为文化建设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因此，是该认真考虑“传统文化经典进课堂”的时候了！[17]
主要参考文献
[1]张岱年《儒学与儒教》，载《文史哲》1998年第3期
[2]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7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
[3]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4]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5]何光沪《何光沪自选集》，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6]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7]纪宝成《中国人民大学为什么要发展国学——在“国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载《中国思想史通讯》2006年第1辑，见“孔子2000网”
[8]彭永捷《漫谈“传统文化经典进课堂”》，载张晓华主编《东方道德研究》第8辑，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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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任继愈《论儒教》、李申《中国儒教史》、何光沪《何光沪自选集》等论著，以及“孔子2000网”所发表的相关讨论。
[②] 参见张丰乾《天祖教》，载“孔子2000网”。
[③] 参见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以及牟钟鉴《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卷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④] 张岱年《儒学与儒教》，载《文史哲》1998年第3期
[⑤] 见何光沪《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合一》，载《何光沪自选集》，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第56页。
[⑥] 诚然，儒学与儒教有着密切关联。不仅表现为一种历史关联，而且存在意义关联，儒教的敬天祭祖在儒学中仍具有重要意义，儒学的“慎终追远”、“乐天知命”，以及“仁”、“礼”等核心词汇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实际上具有一种宗教性的超越意义。
[⑦] 当然，在不同语境中，道学所指不同。如道学也指宋明理学。
[⑧] 梁漱溟《东方学术概观》，见《梁漱溟全集》第7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⑨] 参见拙文《“践道”与“论学”——从所谓“冯友兰现象”谈起》，《东方文化》1996年第6期。
[⑩] 事实上，明代高僧真可即曾说道：“学儒而能得孔氏之心﹐学佛而能得释氏之心﹐学老而能得老氏之心﹐……且儒也﹐释也﹐老也﹐皆名焉而也﹐非实也。实也者﹐心也。心也者﹐所以能儒能佛能老者也。……知此乃可与言三家一道也。而有不同者﹐名也﹐非心也。”（《紫柏老人集》）
[11] 《坛经·付嘱品》：“自性若悟，众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众生。”
[12] 参见丛日云《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中西政治文化的两种气质》，载徐大同、高建主编《中西传统政治文化比较研究》，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13] 这种表述存在不足之处，无形中缩小了孔子作为三代文化的“集大成者”的意义及儒学的内涵。所以，这只是一个勉强的、方便的、从众的表达而已。
[14] 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第572页。
[15] 南怀瑾先生曾对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说，人大国学院应该培养真正的治国人才。因为，中国历代著名的大臣宰相都是“国学”培养出来的，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在他们那个时代绝对是精英。纪校长赞同这一观点，说：“我们可以在国学专业教育中加入与时代相适应的内容，一样可以培养出将相之才。……我想老先生这样讲，是在勉励我们，让我们要有这样一个目标，亦即国学教育应当有培养经世济民之才。”见纪宝成《中国人民大学为什么要发展国学——在“国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载《中国思想史通讯》2006年第1辑，转引自“孔子2000网”。
[16] 张立文先生所著《和合学——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即是一个很好的尝试。该书有两个版本，分别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7] 参见彭永捷《漫谈“传统文化经典进课堂”》，载张晓华主编《东方道德研究》第8辑，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