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借用——通过改变已有术语的含义进行翻译。另有一种情况就是借用。所谓“借用”，是指在中国本有术语与所译介引入的外来哲学术语在词义上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情况下，通过对中国本土术语附加新的含义的方法来译介引入外来哲学术语。比如以“封建”译介feudal就属于这种情况。在马克思主义中，feudal society是指处于奴隶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前的一种社会形态，而中国本土术语“封建”是“封国建藩”的简称，指帝王以土地、人民、爵位、名号等赐人而使之建国于封定之区域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在秦朝实行“郡县制”后就灭亡了。显然，“封建”与feudal的意思是大相径庭的，而这大相径庭的含义是后来通过借用派生出来的。如，以“经济”译介economy也是这种情形。“经济”在中国古典学术中的意义是“经世济民”、“经邦治国”的意思。古人曾云：“朱熹尝论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24]因此，中国近代在翻译economy的时候，曾经用过“富国学”、“富国策”[25]、“平准学”和“计学”[26]等术语。然而，日本人使用了“经济”一词来翻译economy，后来被孙中山等人接受，且慢慢地“约定俗成”在中国哲学术语系统中固定了下来。再如，以“民主”一词译介democracy也属于此种情况。“民主”一词在中国古代是“民之主”之义，指的是统治人民的国君、皇帝等人；而democracy的含义则完全相反，它意指“人民主权”，是“人民的统治”和“人民的权力”之义。显而易见，以“民主”翻译democracy，“民主”一词在含义上也发生了重大转向。可见，“封建”也好，“经济”也罢，用中国本土旧词来翻译外来术语，实只是借用了中国旧词的词形，其新的意义主要是派生出来的。
其五，造词——通过创造新的术语进行翻译。比较特别的一种形式是通过造汉语新词来译介引入外来哲学术语。比如，近代曾以“理学”、“性理学”和“形上学”来翻译philosophy，以“形而上学”翻译metaphysics。这些都属于造汉字新词来译介引入新术语的情况。需要说明的是，“理”、“性理”和“形上”诸词是中国古典学术中的旧词，但“理学”、“性理学”、“形上学”和“形而上学”等则是创造出来的新术语。对于philosophy的翻译，后来日本近代哲学家西周用“哲学”来翻译philosophy，其含义上更为贴切，而且“哲学”这个词也带有古汉语的韵味。所以，西周的翻译传到中国以后很快就被学界接受并继承下来。西周还以“科学”来翻译science，这一翻译在中国哲学中也保留了下来。汉语“美学”一词是另一位日本哲学家中江肇民（1847-1901年）所创。19世纪末，日本学者开始以“本体论”译介ontology，后来传到中国也被中国学者所接受。像这样通过创造新术语来译介引入外来哲学术语的情况还很多，比如“唯物”（material）、“唯心”(ideal)、“物质”(substance)、“意识”(consciousness)、“实体”（entity）、“实在”（reality）、“抽象”(abstract)、“客观”(objective)、“主观”(subjective)、“否定”(denial)、“人格”（personality）、“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等等。
通过造汉语新词来译介引入外来哲学术语的形式与前几种形式都不同。在前几种形式中，不管它们是表面相应的“格义”，或匹配一致的“直译”，还是意义的“引申”，或含义的“借用”，它们都采用了中国本土旧词之现成形式。然而，由于中外哲学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因此，总有一些外来哲学术语难于找到匹配对应的中国哲学旧词。在这种情形下，就只好用汉字创造新词来翻译外来哲学术语。当然，这种创造并不是任意胡为的，而是遵循汉字固有的造词法进行的。相比较而言，造汉语新词这种方式与其他几种形式之区别很类似于冯友兰之“瓶酒关系”之喻。冯友兰认为，“西洋学说之初东来，中国人如康有为之徒，仍以之附会于经学，仍欲以旧瓶装此绝新之酒。然旧瓶范围之扩张，已达极点，新酒又至多至新，故终为所撑破。”[27]这段话可引申为：在外来哲学术语的译介引入过程中，当旧有本土术语够用之时，可依傍本土术语来翻译，此为“旧瓶装新酒”。然而，外来术语不断涌入，旧有本土术语“故终为所撑破”，于是不得不造新词以应对了，此则为“新瓶装新酒”。无疑，“新瓶装新酒”更能丰富中国哲学的术语系统。
三
从胡适、冯友兰等人建立中国哲学学科算起，至今已接近一个世纪了。伴随着这门学科的建立，除了对中国本土术语的直接承继之外，大量的外来哲学术语被译介引入进来。而且，随着这些术语与中国本土固有术语的不断融合，其中有些术语已深入到中国哲学当中，成为了中国哲学“已有”的术语。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的外来哲学术语还在不断地加入到中国哲学术语系统当中。王国维说：“周秦之言语，至翻译佛典之时代而苦其不足”，于是有晋、唐时代大量印度佛教术语之输入，大大丰富了中国术语；时至现代，“至翻译西籍时而又苦其不足”，于是又有今之新术语的涌进。[28]王国维的此番论定，不仅肯定了外来术语对中国术语系统的丰富作用，而且也肯定了这些术语对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推进意义。
在当今世界经济和文化一体化进程日益加快的时代，中国哲学与外来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的交流互动节奏也明显加快。在这种形势下，又一次大规模的外来术语的译介引入即将进入“正在进行时”。因为从学理上来看，要研究外来的哲学，就必须使用它本有的语言和术语系统；要吸收借鉴外来的哲学思想，也必须同时译介引入相应的哲学术语。历史告诉我们，“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讲一学，治一艺，则非增新语不可。”[29]“故我国学术而欲进步乎，则虽在闭关独立之时代犹不得不造新名，况西洋之学术骎骎而入中国，则言语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势也。”[30]面对这种形势，我们对外来哲学术语的译介引入应持积极的态度，如果态度不积极，可能会影响与外来哲学的交流与互动，从而贻误中国哲学发展的契机。然而，外来哲学术语的译介和引入是个相当复杂的互动过程，非简单的语词翻译问题，因此对外来哲学术语的译介引入还应持一种慎重的态度。如果态度不慎重，可能会瓦解中国哲学本身的规定性，从而使中国哲学成为“外来哲学在中国”。因为外来术语只有与中国的固有学术实现有机的结合，才能被中国哲学所接纳和吸收。
总之，面对又一次将要“正在进行时”的大规律的外来哲学术语的译介，前文所述之五种史学来源，可为我们汲取各方面哲学思想及其术语提供一个宽阔的视野；前文所述之五种语言文字学来源，可为我们译介引入外来哲学术语提供技术层面的参照。衷心地希望，在当今中外哲学之互动中，中国哲学能够在汲纳外来新术语的过程中使其思想和术语更丰富，从而推进与强势外来哲学的平等对话和良性互动。
注释：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华书局，1961年，第13页。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华书局，1961年，第14页。
[3]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二版，第37页。
[4]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二版，第38页。
[5]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二版，第38页。
[6]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文教授即持此说。参阅张立文主编、蔡方鹿等著《中国哲学范畴精粹丛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
[7]即今伊朗。
[8]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二版，第207页。
[9]王国维：《王国维论学集》，傅杰编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87页。
[10]十九世纪中期，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实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政策，掀起学习西方的运动。
[11]王国维：《王国维论学集》，傅杰编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87页。
[12]“唯心”一词在此前已由佛教传入中国学术界。
[13]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4-5页。
[14]慧皎：《高僧传·竺法雅》。
[15]汤用彤：《汤用彤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41-142页。
[16]参见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01页。
[17]陈寅恪：《陈寅恪先生文史论集》上卷，（香港）文文出版社，1972年，第287页。
[18]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下），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04页。
[19]严复：《严复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319-1320页。
[20]严复：《严复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320页。
[21]比如：《五灯会元·卷第二·圭峰宗密禅师》：“灭度后委付迦叶，展转相承。一人者，此亦盖论当代为宗教主，如土无二王，非得度者唯尔数也。”
[22]《易经·革卦·彖传》。
[23]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二版，第217页。
[24]《宋史·王安石等传》。
[25]英国人福西特（H.Fawcett，1833-1884年）于1880年（清光绪六年）以《富国策》为名翻译出版《政治经济学提要》。
[26]严复在译著《原富》（亚当·斯密著）中译“经济学”为“计学”，参见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27]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华书局，1961年，第5-6页。
[28]王国维：《王国维论学集》，傅杰编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86页。
[29]王国维：《王国维论学集》，傅杰编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86-387页。
[30]王国维：《王国维论学集》，傅杰编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8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