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是建立在越来越细的社会分工上的，这就造成了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专业缺憾”：一个人才能的发挥必须被固定在某个学科领域中，他在有生之年如果能在这个学科的某个分支中的某个专业方向中的某个问题上有独到的见解，抑或真的解决了这个问题，那简直就可以获得诺贝尔奖金了。这种状况对于学科的发展的确是必要的，也是卓有成效的，但它毕竟是以牺牲人的其他方面的才能和爱好为代价的。于是人们便大力提倡“通才教育”，不过看来成效甚微。将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恐怕还是得这样：各个学科由专门人才负责研究，大多数人享用他们的成果。哲学无疑也需要专门的人才，但是却不应该变成大多数人的“专业缺憾”，因为哲学作为世界观、人生观或价值观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它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或思想“在场”。当然，我们每个人不一定以哲学为专业，但是我们都应该学习哲学，或者说，思考哲学问题，这就如同我们每个人不一定都成为伦理学家，但是都应该有道德一样。人们可能会说，道德不是学出来的，哲学也不是学出来的，这可能是对的。不过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天生有德性的人或者天生的哲学家，这也是事实。实际上，伦理学之为德性，哲学著作之为哲学素养，起的是引导上路的作用。 
    那么，我们能否消除哲学与公众之间的障碍呢？哲学与公众之间的障碍在于哲学所特有的话语形式，因而问题就是，我们能否找到一种能够让公众理解的哲学话语呢？这的确是一个难题。 
    表面看来，学术语言的规范与公众的理解力之间存在着矛盾，我们当然不应该为了迁就公众的理解力而使哲学庸俗化，然而问题并不如此简单。研究哲学的人要求学术语言规范化是无可厚非的，不过许多大哲学家却往往不受这些约束（读一读尼采、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福科和德里达）。其实，哲学的话语形式始终在演变之中，只是在一段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试比较柏拉图、斯宾诺莎、康德、尼采、维特根施坦、海德格尔和德里达表达哲学思想的方式。不仅如此，20世纪哲学的表达方式亦呈现出越来越多元化的趋势。我想，研究哲学的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团体”，尽可以保持只有他们自己才听得懂的“行话”即所谓规范的学术语言，这是他们的“特权”，也是他们发挥才能的舞台，别人不应该干涉，也干涉不了。然而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大力提倡哲学的多元化和个性化。其实，如前所述，哲学是非常个人的东西，因为它是不依靠其他东西而自足的，也可以说是“自由”的，不仅是自由的，而且是开放的。现在，哲学所言说的对象已经从古典哲学那种“宏大叙事话语”转向了现实生活，而现实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并非只有一种颜色。因此，让哲学走向公众并不是非得使哲学庸俗化，而追求学术语言的统一也只关涉言说的形式，关键还在于内容。在某种意义上说，学术规范的失衡主要不是因为形式，而是由于“言之无物”从而缺少实际内容的结果。当你拿起一本哲学书，发现其中充满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奇谈怪论和说不清道不明的时髦概念之时，这就需要你自己作出判断：我们这个时代究竟是出了一位大师，还是又多了一个江湖术士。本分的哲学工作者愤愤不平的是，这年月往往是江湖术士大行其道，踏踏实实的研究永远要坐“冷板凳”。不过愤慨归愤慨，我们却不能以进一步强化哲学话语的“专业化”来“自虐”。因为其后果必然是形成并且加剧两个世界的对立：一个是高高在上的哲学王国，一个是深入民间的草莽江湖。 
    有点哲学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哲学问题乃是一些只有不同的解答方式而没有唯一的终极答案的难题，因而哲学是多元化、异质性和开放性的。不要以为这是哲学的缺陷，这实为哲学的优越之处，它表明哲学且只有哲学是真正自由的学问。既然如此，要求哲学语言必须千篇一律，实在是强人所难。学术界要自律，其关键要害并不在这里。 
    哲学或许注定了不可能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因为它的理想性的确有其超越现实生活的一面。倘若哲学因此而拒绝公众的理解，那还有情可原。但如果是由于哲学的话语形式使哲学隔绝在公众之外，我们这些所谓“搞”哲学的人恐怕要成为“千古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