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仁义之心对历史变革的重要性出发，黄宗羲考察了人的主观动机对历史事件的重要作用。“人心无不仁，一念之差，惟欲独乐。故白起发一疑心，坑四十万人如虮虱；石崇发一快心，截娥眉如刍俑；李斯发一饕心，横尸四海；杨国忠发一疾心，激祸百年。战国之君，杀人盈城盈野，只是欲独乐耳”。[17]（卷一）历史事件的发生有极其复杂的原因，历史人物的主观动机、道德意识，即所谓“一念之差”，当然也起很大作用。黄宗羲能够看到人的思想动机在历史活动中的作用，实属难得。由此出发，他特别重视君主的自我修养，并从心学的角度将儒家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加以发挥，要君主自觉地端正思想动机。黄宗羲在论述历史变革时，一方面能够认识到历史变化有一定的客观趋势及必然性，人们必须因时而变，顺势而治，另一方面又能看到人在历史变革中的主导作用，注意到人的主观动机对历史事件的影响，确乎达到了历史哲学的高水平。


    三 


    黄宗羲历史变革论的中心是万民。在他看来，所有的变革都必须围绕万民的利益进行，都必须有利于民生，一切均要从民众之需要出发。这是孟子“民贵君轻”思想在明清之际的重新发挥，是黄宗羲用以区别仁义之心与非仁义之心的标准，更是黄宗羲历史变革论的立足点。从黄宗羲的著作中，我们无数次地看到这样的言论，诸如“志仁者从民生起见”，[18] （卷六）“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19]（《原臣》）等等。从关注生民休戚这一中心出发，黄宗羲指出了封建君主专制愈来愈强，人民遭受政治压迫、经济剥削愈来愈严重的现实。他认为，中国历史有两大变局，秦汉为一变，蒙元为一变，愈变对老百姓的盘剥愈严重，所谓“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苟非为之远思深览，一一通变，以复井田、封建、学校、卒乘之旧，虽小小更革，生民之戚戚终无已时也”。[20]（《原法》）他认为，历史经此两变，积弊日久，百姓灾难日深，小的变革已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远思深览，一一通变”，进行较大的变革。只有这样，才能结束生民戚戚惨惨的生活。他还具体分析了一些制度的变更对百姓日深一日的盘剥。比如税法，从古代井田制到秦废井田，为一变；自秦而至于唐，行两税法，由征粟帛改为征钱，又一变；自明以来，废钱而征银，此又一变。“经此三变，民生无几矣”。[21]（卷三）制度的变化，关键是看其病民还利民，利民之变为善，害民之变为不善。

    从万民利益出发，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对封建君主专制进行了猛烈抨击。他把三代以下与三代以上进行了对比，认为三代以上之君，为万民而设，为万民谋利；三代以下之君则为个人谋利，将天下变为个人之私产，胡作非为，“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己矣”。[22]（《原君》）三代以上之臣，为天下万民，非为君主一人，三代以下之臣，只为君主谋利。三代以上之法是万民之法，三代以下之法则是一人之法。赋税由古至今，愈来愈重，取士制度由古至今，弊端愈来愈多。总之，三代以来，各种制度都变成与民众利益相对立的了。

    黄宗羲在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变革社会体制时，数言三代，盛赞三代制度良善，而后世弊端丛生，其目的并不是要复古，而是借儒家所崇尚、向往的三代制度来批判后世愈来愈严酷的封建君主专制。黄宗羲生活的时代，虽然已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也出现了带有市民气息的种种思想，但成熟的市民思想并未形成，还不可能为人们批判封建君主专制提供新的锐利武器，黄宗羲只能从积淀深厚的传统儒家优秀思想武库中取来武器，对君主制进行批判，此乃时代条件使然，不能过分苛求。况且，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变革封建专制体制的种种方法，富有时代气息，将儒家民本思想与明中叶以来生长的“人各得自私，人各得自利”的个体平等观念相结合，为人们设想了一幅未来社会的蓝图。

    在政治体制上，其一，君、臣平等，共同理事。君臣和父子不能相提并论。父子关系是血缘关系，千古不变，故父为子纲；君臣关系不是血缘关系，是因“天下之责”而联结在一起，可以“累变”。这就打破了封建时代家、国同构的观念，有了近代资本主义思想的萌芽。其二，提高宰相地位，限制君权。其三，以学校作为监督君主的议论机关。在法律上，要求“立天下大法”，“废一家之法”，主张法治重于人治。在经济上，提出恢复井田制以抑制土地兼并。在文化上，主张兴办学校，提倡绝学。等等。这些，就是黄宗羲所向往的历史变革的最终结果。

    黄宗羲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批判以及对未来社会的构想，在近代中国产生过很大影响。戊戌维新运动高涨时，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节钞《待访录》，印行数万册，广泛散布，并说该书是当时“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是“宣传民主主义的工具”。[23]资产阶级革命派人物陈天华在《狮子吼》一书中将《明夷待访录》与卢梭《民约论》相提并论，足见《待访录》本身具有民主启蒙思想。

    参考文献： 

    [1][6]黄宗羲. 画川先生易俟序[A]. 黄宗羲全集（第十册）[C].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2][3]黄宗羲. 易学象数论[A]. 黄宗羲全集（第九册）[C].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4]姜希辙. 历学假如序[A]. 黄宗羲全集（第九册）[C].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5]谢国祯. 黄梨洲学谱[M]. 上海: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

    [7][9]黄宗羲. 明儒学案[M]. 北京: 中华书局,1985.

    [8]李明友. 一本万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4.

    [10][13][14][15][16][17][18][21]黄宗羲. 孟子师说[A]. 黄宗羲全集（第一册）[C].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11]孙叔平. 中国哲学史稿（下册）[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304.

    [12]黄宗羲. 留书自序[A]. 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C].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19][20][22]黄宗羲. 明夷待访录[A]. 黄宗羲全集（第一册）[C].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23]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 中国书店,1983. 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