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老子的契约“管理”思想与先前圣人的契约“调解”的思想泾渭分明。
所以，正是老子的“无为而治”观、“善恶”观，和“契约”观决定了老子的“德治”政治思想。
而老子的“德治”政治思想，它与“愚民”政治有着本质的区别，并对“智者”给予了深刻批判，故是批判继承先前圣人的“德政”思想的结晶；它以“契约”管理为根本，表现出了“重契抑法”、“以契彰德”，和“以德报怨”、“以德服人”的本质。
不难看出，特别是老子“契约管理社会”的思想，无疑的，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因为，一方面，在“契约”的范围内，契约双方的责、权、利明确。由此，凡是那些超越了契约范围的欲望和追求，是被社会所反对的。正是如此，可以实现如老子所说的“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的思想，从而使人们保持淳朴的本色，这就是：“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而便于管理；另一方面，也在“契约”的范围内，人们有了一定的“自由”、“自主”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就能调动起人们发展生产、发展事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利于社会发展。这样一来，老子的“契约管理社会”就从根本上消除了“愚民”的问题。
而且，“契约”的制订，体现出了“对等”和“公平”的原则，即“民主”的原则，并且，可以形成社会的有效“民主”监督。在老子看来，“法”，毕竟是统治者，或者极少数人通过自上而下制定出来的，法的解释权在上而不在下，故“法”带来的利益只有解释者自己才知道。而它远远没有“契约”，即与老百姓直接见面的“约定”来得清楚和明白。并且，“契约”的制定是自下而上的，涉及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更易于老百姓监督。对于违反契约的行为，老百姓就敢于说“不”。这样，社会的发展就可以体现出百姓的意志。
那么，老子的“德治”政治如何才能得以实现呢？
在老子看来，要实现“德治”，就必须在树立“善恶”观，和实行“契约”管理的基础上，特别要做到“无为而治”。
老子认为的“无为而治”是什么呢？这就正如老子所说，一方面，在契约管理上，要做到“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另一方面，在法制管理上，要做到避免“法令滋张”，避免“盗贼多有”。
为什么？
先就“契约管理”来说。
对于老子的“绝圣弃智”。其中的“绝圣”是何意义？如上文所见，在老子看来，这就是要杜绝先前“圣人”采取的“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的“无为而治”的“愚民”政治；而其中的“弃智”又是何意义？如上文所见，在老子看来，这就是要杜绝奸滑、奸佞之徒出于“唯我”、“唯私”的“坑民”政治。对此，老子明确指出：“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老子认为，“圣”、“智”寓于百姓之中，只有被百姓认同的“圣”、“智”，方才能够视为“圣”、“智”。故那些统治者自诩为“圣”、“智”的结果，其必然高高在上，自以为是，唯我独尊，就会对百姓指手划脚，肆意伐挞，就会搞“愚民”或者“坑民”政治，就不可能做到顺从百姓的意愿，就不可能做到顺应民心。
因此，“愚”和“智”都是被老子唾弃的。而杜绝“愚”和“智”的根本办法，就是“契约”管理。故老子提出“绝圣弃智”，就在于要做到“有德司契”。并认为，只有做到“有德司契”，方能“民利百倍”。即可以使百姓的力量得到极大的发挥。从而体现出了老子深刻的民主思想。
对于老子的“绝仁弃义”。在老子看来，“仁”、“义”的出现已为不祥之兆。故云：“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而杜绝“仁”、“义”出现的根本办法，也就是要做到“有德司契”的“契约”管理。并认为，只有做到“有德司契”，方能“民复孝慈”。即，使人们保持淳朴的本色，体现出孝敬、和善的美德。
对于老子的“绝巧弃利”。其中的“巧”，是与“智”的意思基本一致的。故这里的“巧”，则指的就是“钻营”，即靠不正当的手段获利、营生。“绝巧”就是要杜绝这种不正当的“钻营”；其中的“利”，则指的就是“利诱”和“贪欲”。“弃利”就是要杜绝利诱和贪欲。在老子看来，“绝巧弃利”的根本办法，也就是要做到“有德司契”的“契约”管理。并认为，只有做到“有德司契”，方能“盗贼无有”。即，防微杜渐，从根本上消除盗贼滋生的土壤。
可见，“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三者，都是老子“有德司契”的“契约管理”的题中应有之义。换一句话来说，只有做到“有德司契”的“契约”管理，就能够做到“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而实现“民利百倍”、“民复孝慈”、“盗贼无有”。正是如此，老子强调说：“此三者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即认为，在杜绝了先前圣人“无为而治”的“愚民”和“智者”的“坑民”弊端之后，便可以恢复人们纯真、淳朴的思想品质，私心就会大大减少，私欲就会大大减轻，人们都依据“契约”的精神在办事，那么，这样“治世”起来，哪里还有一点担忧和忧愁呢？
后就“法制管理”来说。
老子认为，“法令滋张”的结果，就必然会出现“盗贼多有”。为什么？老子明确指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人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故“法令滋张”的结果，必然导致“言出法随”、“政出多门”，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这就不可避免的给各级官绅贪污、勒索百姓造成可乘之机，各级官绅从中混水摸鱼，就会导致百姓在不能摆脱重负之下而沦为“盗贼”，甚至造反和起义。同时，在老子看来，“法制”本质上表现为“以力服人”，而与“以德报怨”、“以德服人”相悖。故“法令滋张”的结果，必然会导致百姓产生“畏法”、“惧法”的心理，和产生逆反心理，而导致负面的影响和作用，从而失去法制的真正效力，失去民心。因此，“慎法”和“少法”，无疑的，是老子“无为而治”的题中应有之义。
因此，在这里，可以给老子的“无为而治”下一个定性的结论：老子所谓的“无为而治”，它是突现“民心”和“契约”思想的反映，是统治者顺应民心的治世立场和态度，是统治者的立场向百姓立场靠近，甚至一致的根本办法和措施，是统治者消除“武”、“戈”的根本途径，是实现“德治”政治，并促进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的重要表现。
然而，时至今日，理论界对老子的“无为而治”仍存误解。
有人认为，“无为而治”是“阶级调合”。这是错误的。
因为，老子清楚的看到，在阶级对抗的情况下，一旦统治者忙于“利已”，则必然导致“伤民”。而正是“伤民”，使得在阶级社会中历来“武”、“戈”不息，甚至出现被统治者的“造反”、“起义”，带来社会的震荡。故在“利已”和“伤民”之间，老子认为，只有统治者“妥协”，实行“无为”，方能解决好这个问题。同时，老子认为的这种“无为”，是在不影响既定的统治秩序之下的，并建立在“契约”基础之上的“无为”。故这种“无为”，保证了统治者在“契约”关系中的“一般既得利益”，而杜绝，或者牺牲的是统治者超越“契约”关系而对“特殊利益”的追求。可见，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经济调合”并不存在。正是如此，老子的“无为而治”，就不是反映的一般阶级的“经济”范畴之间的斗争问题，不是反映的一个“经济”问题，不是反映的“阶级调合”问题，而是反映的一个“是否顺乎民心”的“政治”问题[3]。
在老子看来，只有统治者顺乎民心，才能最大限度的代表百姓的意志，才能最大限度的调动起百姓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促进生产发展、经济繁荣。从中，也就实现了统治者的“无为”变“有为”。
有人认为，“无为而治”就是“放任自流，不加任何限制干涉”、“不管理或少管理”、“少干涉、少作为”和“有管理而不干涉”等等，这些认识完全是错误的。
因为，老子的“无为而治”并非是不要管理、减少管理，其根本，是在于强调以“契约”为基础的管理。其道理勿需多说，且看历史事实。西汉初，由“黄老之术”所形成的“反秦之弊，与民休息”的大政方针，无疑的，就是西汉初期的“契约”关系的集中反映。期间，汉初统治者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实现社会稳定，和增强国力，维护和执行了这个“约定”，或者说“承诺”。因而最大限度的保障了百姓，特别是农民的利益。但是，在杜绝“伤民”、“伤农”方面，则打击豪强、抑制商贾；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甚至消灭了那些引起社会动荡的诸侯王。可见，“无为而治”就是不要管理、减少管理之说，失之偏颇。
综上所述，老子揭示的“德治”政治思想，它以老子的“无为而治”观、“善恶”观，和“契约”观为条件，因而构成了建立“和谐”社会的条件。那么，这个“和谐”社会是怎样的呢？这就是：统治者只有自觉将“有为”变成“无为”，将“刚强”变成“柔弱”，并甘居“柔弱”的地位，实行“德治”政治，这样，才能够实现统治者的政治立场的根本转变，才能够代表百姓的意志，并使统治者的社会“利益”与百姓的社会“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而使“武”、“戈”止息，出现“德善”、“德信”，和上下“同心”、“同德”的政治局面，以共同实现对社会历史的推进。正是如此，老子的“和谐”社会就出现。
由此可见，老子“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思想，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伟大贡献。其伟大意义在于，如果说“国家”、“阶级”的出现深刻表现为人类“文明”的话，那么，老子“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思想，就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具有承前启后的、至今有着强大生命力的、崭新的“文明发展丰碑”。
注：
[1]、姚文俊，《破译〈道德经〉秘密的一把钥匙》，载于“中评网”、“老子文化网”等等
[2]、姚文俊，《中国压根就没有过国学大师》，载于“学术交流网”、“天益社区”等等
[3]、姚文俊，《史学阶级斗争理论线索探导》，载于1988年第5期《争呜》
